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广东省财政厅长古应芬却担心，广东的金融财政，万一受到南昌起义和蒋下野的消息影响，发生动荡，那会是噩梦的开始。

事实证明，古应芬的担心不无道理。噩梦确实已经开始了。上午10时左右，古应芬接到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的电话，中央银行南堤总行、西堤分行、永汉兑换所，一开门就出现挤兑人潮，而且来势凶猛，蔓延迅速，受中央银行委托，代兑货币的鸿兴、永信、广信、裕德、协六各大银号，都受波及。

古应芬赶往南堤。当他的汽车停在中央银行门口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成百上千的人拥挤在银行门口，毫无秩序，混乱不堪，像一群炸了窝的蚂蚁，“契弟！”“冚家铲！”“丢那妈！”的咒骂之声，响彻云霄。古应芬匆匆溜进银行。行长黄隆生、副行长林丽生把他迎入行长办公室。

广东中央银行

“怎么一下子会这么厉害？”古应芬问。

“不知道。”黄隆生说，“昨天中纸在市面上兑换，还是升水8毫，今天一开市就变成补水8毫。其他几个兑换所的情形更糟。好像得了什么传染病似的。”

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称为中纸，由于发行量不大，随发随收，一向信誉卓著。广东流行的各种货币，无一可与中纸抗衡，即使以银元兑换中纸，每百元也要补水1～2元。北伐以后，军费急剧增加，1924年政府的开支仅0.1亿元左右，到1926年已经暴涨至1.4亿元，不得不挪用中行的准备金，这时库存基金仅得480余万元，不及发行额四分之一。政府北迁后，宋子文把大量库存现金，调往武汉，以致中行的准备金，进一步大幅锐减。中纸信用，开始受到动摇。但也不至于一夜之间，演变成堤围崩决，丧钟长鸣之势。

黄隆生接着说：“我看这次挤兑潮来得如此突然而凶猛，可能有人在背后操纵。最好请军警当局派人明查暗访，找出元凶，才能从根本上平息风潮。”

“事不宜迟。我马上找公安局邓彦华局长，请他帮忙。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只能把所有现金集中起来，先解燃眉之急。”林丽生说。

“能支持多久？”

“看这势头，不出一个星期。”

4天以后，8月19日，挤兑狂潮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陷于无理智的疯狂之中。这天早上，兑换率低折至九八、九七。古应芬守在电话机旁，不敢移动半步。中午，黄隆生向他告急，兑换率进一步下挫至九三、九二。下午3时，已经出现九折了。

广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

古应芬打电话找邓彦华，邓彦华说已经派了大批军警，到各银号、钱庄查探，严拿低折者。下午4时，古应芬桌上的电话再次响起，是公安局打来的，市面上大部分商店和小贩，都已经停止使用中纸了，一些商办银行和钱庄，也宣布停止兑换中纸。

“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古应芬恼怒地说，“可恶的商人，居然趁火打劫，拆政府的台，是不是要搞第二次商团叛乱？”

“不要犹豫了，”邓彦华说，“把那些闹事的契弟统统抓起来吧！”

古应芬略一迟疑，“好，请邓局长动手吧。”他立即又打电话给林丽生，请银行今天提早关门，“明天8月20日是廖仲恺逝世两周年纪念日，银行放假；后天是星期天，也是假期。等过了这两天，情况也许已经好转了。”

“不行，”林丽生大加反对，为了安定人心，不仅不能停兑，而且假期也应该继续兑换。

当晚，军警出动，拘捕了十几名拒用中纸的商人。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公安局联合发出布告，呼吁人民勿信谣言，严禁低折中纸。星期天虽然是假期，但银行照常开门兑换，并延长兑换时间。但挤兑之风却愈刮愈猛，人群汹涌而至，攀窗撞门，如醉如狂，仿佛不把纸币换成银元，就要在银行门口寻死寻活似的。

形势已经一触即溃。古应芬无计可施。黄隆生、林丽生、邓彦华邀请总商会会长邹殿邦、银业公会会长李子平开会，商讨对策。银行和商会的意见都是增加兑换点，以表示中行资本雄厚和信誉卓着。林丽生提议把西关太平街西荣巷银业公会，作为临时兑换处。黄隆生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古应芬

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几辆汽车从南堤金库运载现银到银业公会。站在汽车踏板上的士兵，汗水湿透了全身。银业公会通告全省，吁请各界相信并维持中行威信。21日下午，市面渐趋平静，银行门口的人潮退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等候兑换。中纸恢复十足通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22日，南堤总行准时开门营业，情况果然大有好转，等候兑换的人虽然还有不少，但秩序井然，这是好的迹象，表明人们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如无意外，下午应该一切正常了。上午11时，一名银行职员穿过营业大厅，打算到门口看看还有多少人在等候兑换，当他经过临街的窗口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突然从外面飞入，落在一张藤椅上。他扭头一看，那东西正在滋滋冒烟，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尖叫一声：“炸弹！”情急之中，竟抓起那团东西往窗外扔。

窗外挤满了等候兑换的顾客。

一声猛烈的爆炸，好像整幢大楼都在摇晃，所有玻璃都被震碎。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被震得东倒西歪。门外的顾客，被这天降横祸，炸得血肉横飞，两人当场毙命，13人重伤。地上布满了鲜血和人们争相逃命时遗落的鞋子、皮包等物品，一些存单和纸币被气浪卷上半空，飘飘扬扬，飞落珠江。

守卫队和警察立即封锁了现场，广州警备司令部谍查队、公安局保安队接报后，倾巢而出，封锁了长堤、永汉路、天字码头一带街道。但一直搜查到入夜，也没有抓到掷弹的恐怖分子。

次日，由于谣言满天，挤兑再掀狂潮，各银号、钱庄纷纷拒绝兑换中纸，暗中却将中纸折低，每千元竟要补水40元。下午，黄隆生到晏公街总商会，邀请各行商董50多人，召开拥护中央纸币的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定，由各行商先筹300万元给政府作准备金；无论买卖汇兑交收还款，凡满1元以上者，一律须用中纸。但邹殿邦附加了一项提议，应由商界检查政府发行钞票和基金情况，并公诸于众，让公众了解真情，以便平息风潮。虽然明知是商界乘机摸政府的底牌，但古应芬别无选择，只好同意。

邹殿邦是北园酒家的创办人

然而，就在中行邀请广州市各商会、银业公会代表检查中纸发行及保证金情况的同时，事态进一步恶化，市内各银号、钱庄竟一律关门；其他商店、小贩也拒绝使用中纸，视其为不祥之物，即使不敢拒用，也极力抬高物价，以“挽回损失”，导致全市物价狂升。中行在广东境内流通纸币不过1700万元，到8月27日，已经兑回近1000万元。

金融面临崩溃。

8月28日，李济深将军从广西匆匆赶回。立即召集古应芬、徐景唐、黄绍竑、邓彦华开会。李济深问邓彦华：“你查了这几天，有什么发现没有？”

“据我们对一些兑换者进行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大部分不是普通市民，而是成群结队来的，几乎霸住了兑换处。一般市民难于兑换，只好到其他银号高价兑换银元。”

“这么说，”古应芬说，“那些成群结队的人，可能是其他银号雇来捣乱的罗？”

邓彦华点了点头，“还有一个情况。据黄行长说，银业公会的临时兑换处，几乎被银业界和商界垄断，第一次运去50万银元，顷刻兑光。后来愈兑愈凶，现银不断运去，像填进了无底洞。”

“看样子是银业界、商界在混水摸鱼。”黄绍竑说。

“对他们，已经是有求必应了，”古应芬叫起来，“他们还想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李济深说，“他们要检查银行金库，你们就让他们检查；他们要在银业公会设临时兑换处，你们就让他们设。我知道你们的用心是好的，但照你们的做法，这事一百年也没有个了局。从明天起，我们要硬起来。我们硬了，他们就软了。你们信不信？”

“李主席有什么锦囊妙计？”邓彦华问。

“对那些人不需要什么锦囊妙计，”李济深说，“从8月30日起，银行停兑5天。这次风潮，银业界和商界也捞不少了，我要他们借钱给政府渡过这个难关。唔，让他们出多少好呢？”李济深想了想，“出1000万不算过分吧？商会600万，银业公会400万，限5天内筹足。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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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

“如果他们抗命呢？”邓彦华问。

“他们凭什么？”李济深双手一摊说，“谁敢抗命，你公安局去拉人封铺就是了。哪家商店抗命，就把他的账簿提往财政厅封存，库存现洋和钞票也封存候办。再不行就取消其商业牌照，永远不得开业，财产全部充公。这样他们总不敢抗命了吧？”他让大家放心，不会有第二次商团之变的。

商界很快就屈服了，但银业公会的400万却迟迟不见缴付。8月31日，政府召开银业界全体会议，许多人竟不出席，致使会议流产。不少银号将现银运往沙面租界保存。

李济深训令古应芬、邓彦华：如果银业界在午夜12时之前，仍无承认表示，就由财政厅按商业牌照税额分配，并派军警将各银号、钱庄前后门窗，一律贴上封皮；如果明天晚上仍未解决，就封存账簿；拒不缴款及企图逃跑者，则吊销牌照，永远不准复业。

当晚，全市有240多家银号、钱庄，被教导队、保安队和警察贴上“广州公安局封”的字条。店内人员一律不准外出，每店由两名士兵看守，并宣布当局命令，各店按商业牌照税额，每千元缴纳450元；当日缴清，一日不缴，次日将账簿提走封存；3日内不缴清，没收账簿，以破坏金融及反革命罪论处。

9月1日，银业界屈服。以全市银业资本800万元计，凡1万元资本者，认缴5000元，3天内交清400万元，概以中纸缴纳。由于市面流通的中纸，已经不多，各银号为凑足款项，不得不尽量吸收中纸，兑换率遂由原来的九折、八折，一变而为每百元补水2～3元，超过了中纸最硬时的水平。

当局拘捕了银业公会会长李子平，查清此次风潮的来龙去脉，完全是银业公会、商会勾结财政厅的部分官员、银行的高级职员，为了炒买中纸，在幕后推波助澜所致。

初时以延迟付款和连续到中行兑换巨额款项等办法，使中行资金，一张一弛，造成中纸市价波动；挤兑风开始后，林丽生提出在银业公会设临时兑换处，兑换权由邹殿邦、李子平等人把持，他们将从中行兑到的现银，在市面以低价收购中纸；又派人包围银行，使一般市民无法兑换，只得以低价兑给银号。如此上下其手，暴利滚滚而来。

9月6日，广州政治分会提出查办案，严厉追查，财政界一片中箭落马之声，有人收拾细软，漏夜逃亡；有人划清界线，举报同僚；有人引咎请辞，拭泪下台；有人求神问卜，设醮修禳，希望神仙指点迷津。邹殿邦闻风而逃；林丽生亦溜之乎也；财政部所有处长一律撤职；财政厅禁烟总处处长、筹饷处处长、印花处处长、会计课长被拘；一批高级职员被捕；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司法厅长辞职；古应芬也以“不能防范于前”和“才力之不逮”为由，辞去省财政厅长，由黄绍竑的好友冯祝万接掌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