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6日是惊蛰，雷声响起，广东进入了前汛期。在锋面和低空急流的作用下，带来了连场暴雨。灰黯的、乌紫的浓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瞬间聚拢成海，朝同一个方向疾驰。风雨交加，雷声沉闷而持续，好像地壳深处有什么东西睡醒了；大雨如同一幅不透明的白色布帘从天而降，被风吹得上下翻滚；迅猛有力的雨点，落在朦胧的珠江水面、落在大街小巷，噼啪作响，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被风收走。

这场暴雨，似乎要把大地郁积了十几年的闷气、怒气、怨气、烦气、病气，一次过痛快地倾吐出来，荡涤净尽。

每个人都感觉到，舞台正在搭起，鼓点愈敲愈急，灯光由暗转明，帷幕一点点拉开，一出气势磅礴的历史大戏，即将开演。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第二天，该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这是序曲的奏响。过去与未来，都将在这场暴雨中，飞扬、起舞、喷发、沸腾。中国人的面前，再次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多少人在风雨中等待，倾听雷声，期待明天会虹消雨霁，阳光灿烂。

所有人都在等着明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都在等着。

1978年是不断上演奇迹的年份，难以置信的消息纷至沓来，让人相信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奇迹。这一年，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被撤销；中小学的农村分校一律停办，升学考试也恢复了，昨天还土头灰脸的老师们，今天满面春风回到了课室里；右派一律摘帽；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了；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统统除去恶名，可以正常做人了；堆积成山的“文革”冤假错案，开始复查，几年前，一群广州青年张贴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轰动全国，被诬为反革命集团，也悄悄平反了；当年的“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被扫地出门的“臭老九”们，红光满面地回到原单位，教书的继续教书，演戏的继续演戏，作画的继续作画，写诗的继续写诗。广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举办“新年诗歌朗诵会”和“新年音乐会”，广东画院举办习作展，文化公园举办摄影艺术展览；广州动物园来了一批新动物，有四不象和黑猩猩；市花木公司养了30万尾金鱼，准备在春节游进千家万户；流花湖公园新开辟的芙蓉洲游览活动区开放迎客了；荔湾湖公园建了一座可以搭载52人的电动转盘，上面有小马、小鹿、飞机、飞船，小朋友的尖叫声与欢笑声，在湖面回荡，让人感觉到处处是春天的骚动。

当《人民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述年轻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时，社会沸腾了，多数人对文中引用的公式、定理，都是云里雾里，作者本人大概也不懂，但因为以科学家为主角，足以造成巨大轰动：时代要变了！科学重回舞台中心了！作家们也万分惊喜：原来不是非要写工农兵不可了！

消失已久的“珠江夜游”再度起航；端午赛龙舟的鼓声咚咚擂响；各种体育协会恢复了；第一批特级厨师、点心师、糕点师、宴会设计师、肉食加工工艺师、钟表修理技师、配镜验光技师、理发师、摄影师，喜气洋洋地领到了证书。《广州日报》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泮溪酒家特级点心师罗坤、北园酒家特级厨师黎和、特级点心师陈勋、肉食加工工艺师廖干、宴会设计师徐少荣和南园酒家特级厨师刘邦。据说罗坤会做一千多款不同的点心，有九位日本人不相信，跑到泮溪酒家，要求他每天做16款不同的点心，4款甜的，12款咸的，价钱还要不低于16元，连做一个月。罗坤欣然接受。这几个日本人吃了一个星期112款不同的点心后，彻底折服了，自动放弃继续试吃。罗坤名声大噪，应邀到服务行业的“七·二一”大学讲课，传授点心技术，编写《广东点心》专著。这真是一个扬眉吐气的高光时刻。

尽管特级厨师、特级点心师、宴会设计师的手艺，博得世人赞叹，但在平头百姓看来，那些都是为外宾服务的，广州人的梦想其实很简单，不是每天吃16款不同的点心，而是不用再为“七鲜”（鲜菜、鲜肉、鲜鱼、鲜蛋、鲜奶、鲜果、鲜花）发愁。广州历来是“近郊种菜，远郊种禾”，1978年的广州市民，每天要吃掉230万斤蔬菜（一年到头只有19天吃菜少于170万斤），全靠扬箕、猎德、岑村、冼村、石牌、三元里、下塘、望岗这些近郊农民提供。但在“一大二公”体制下，农民连种菜的兴趣，也几近消失殆尽，菜市场经常空空如也。

农村不改革不行了。改革就从蔬菜开始。广州市农业委员会的蔬菜处，进行了一项改革：让蔬菜的价格，适当灵活一点，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波动，上限为40%，下限为20%。1978年7月21日，他们拟了一个方案，尝试放开蔬菜价格，用价格刺激生产。广州的蔬菜价格一下子涨了40%，白菜一斤涨了两分钱，引起了轩然大波。工厂有些工人气愤地摔碗摔碟，大骂菜贵。甚至部队也有反应。

当晚，省、市革委会相关人士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紧急刹车，第二天又召集郊区的公社书记、市区的区委书记，到越秀宾馆开会，下令中止这项改革。好在从第三天起，菜价开始回落，成效初显，给了“放开派”一些事实支撑，但因为“上头”已大发雷霆，不得不暂时止步，重新调整。最后“放开”与“收紧”的意见达到妥协，把价格浮动的幅度，调整为上限20%，不设下限。

价格浮动，固然是一记妙招，生产队收入增加了，但怎么让钱进农民口袋，才是成败关键。1978年广东农村的人均收入，只有区区77.4元。广州东郊有一条扬箕村，开村于北宋年间，历史悠久。1951年扬箕村成立姚浩鹏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华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四个互助组之一。1958年扬箕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称生产大队）作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派代表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但花团锦簇的外表，难掩一穷二白的现实。1978年，这条有四千多人的古老村子，集体存款只有150元，固定资产59万元。

办法就是搞包产到户。扬箕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田分给农民自己耕作，种下了芥兰、冬瓜、椰菜、菜心和白菜等蔬菜，运到东山、龟岗、黄花等市场出售，月收入一下子从不到10元猛增至30元，很快又长到100多元，大家喜笑颜开。整个郊区都跟着搞起来了。什么叫做“联产承包责任制”？据当时的解释是：“这个‘包’字实际上分两个阶段，刚开始叫联产责任制，后来才是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是不同的。初期阶段就是分给你一亩菜田，定一个写成额，超产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比如规定一亩要收5000斤菜，要是你收到7000斤，那多出的2000斤中的80%归你，20%归生产队，这叫联产。”

尽管没有大肆宣扬，但承包风在全省农村迅速刮起来。从化江浦公社禾仓大队迎福里生产大队和凤院大队黄一、黄二等三个生产队，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炭步公社大涡大队，也试行“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人人都喜欢“包产到户”的，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味道”太浓。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农村部一位副部长严厉责问广州郊区的领导：“你们郊区胆子大了，你搞包产到户，考虑后果没有？”

这位领导说：“这是联产责任制嘛，不是包产。即使是包产也没有错。”

“你知不知道后果啊？”

“有啥后果？最多不当这个郊委书记。”

不搞联产承包，农民没有活路，这就是结论。1979年9月，广州市有五十多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六十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像神话故事一样，凡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集体与个人收入，都出现节节攀升。下一步，包产到户，水到渠成。农民们在大队的宣传栏，贴上“包字万岁”的口号，他们的坚定信念就是：“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永远不能富。”一年以后，广州市已经五十多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六十多个生产队分田单干。

这时又有另一股潮流，悄悄涌起。1978年的春季广交会上，一位南海籍的香港商人，想委托大沥塑料厂，生产一种国外流行的塑料袋，也让自己家乡发点小财，但这家厂设备简陋，既无技术，也无原料，生产不出来，令港商大挠头皮。这时，广东的外贸人员劝这位港商，不如赠送一套设备和三千吨原料给塑料厂，厂方收取一些加工费，并逐步从产品出厂价格中扣除机器和原料成本。生产每个塑料袋1元钱，塑料厂收取0.15元的加工费。这位港商一计算，觉得“有数为”（划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种模式被广泛复制，顺德大进制衣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南海大沥塑料厂，几乎同时诞生，成为第一代“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

这才不过是个开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多想，只知道办工厂好过下田，挣钱多，不用两脚牛屎、日晒雨淋。东莞办的那个太平手袋厂，工人工资比县干部还高，很多人拎着鸡鸭走后门，都想挤进厂里工作。广州郊区的农民听到这些消息，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没过多久，大约五年以后，扬箕村的七个生产队，就有几百户农民，洗脚上田，到水荫路的钢瓶五金厂、太和岗的支架厂、服装厂、汽车公司打工去了。他们的田地，被东华实业公司征去开发五羊新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