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后台留言，建议我讲讲民国之后的历史。我说我还是讲古代史好了，反正科技虽然进步了很多，人性倒也一直没什么变化。
今天又来讲讲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的时候，为了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不是个空想主义的改革家，他在把新法方案递给宋神宗之前，他曾经在多个地方亲自试验过自己设计的新法，效果非常好。
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并不是空中楼阁，只要执行得当，是既能给朝廷增加收入，又不会加重普通百姓的负担的。
例如著名的青苗法，设计上是很有人情味的。青苗法规定，农民如果没有钱购买种子，可以用较低的利息向地方官府借贷，然后等庄稼收成之后再行归还。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官府抢了地方上的高利贷商人的生意，而农民承担的利息也比较低。这样既增加了官府的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唯一吃亏的就是高利贷商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
听起来真是太美妙的设计了。
可是到了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一是摊派，二是天灾。
在新法推行之前，虽然高利贷商人收的利息比较高，但并不是每户农民都需要借贷。而新法推行之后，朝廷就把新法创收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虽然皇帝嘴巴上说不许搞摊派，不许强迫借贷，不许层层加码，但眼看着创收高的官员节节升官，你搞不搞摊派？地方官吏找上门叫你借青苗钱，你一个普通农民敢不给面子？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结果，一大批原本不需要借钱买种子的农民也”自愿”借了青苗钱。
偏偏老天爷不给面子，新法推行之后，有很多地区遇到严重的旱灾，庄稼收成不好，借的青苗钱亏掉了。
如果像之前借的是高利贷商人的钱，虽然也很要命，但毕竟人数比较少，影响的面不大，再东挪西凑拖延时日也还可以；可现在借的是官府的钱，那些地方官吏要向上面报政绩，怎么可能让你拖延？大家都借了钱要还，谁还有余钱借给你？
地方官吏不顾灾情，大力催收之下，自然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后来，有个看管京城城门的小官吏叫郑侠的，偷偷写了封上书，夹在送给皇帝的文书里，递到宋神宗面前，痛诉青苗法造成的影响，还画了一幅《流民图》给皇帝，并且还发誓说如果废除青苗法之后三天不下雨，皇上你就把我砍了。
吓得宋神宗赶紧暂停新法，结果过了两天还真的下雨了。
按道理说，王安石和宋神宗当然不希望新法伤害百姓的生计，但问题是他们考核官员的标准，不是百姓生计如何，而是新法的创收有多少。既然考核的是新法创收，地方官员自然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借青苗钱，也自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催收贷款。
你当然可以认为这些地方官员没有人性，不顾民间疾苦。问题是他们如果不干，交不了差，皇上会炒他鱿鱼，换个人来干啊，下一任说不定更没人性？
既然自我牺牲也没有用，那当然是选择先保住自己的官位再说咯。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政策设计不合理，而有可能是考核标准出了问题。就像青苗法，如果不考核创收效果，而是考核扶贫效果，那出来的效果肯定完全不一样，地方官吏可能会用力借钱给贫困户，然后完全不管他们会不会还钱——当然，这又跟宋神宗富国强兵的目标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