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任何一本关于建城历史的书，都会提到“任嚣城”，在仓边路至芳草街之间。但任嚣真的在这里建过一座“城”吗？依我之见，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充其量只能算南海尉的辕垣，称“寨”更为合适。

在这所范围不大的城寨里，驻扎着任嚣的卫队。按照秦制，校尉的卫队，可达千人，以任嚣城寨的规模，恰好容纳得下。深秋时分，城寨内外，旗帜飘飘，戈钺如林。营垒的西边，是屠睢建的大型船坞，黑乎乎的船台轮廓，耸立在余霞返照，残月衔山之间，显得无限苍凉。东边是岗丘起伏的荒野，秋霜满地，战马咴咴，刁斗相闻。四面不见平民百姓的屋舍，不见稼穑桑麻，没有人捕鱼，没有人打猎，那些从大海彼岸划着船来交易的人，也因战乱而消失无踪了。

这种死寂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岭南也没有恢复过来。几十万的秦军，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万水千山迷远近，不知乡关在何处。年老的解甲归田，死了就在当地掩埋，连骨头也回不了家乡；年轻的被分派到各地屯守，有的被派去粤北山区，承担艰苦的劈山开路工程。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越人对这些入侵者恨意难消，远远看见都要绕路走；而秦军对越人也深怀衣袽之戒，不敢稍懈，生怕单独外出时，后脑勺会冷不防挨上一棍子。加上双方语言不通，越人讲越语，秦人讲关中语，好比鸡与鸭讲，谁也听不懂；生活习惯差天共地，越人吃稻米鱼鳖，秦人吃小麦，闻鱼腥而欲呕。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很难建立正常交往，更谈不上互信。

症瘕很快就凸显出来了。秦军既已绝了还乡之望，又融不入当地，怎么解决结婚生子的问题？几十万单身怨男聚在一起，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赵佗立即给他上书，请求朝廷派三万名未婚女子到岭南，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实际上是想解决官兵成家立室，传宗接代的问题。虽然三万女子，仍属杯水车薪，但至少让大家有个盼头。不料秦二世很小气，把赵佗的要求砍了一半，只准一万五千女子到岭南。这批女子是怎样到岭南的，史无记载，想象之中，搭载着一万五千女子的庞大船队，从灵渠驶过，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有人一本正经地计算：一个妇女可为五个军人缝补衣服，赵佗要求三万妇女，也就意味着秦军有十五万人。这种思维方式，有点钻牛角尖。中国古人写史，往往不注重数字的准确性，而更在乎它的文学气势，“五十万大军”“十万军工”“万五妇女”，其实都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一万五千妇女与数十万秦军，无论是为了结婚生子，还是为了缝破补绽，都不成比例。更多中原军士，虽然不情不愿，最后还是要被迫走出自己的“方言岛”，学着与当地土著交流，学着吃蚺蛇，学着唱越讴，学着和土著妇女谈情说爱，同时越人也向他们学北方的“雅言”，学中原的夔龙礼乐。当他们交往日多，互相熟悉起来以后，才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可怕，戒心逐渐放下，隔阂也慢慢化解。久而久之，中原人与南越人的血统，便混在一起了，他们就成了广府人的祖先。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中原再度陷入大乱。有星卜家称，五星会于东井，东井为秦分，南斗为越分，两分相背，乃秦亡越霸之象。任嚣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岭南虽然奉大秦为正朔，但自任嚣掌管岭南政务后，才深切体会到，岭南和中原，天南地北，异习殊俗，完全不是出兵前想象的那样，死搬硬套中原那一套，根本行不通。但朝廷里发号施令的人，不会明白这一点。因此，当陈胜、吴广起兵后，任嚣便动了借星象之说，自立门户的念头了。

腹案还在酝酿之中，任嚣却忽然患上重病，药石无效。自知不起，便匆匆把赵佗从龙川召来，吩咐后事。任嚣对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秦新道以自备，待诸侯之变。会病甚，不能有所为。” 他把郡尉的印绶托付给赵佗，然后，说了一段在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话：“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这段话，被后人次引用了无数次，足以青史留名。

任嚣不久便病逝了，遗体葬在城西，有人说就在解放北路迎宾馆，还凿凿可据地指出，宾馆里某个隆起的土坡即是。但并没有实物可证，只能聊备一说。赵佗从龙川迁到番禺，继续驻剳任嚣城，人们改称为赵佗城。作为郡尉的继任者，进驻原来的郡尉官署办公，是理所当然的。顾祖禹说：“及赵代嚣，益广嚣所筑城，今谓之赵佗城。”清人梁廷枏在《南越五主传》中也说：“（佗）既代其官，宜即居其署。”因此，所谓赵佗城、任嚣城，其实最初是同一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任嚣时叫任嚣城，赵佗时叫赵佗城。赵佗接篆后，开始紧张地准备兴兵，亦无暇去建造新的官署。禺山上的南越王宫署，是若干年后才兴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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