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垮台，11月9日，广州易帜。革命党振臂疾呼：帝制已死，民权当立！但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大家并不很清楚。最初的理解，就是剪掉作为异族臣民象征的辫子。胡汉民当选为广东都督，马上发出改元剪发的通告：“我国旧俗，皆总发为髻；惟吴越之间，有蓄发者，有剪发者，未闻辫发者也。辫发非我国之礼。迄自今始，宜一律剪辫发以芟荑国耻。”发布通告的日期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日”。

辛亥革命前，很多留学生、华侨和革命党人都剪掉辫子了，广州人走在全国前面，倡导剪辫运动，商人何乐琴登高一呼，发起华服剪发会，宣布宣统三年（1911）12月31日实行全体会员剪辫，得到大家响应。但这天还没到，革命就爆发了。年轻人拿着剪子，到处帮人剪辫。那些不肯剪的人，被追得满街乱跑，哭爷喊娘。但也有人把剪辫看成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要择好吉日，在家中准备只鸡絮酒，焚香拜过祖先，然后才举行“剪辫仪式”。有人在剪去辫子后，燃放炮仗，或上茶楼大摆酒席，庆祝“斩断天然锁链”。

剪短发、穿西装和结社团，似乎是三胞胎。经过清末十年新政的启蒙，人们对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很多人对结社的目的并不清楚，只是出于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的心理，没有煎堆怎么叫过年？军政府成立后，广州几天之内，便冒出了一百多个社团，这里开会，那里演讲，连和尚也有了自己的“广东佛教总会”。

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襟章，以资识别。襟章的质地，再穷也得用缎绸或者洋布做，才可以见人。有钱的不妨弄个铜质或银质襟章，就更是神采飞扬，走路都恨不得要甩水袖、亮靴底了。有的人身兼十几个社团的职务，头上刚剪去辫子，还残留着绺绺辫根，像一蓬烧过的禾杆草，随风飞舞，身上已挂上了十几条五颜六色的襟章；有的家爷仔乸关起门来结个社，阿爷做会长，阿爸做会董，孙仔做干事，一人挂一条襟章，没事上街兜几圈，好不得意。街上随便掉块招牌下来，砸到的不是会长、社长，就一定是理事、董事。

民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批评官员。一位老报人在《民权报》上指责说，胡汉民这个都督不合法，应该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才是正当手续。文章发表后，老人端坐家中，等军警来抓，却没人理他，甚为失落。

报纸流行嬉笑怒骂，挖苦嘲讽的文风，写新闻和写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一样。廖仲恺是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经常到都督府和胡汉民商议财政问题，至深夜才出，记者便挖苦他：“有新官儿仰卧籐兜，口喃喃犹呓经济术语。”胡汉民大怒，斥责这些报纸“专好反对民国军政府而已”。他在给同志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说：“至于报纸，则以能与政府反对为雄。报律未施，警察无力，无法禁止。掩美扬失，其真相未易明。弟以在位之故，不屑与辩。”胡汉民不明白，报纸敢于批评政府，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如果他珍惜辛亥革命来之不易的成果，应该为舆论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胡汉民离任后，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他也要接受舆论监督。1912年1月10日，广州的报纸刊登了燕塘新军即将解散的消息，这是一条假新闻。陈炯明以“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为由，扣留了两名发布假消息的记者。虽然旋即释放，但广州报界公会不肯善罢甘休，17家报馆连署，发表“告同胞书”，尖刻地说：“今日之广东军政府，为广东三千万同胞之军政府，敝同业任监督之责，只知竭力维持，无论何人有违共和政体不规则之行为，必起而纠正之。”面对舆论的激烈批评，陈炯明唯有派警察厅长陈景华到报界公会，听取意见和解释政府立场，取得了报界的谅解，事件最后“和平了结”。

最令广州人痛恨的，是那些打着革命旗号，在广州为非作歹的所谓“民军”。民军队伍混入了大批市井无赖、地痞流氓、绿林土匪。广东革命后，纷纷涌入广州捞世界。据报纸的统计，四千人以上的民军有五路：澳字军六千七百人；兰字军五千五百人；康字军四千五百人；建字军四千人；惠字军四千人。以上共两万四千多人。四千人以下的民军，还有二十五路，共计两万五千万人。人数未详者，有十四路，加起来有十万之众。报纸批评民军“号召党羽，雄据各方，有自称军政分府者，有自称县长者，其时大局未定，军政府亦不得不曲为迁就而承认之”。

胡汉民也承认：“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流为土匪为基本队，更裹挟乡团及防营之遣散者以成其众。”昨天还是乡间的泼皮牛二，今天就成了耀武扬威的司令、管带，打着“惠军”“顺军”“石字营”“黎字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身上穿一件不合尺码的旧西装，就成新式人物了，背后却插着从戏班抢来的令旗，手上拎一支打不响的猪仔脚，肩上扛一支生了锈的火绳长管鸟枪，腰间挂几个用烂布包起的牛奶罐，冒充炸弹，便在广州占街为王，横行霸道，包烟庇赌，嫖赌饮吹，甚至在光天白日之下，抢劫商店，当街斗殴杀人，无恶不作，搅得居民鸡犬不宁，神憎鬼厌。

广州商民为了自保，用杉木在所有大街架起街闸，天一黑就关上闸门，断绝行人。街上没有一盏路灯，漆黑如墨，死寂无声，就像进了鬼城。陈景华肩承治安之责，他是一位铁腕的同盟会员，认为这不是一个革命政府治下城市该有的样子，乃下令所有街闸，必须限期拆除，每个路口都必须安装路灯。商人担心街闸拆除后，治安更难保障，派代表向警察厅请愿，希望保留街闸。陈景华断然回答：你们这是不信任警察，防盗捉贼是警察的事，不是你们的事。他保证“警察将加强巡逻，确保治安”。

为了恢复广州秩序，陈炯明以雷霆手段，把三山五岳的“民军”扫荡一空，有些敢于抵抗的，就用武力消灭，有些遣散回乡，有些改编成工兵，准备派去拆城墙、筑马路。尽管这些举措后来被人说是“鸟尽弓藏”，但至少还给了广州人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改元，民国纪年与西历纪年并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告诞生，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对开万世太平，充满热烈的期待。但仅一个多月，孙中山便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南北分裂，接踵而来，乃至国无宁日，民难将息。

对小民来说，无论皇帝坐龙床，还是民国大开张，日子总是要过的。广州兵不血刃，和平过渡到民国，是万民之幸。既然不打仗，那就继续做生意吧。民国的天光墟，与大清的天光墟，没什么区别。那些摆摊的人，仿佛三百年前就在这里了，连卖的东西也没多少变化，还是那些破旧的衣服、靴子，来路不明的玉镯、铜镜、佛珠，从官宦人家偷来的顶戴、朝珠，油腻腻的鸦片烟具，空的佛兰地酒瓶，磨损严重的麻雀牌，用了一半的雪花膏，半支鬼佬香水，玻璃发黄模糊的镜子，镜片裂开的眼镜，形形色色。偶尔也能遇上一些比较珍贵的书籍、字画，是家道中落的八旗人家，不好意思拿去当押，偷偷在天光墟出售。

1918年，政府为了筹措资金，把位于城西的将军府部分地方，改建为市场，出租做商业摊档，打算坐收租金。但推出市场后，商人嫌租金太高，竟没人愿意承租。最后荒废在那里，被小摊小贩据为己有，又成了一个“老鼠货”泛滥的天光墟。1929年，政府曾一度禁止天光墟，但不久又冒出来了。

城里的叫卖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广州人习惯把商品集散地称作“栏口”，货运主要依赖水路，栏口也大部分设在珠江边。竹木柴炭业有柴栏、杉木栏、桨栏、竹栏；米业有糙米栏、沙基米行；油业有油栏、豆栏；水产品类有咸鱼栏、塘鱼栏；猪有猪栏；牛有牛栏；鸡有鸡栏；蛋有蛋栏；菜有菜栏；果有果栏。行栏的主要收益，是向买卖双方收取成交金额2%至5%左右的服务费。

菜栏在五仙门附近，开始是卖韭菜的，亦称“韭菜栏”。至清末民初，已发展起连丰、乐成、乐平、泰来、新大兴、新成记等18家大栏。还有一些专卖蔬菜种子的店铺，黄三兴、范元合、蔡兴利、邓志合是实力雄厚的大店，派人到四乡采购种子回来，四乡的菜种流动小贩，反而要入城购买菜种，再返回四乡的集市墟期摆卖。这些菜种从乡下到城里，再从城里到乡下，转这一圈，带挈很多人发了财。海味、干果食杂的批发市场，都集中在南城墙之外（今一德路），谷栏在一德路西端（仁济路口）。广州最大的果栏、菜栏、咸鱼栏，都在一德路，广州人所说的“去三栏”，就是去一德路。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珠江上还是黑沉沉，各个栏口已灯火通明，落栏买货的零售商、食肆采购商，早早云集码头，栏口卖手站在趸船上，扯大喉咙“喊冷”（喊价），岸上的买手七嘴八舌还价。码头上人头攒动，到处都在装货、卸货，嘈杂的点数声，此呼彼应：“包一有个七，三七突个一，回一剩个六，一共二千七！”在一片闹闹哄哄声中，珠江渐渐泛起晨光。

天亮以后，栏口收市，商人和卖手们便三三两两，到一德路的源源楼、沧海楼、一德楼饮早茶，泡一壶靓寿眉，点两笼叉烧包，聊一下近日的新闻。那些跑惯江湖的人，往椅子上一蹲，唾沫横飞地纵论天下事，一会是“革命党和袁大头打仗了”，一会是“陈景华被龙济光枪毙了”，过了几天，“龙济光被赶跑了”，再过几天，“袁大头要做皇帝了”，可再过几天，变成“袁皇帝死了”。等茶泡过几泡，包子吃完两个，结账离开时，顺便把找回的零钱，换一张山铺票的根，“今天试试手气啊，包管你横财就手。”大家一笑而别。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了。

每天早上，阳光总是先照亮越秀山顶，然后向城里延展，把黑夜的阴影驱散。都城隍庙外一百多档医卜星相，依时开档了，求神问卜的市民，络绎不绝。不计其数的补鞋档、生果档、云吞面档、旧书摊、飞发铺、古董玩具店、饼食店和卖鱼生粥、汤圆、河粉的流动小贩，卖治蚊符、止血符的道士，都开始做生意了。卖鱼佬把㓥好的鱼一条条摆在路边，不时用竹扫往上面洒水，过路人猝不及防，衣裤也沾上点点污水。从四乡入城揾食的妇人，挑着箩筐，三五成群地在人丛中穿行，嘻嘻哈哈，大呼小叫。笠记牛记满街走，叫卖声也更加嘈杂，如鹅鸭出栏，蛙鸣蝉噪一般，这边喊“仁棯王，仁棯王，砂屎嘅仁棯王，买番个仁棯王，一粒嗒真下”，那边喊“大塘石榴靓夹香，胭脂石榴又够平”；还有肩披红布，左手握一条木雕小龙舟，右手拿根木棍和小锣，胸前还挂面小鼓的盲公，每天依然在那里敲着小锣小鼓唱龙舟：“天生朱红主为尊，要结桃园四海同……”

“讲古寮”里的讲古佬，每天下午在那里说书，听众也还是那些贩夫走卒、屠儿咕哩，为口奔驰了一天，筋疲力尽，就等着讲古佬把茶壶往桌上一放，把香点燃，再把惊堂木一拍，说一句：“闲文少叙，书接上回……”一天的疲劳就忘记了。在“讲古寮”外面，围了一圈“打古钉”（听说书不付钱）的人，个个伸长耳朵，听得津津有味。叫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在听众中钻来钻去，“花生肉，南乳肉，重好食过焗腊肉！”“良乡风栗，新鲜炒熟，剥壳九里香，食落百日味，嚟啦，食过都会返寻味！”卖云吞的得得声，卖豆腐花的当当声，人力车仔的叮叮声，每天像雾一样弥漫在街头巷尾。

辛亥革命，广州是全国唯一和平易帜的省会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孙中山回国时，人们兴奋了一阵子；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时，人们又兴奋了一阵子，但兴奋过后，还是照旧买包南乳花生，到“讲古寮”听古。他们的太爷小时候就听《薛仁贵征东》，现在他们还在听《薛仁贵征东》。

每到七月廿四城隍诞的凌晨，民众便聚集都城隍庙外席地露宿，名为“打地气”，据说城隍会报梦预告一年祸福。从忠佑大街到府学东街、府学西街，密密麻麻，挤满了来拜神祈福的人。最虔诚的上香者，从大东门、西门口就开始一步一拜，一直跪拜到都城隍庙前。

城隍诞当天，庆祝与祈福活动达到高潮。“番禺进香会”的大队人马，高举着长二丈宽三尺的巨型神幡和无数彩旗，打着红底黄字大纛，由醒狮开路，从东面前遮后拥而来；“南海进香会”的队伍也同样高举巨型神幡，打着黄底红字大纛，以佛山飘色前导，从西面浩浩荡荡而至。两支队伍在城隍庙前会合，道路两旁万众欢腾，爆竹声声震耳欲聋。庙中道士造符箓，卖给上香的信众。

每年的观音诞生日、观音成道日、观音出家日，越秀山观音殿、聚龙大街水月宫、西关蓬莱桥水月观音殿、十一甫大巷观音庙等观音庙，乃至大小寺院，照样香火弥天。受到信众顶礼的，不仅有各个菩萨，还有童目天女、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树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风神、土神、山神、地神、宫殿神等一切眷属。中秋之夜，西关的小贩依然满街叫卖“撞卦木鱼赢”（木鱼书，讳“输”而称“赢”），妇人争着购买，等月亮升起后，翻开书册，根据翻到那一页的内容，判定事情的吉凶。

大户人家照样争着请瞽姬到家里唱木鱼《观音出世》，一唱两三天，摆神供，演酬神戏，做法事；普通人家也凑钱请盲公到街头巷尾唱《观音现世》《观音化银》《观音十劝》，三弦一响，“第一劝人要食斋，无灾无病无疮癞；第二劝人要诵经，诵经拜佛志虔诚。”唱的人很投入，抑扬顿挫，七情上面，听的人也很投入，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这些唱本唱了上百年了，有皇帝时唱，没皇帝时也唱。一切仿佛都没有变化，也不会有变化。

（图片来自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