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

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报纸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左图 康有为 右图 梁启超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

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左图 黄遵宪右图张荫桓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玕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天朝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洪仁玕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左图邹伯奇 右图陈启沅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陈炯明

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郑正秋

写到这里，或者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左图 詹天佑 右图 冯如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别人在计划做生意时，都是考虑能赚多少钱，但祖籍番禺的霍英东先生说他是考虑自己能承受亏多少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广东人，还有这种勇气吗？还有这种毅力吗？还可以再创辉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