17世纪终于到来了。1600年,即中国明万历二十八年,在西方的历史观中,这是世界现代史的第一年。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对历史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他宣称宇宙既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也没有绝对的边缘,他成为欧洲思想自由的象征;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这一年到达北京,向万历帝进呈自鸣钟、大西洋琴和《圣经》《万国图志》等礼物,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辟了道路;由于地理大发现,引起美洲白银大量输入欧洲,造成银价低落,物价上涨,一种关于货币数量的学说,开始在欧洲流行,认为物价波动与货币数量有直接关系,货币数量增加,货币的购买力就减少;货币数量减少,则货币的购买力增加。这种学说的出现,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对欧洲的贸易政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也有一些事,虽然不怎么起眼,却亦别具象征意义,比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这一年在意大利印了第19次;新的法语版也在巴黎出版了;英格兰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看到广东的金银线绣后,被其精美的用材,细致的绣工,华丽的纹样,深深吸引,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和绒线,模仿粤绣的针法,加工绣制高档服饰;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公司在这一年成立,把向东方拓展,作为首要目标。所有这些事情,都与中国有关。
一本研究欧洲与亚洲历史的著作写道:“随着早期葡萄牙人孤立零星秘密的报告被汇总到一起,加以整合并得到了由地理大发现史家、旅游文学编者、世俗史和宗教史作家们及制图师们,根据从欧洲古典和中世纪传说中取得的资料扩大详述,该世纪上半期通过葡萄牙开始慢慢流入欧洲的涓涓信息在1600年前快速成为巨流。”([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1卷第2册)这就是17世纪来临时的世界:人们都在谈论中国。
1604年1月1日,在欧洲又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国的表演艺术家第一次登陆英国的戏剧舞台,为英国王室进行演出。这一天,被欧洲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文化全面影响欧洲两个世纪的开始之日。
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场面,一位中国魔术师站在英国王室的舞台上,以充满自信的姿态,向着英格兰、爱尔兰国王詹姆士一世(苏格兰称詹姆士六世)——也可以说是向整个欧洲——发表长篇演说,介绍中国的国家性质、实力与资源,并与英国进行比较。他不仅需要对中国了若指掌,也需要非常熟悉英国情况,才能让国王信服。这位魔术师表演的节目,是把几位中国人从遥远的东方,变到欧洲的舞台上。
荷兰继英国之后,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加入了对东方贸易的竞争之列。广州人把荷兰叫做“红毛国”,因为他们大都长着红头发。就在中国魔术师为英国王室表演的那一年,红毛国的帆船正全速驶往广州,试图与中国直接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军亚洲的势头,非常之猛,把葡萄牙的商业据点,逐一拔除,取而代之,成为继葡萄牙之后,中国商品进入欧洲的主要“批发商”。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纷纷通过荷兰进口中国的奢侈品与艺术品。红毛国商人在这股中国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造就了大批暴发户。
在中国曲折而漫长的海岸线上,环集着大批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神圣罗马帝国船只,寻找登堂入室的门径。1635年(崇祯八年),英国伦敦号商船首航澳门。1637年(崇祯十年),明军在虎门与企图硬闯广州的英国船队首度发生冲突,英国人用火炮向沿岸村庄轰击,派遣一百多名水兵登陆,强占炮台,升起英国米字旗,还掳走了几条民船,他们声称此举“非寻衅,惟欲通商”。而广州官府则毅然反击,扣押了对方的货物和几个偷偷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广州商人,其理由亦非寻衅,惟不欲通商而已。英国屡屡无功而返,引起英王不满,查理一世乃授予伦敦的“柯登集团”对东方贸易的五年特权,要求加快与中国实现通商的进度。
1644年(崇祯十七年),即大清顺治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欣德号商船,再次抵达澳门,谋求通商。中国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烽烟四起,人心惶惶。英国人一无所获,再次空手而去。1658年(顺治十五年),又有国王费迪南号、理查德-马撒号两艘英国商船,驶抵广州探路,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来自欧洲的商船,频频叩响中国的大门,清楚地传递着一个信息: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巨变。波涛万里的海洋,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能够把握得住吗?(待续)
(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原创文章,作者:叶 曙明,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几个世纪都追不回》https://www.gznf.net/column/80575.html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