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被遗忘的广东籍马来西亚华人，发明口罩、分餐制，还让世界第一次听见中国医生的声音……
还记得几年前疫情爆发时，N95口罩一罩难求的场面吗？那时候，它成了全世界最紧俏的防护品之一，很多人以为这是现代美国或日本医学的成果，但其实，很少人知道：N95口罩的雏形，最早出自一位广东籍的马来西亚华人。
1910年冬天，距离清朝灭亡还有不到两年，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极为致命的肺鼠疫，短短几个月，就导致超过六万人死亡。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瘟疫，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
早在东汉、唐末、元末、明末，大疫频繁爆发，有时甚至成为压垮一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在那个年代，传统中医虽有对个体的经验治疗，却对传染病的群体传播几乎无能为力。既无隔离观念，也不了解空气传播，更缺乏检疫制度。疫情一来，往往就是“十室九空”，朝廷束手无策。而这一次，却因为一个年轻医生的到来，历史被改写了。伍连德，1879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槟城，祖籍广东台山。他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曾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德国哈勒大学等地专攻传染病和细菌学。1908年，他被聘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正式踏入中国官医系统。
当东北鼠疫爆发后，他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哈尔滨。当时，日本和俄国医生普遍认为这是“腺鼠疫”，只会通过跳蚤传播，人传人不可能。而病人却在短时间内高烧、剧咳、吐血而死，情况迅速失控。为了找出真相，伍连德冒着触犯传统的风险，在一间昏暗的客栈屋里，对一具尸体进行了秘密解剖。他发现病灶集中在肺部，显微镜下出现典型鼠疫杆菌，证实这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人际传染性肺鼠疫。
他的判断很快被法国名医迈斯尼公开反驳，对方认为飞沫传播根本不成立。可没几天，这位反对者自己也因感染鼠疫不治身亡。在极端恐慌之中，伍连德主导制定了一整套现代防疫体系：封锁铁路、建立隔离病房、检疫制度、划分疫区、配发口罩。他发明了一种用纱布和药棉制成的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既简单又有效，被认为是N95口罩的雏形。
他还注意到，中国传统合餐习惯可能造成飞沫交叉污染，于是主张使用公筷公勺，并提出旋转餐盘的设计——由衙门主厨在八仙桌上安装可转动圆盘，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从此，这套设计成为今天中餐桌上常见的“转盘圆桌”的原型。即便如此，疫情仍难控制。他意识到，成千具棺木露天堆放在冰雪中的乱葬岗，是持续感染的源头。伍连德冒死建议：焚烧尸体，这个提议挑战了“入土为安”的几千年传统，他与施肇基等人奔走呼吁，终于在1911年正月初一，组织哈尔滨郊外焚烧尸体。那一夜，火光冲天，也照亮了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页新章。
接下来的日子里，哈尔滨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3月初，傅家甸首次出现“零死亡”。到了4月中旬，疫情被彻底控制。这场夺走六万条生命的大疫，就此划上句号。伍连德的事迹震动全世界。1911年4月，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11个国家的学者在奉天开会讨论防疫经验，他被推为大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本国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学术会议。
之后，他没有选择仕途或海外高薪，而是继续投身中国的医学建设。他参与创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倡导公共卫生教育，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东北第一所医学高校——滨江医学专科学校，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他还协助北洋政府建立防疫制度，主张恢复中国对海港检疫的主权。最可贵的是，他始终淡泊名利，三辞国家最高卫生行政官职：1911年拒绝出任民政部卫生司司长，1913年袁世凯邀请他做卫生署署长，他再次推辞。1928年南京政府的军医署署长任命已下达，他依旧坚决辞职。他出身清廷体系，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主动请命，要求组建红十字医疗队，一视同仁地救治交战双方。他相信：医学的使命高于政治立场。
在中国工作近三十年后，抗战爆发后，日军攻占上海，伍连德被迫离开中国，回到马来西亚槟城，继续从医、授业，并于1959年出版了英文自传《鼠疫斗士》。序言中，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然而，在1965年，他与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却被当作“封资修”的批判对象，只因书中对中医评价不高。原计划公开批判，却因政治运动的爆发被搁置，中文译本只印了十五册，连批判都无人顾及。直到“非典”之后，人们才重新想起伍连德这个名字。他的雕像重新立在校园，他的故事再次出现在教科书里。伍连德留下的不只是口罩，更是一整套现代公共卫生的思想框架，也是一种面对瘟疫与恐惧时，守住理性、守住生命价值的信念。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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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劳震宇，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N95口罩：竟来自中国百年前一场瘟疫？》https://www.gznf.net/story/152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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