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黑色圣诞之后，日本统治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成了香港人最惨痛的一段记忆，直到今天，甚至成了香港历史的一个特殊符号，一个不会有任何歧义的专有“名词”。老一辈的香港人在形容生活极艰难时，常会用一句口头禅：“仲惨过三年零八个月嗰阵时。”意思是还惨过三年零八个月那时候，可见那三年零八个月在港人的记忆中，是多么悲惨的岁月。

沦陷后的香港，变成一人间地狱。1942年2月20日，日本的“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督，总督之下的行政首长为总务长官，负责协调和监督政府各个部门，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外事部等机构。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首任日本港督，总督部设在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军事总部设在九龙半岛酒店，宪兵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宪兵队队长及负责防务的防卫队队长，与总务长官同级。日本人还征召印度人和香港人当“宪查”，协助宪兵维持治安，搜捕抗日分子。

日軍在香港戒嚴的街道上巡邏

香港没有成立华人的傀儡政府，最初由部分绅商成立一个名为“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的过渡组织，以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如粮食供应和维持治安等。后来，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由华人组成“华民代表会”和“华民各界协议会”（俗称“两华会”），名义上代替了战前的行政、立法两局的角色，前者是矶谷廉介总督的咨询机构，后者负责向前者提供意见，共同承担“消除官民间隔阂”之责，实际上是协助日本人统治的傀儡组织，分别由香港社会名流罗旭和、周寿臣出任两华会的主席。

为了表明香港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地政府在香港岛宝云山山顶兴建一座忠灵塔，纪念阵亡的日军，并使之成为香港的新地标。同时把香港改名为香岛，以昭和十六年取代西历纪年。总督发布的命令称为“香督令”，凡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一律改以“香九”为名；主要的街道、公园、酒店、商店等，都换上了日本名字，昂船洲变成了向岛，香港仔改为元香港，跑马地马场改为青叶峡竞马场，太子道改为鹿岛通，皇后大道东变成了东明治通，德辅道西易名为西昭和通，半山般咸道改为西大正通，宝云路改为雾岛通，半岛酒店换上了东亚酒店的招牌，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兵头花园易名为大正公园，重庆市场改称中兴市场，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松坂屋，《星岛日报》易名为《香岛日报》等。

日軍拘捕西方銀行家, 並將他們囚禁於中國旅館

占领地政府把香港划分为十二区，九龙划分为十区，每个区迫令一个当地绅衿出任区政所所长，听命于日本的宪兵部，负责地区的物资管理、米粮分配、户口调查、街道卫生、人口往来以及其他与华人有关的行政事务。夜间全港九实行宵禁，断绝交通，如果有人在街上行走，随时会被日军开枪射杀。即使足不出户，亦有可能祸从天降，日军规定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张全家福照片，宪兵随时登门检查，按照片逐一核对良民证，万一有人不在，就可以“通敌”罪名，把全家抓进宪兵部拷打，酷刑五花八门，包括用灌水至肚胀如鼓，然后用脚猛力踩踏肚皮，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从宪兵部经常深更半夜传出被拷打者凄惨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相传拔萃男书院成了日军斩杀犯人的刑场。

日军在香港设立了多所慰安所，强迫妇女做日军泄欲的工具。最大规模的慰安所设于湾仔由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带的四层唐楼内，高级人员慰安所设于湾仔半山的“千岁馆”。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医生，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详细记录日军强征妇女做慰安妇的暴行。他写道：“江口上校（日本驻香港岛军官）的娼妓区域计划，被迅速实施及发展，他提议以五百妓女作为日本皇军的泄欲工具……”“我在湾仔中华旅馆门前，发现养和医院失去的救护车，我查问旅馆要此车何用，答谓载运妓女至香港大学作检查的……我见有不少日本兵在内，而妓女约有二百余人，这是一家供日军土兵泄欲的妓院……”

日本人的计划，是准备在香港建立500个慰安所，主要分布在湾仔骆克道一带，中环、金钟兵房及花园道口的旧美梨大楼、半山区、旺角，甚至人烟稀少的粉岭都有。日军竟然征用中学、教堂等处设立慰安所。在湾仔骆克道的多家慰安所内，就有一千多名慰安妇，除香港妇女外，还有从广东各县抢来的女性。不少慰安妇因不堪凌辱而自杀，或遭到拷打折磨，留下终身残疾。

因为日本人并没有把香港当作长久的殖民地经营，而只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战略要塞和南进的物资集散中枢，因此，他们对香港的经济，是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掠夺，所有“非中立国”的银行在门口插上一块“金融班管理”的牌子，就被没收了；很多饭店、住宅、商店、公司、当铺，特别是五金行和汽车行，日本人把“搜集部管理”的牌子一插，就归他们所有了。仓库存储的物资被抢运回日本，日本人还发起“献铜运动”，要求市民把家中的铜器献出来。

香港（包括港岛、九龙、新界）的一百五六十万人口，被日本当局视为沉重负担，民治部成立“归乡指导委员会”，计划把一半人口强行赶入内地。第一年估计就有50万人离港返乡。这种遣散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每天在广九线上，难民的队伍，见首不见尾，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恓恓惶惶，迈着蹒跚的步伐，朝着暮色昏暝的远方走去。许多人因为饥饿、疾病、劳累、绝望，熬不下去，在半路上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被土匪袭击、抢掠而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不计其数。

在西区上船离港的市民

撤到韶关的广东省政府原来制定了一个对归侨的紧急救济计划，以三个月为一期。预计第一期的归侨为15万人，但到1942年2月，向政府登记的归侨，已达44万人。比预定人数增加两倍，没有向政府登记的、或回到沦陷区生活的，更不知凡几，其中不少就是被强制疏散的香港人。到1945年，香港的人口仅余60万。

然而，即使人口大大减少，但由于战争期间，正常的商贸活动几乎断绝，粮食供应逐渐困难。1943 年以后，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还有大约两万名香港人和两万名中国内地人，被日军强行押到海南岛开矿，受尽虐待。在非人的环境中，成批成批死亡，到日投降时，海南岛的两万名华工，仅5000人幸存。

占领地政府以港英政府腐败，港币币值没有保证为由，宣布在香港使用军用手票，代替港币。最初的比率是1比1；没多久就贬到1比2，即1元军票兑换2元港币；1942年10月改为1比4；到1943年6月30日全面禁止港币流通，规定港人在限期内向台湾银行按1比4的定率兑换军票，严禁除军票以外的货币流通，甚至强迫港人将外币、黄金、珠宝兑换成军票，违者严惩不贷。但最可怕的是，这些军票都是没有准备金的，与白纸无异，强行兑换港币，等同强盗抢劫，许多家庭一夜之间，从小康沦为赤贫。

日军发行的军用手票

日军对全港的粮食供应实行管制，规定每人每天只配给六两四钱（十六两秤）大米，即每餐三两二钱米。其他副食品如油、糖、食盐等，亦采配给制度。及至战争后期，日本在战场上渐渐处于下风，日子愈来愈不好过，香港受到严密封锁，粮食供应变得紧张，占领地政府改变配给制度，普通市民停止配给大米，改配绿豆，只有公务员和一些与战争相关的重要工厂的工人、修筑工事的泥工，才可获得大米配给。

1943年5月与19411年9月相比，砂糖价格涨19倍，食油涨15倍，大米涨10倍。到后期，涨风更是如脱缰野马一样，一路狂奔。在一些奸商囤积居奇的操弄下，市面米价暴涨，每斤从几元飞涨至两百多元，有如“白色恐怖”，人人谈米色变。饥民抢食的现象，时有发生。港人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街头巷尾，时时可以看见饿死的人，横尸道旁；市场运冻猪肉的车，都被征用来运死尸了。

一些骇人听闻的谣言，在市井流传散布，据说有人把新鲜尸体，割肉当猪肉出售，又哄传上海街有云吞铺，以人肉作馅包云吞；也有市民在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筲箕湾曾经发生这样恐怖的事情：一个年轻女人饿倒在街头，没有咽气，但她的大腿肉、胸肉和其他部位的肉已被人割去，眼睛还在一眨一眨。听者无不毛发倒竖。那些街市的阿婶阿婆都有经验，买猪肉一定要连皮的，否则分不清是人肉还是猪肉。

一所“总督部指定白米配给所”

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披露的数字，志愿者每天在香港市区街道上收集到300至400具无主饿殍，最高纪录是一日收到731具。日占时期，因饥饿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万多人。

日军嫌战俘消耗粮食，遂随意虐待。留港的战俘大都被迫从事如修建道路、扩建机场等苦役，白喉、脚气病等非常流行，其中以深水埗战俘营为甚，1942年便有一百多名战俘因而死亡。

1942年5月19日，日军集中营约一万名囚犯被日宪兵送至西环，押上19艘船，关闭在舱底，19艘船由一艘小型火轮船拖带开行，出海不久即遇大风，日宪兵斩断轮船拖缆，任由19艘船随波漂流，最后14艘沉没，约3000人葬身鱼腹。另有一艘船亦破损严重，多人死伤。一些坠海者虽拼尽力气游回岸边，但因无人拯救，最后大部分都死在沙滩上。

除大米外，木柴也是凭证配给的。当时普通港人的日常生活，仍然以柴炭煮食为主，市面上供应的多是质量很差的杂柴，又称“山打根柴”，但价钱却贵得惊人，堪称“炊琼爇桂”。

然而，1943年以后，连山打根柴的来源也渐枯竭，狮子山上的林木被砍伐一光，只能靠新界和离岛的山柴供应。于是，鼠窃狗偷之辈便盯上了筲箕湾、西弯河、湾仔大坑、西营盘、西环等地，那些被强制疏散走的人家遗下的住宅，趁人去楼空，破门而入，把门板、窗棂、楼板、桌椅、箱柜，甚至椽子、梁柱等木料，统统锯断盗走；有些山野荒坟，也被人掘开，劈烂棺木，当木柴出售牟利。皇仁书院、庇理罗士女书院、英皇书院等学校的桌椅均被拿走，许多书籍地图册簿，都被人偷出来当助燃的废纸，论斤贱卖。由于燃油紧缺，电力只能有限供应，1943年总督部下令，晚上只许在20时至23时亮灯。

日軍在金馬倫山豎立的忠靈塔

虽然海牙《陆战法规惯例条约》等国际法，明文禁止交战各国对一切文化教育机构施行破坏，但在沦陷时期，香港文化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很多有名的学校如华仁书院、中央英童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喇沙书院、圣士提反书院等，都被强行征用成为日军的医院或战俘营。有些学校甚至被日军当成斩杀犯人的刑场，如拔萃男书院，有些竟然被征用作慰安所，实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香港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8万人跌至1945年的只有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都陷于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日本人一来，关闭了615所，只剩下34所。

就在这仅有的34所学校里，推行的也是清一式的皇民教育。日语被规定为必修课程，中小学每周须教授日语四小时，英语则被禁止。日本的文化礼节及国情等，也都成了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在高小的中文科课文中，塞满了鼓吹“大东亚荣圈”的《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内容。

赤柱拘留營裡的俘虜

日本人还成立了六十多所日语讲习所，鼓励开办私营的日语学校，规定凡日伪机构或日资企业招聘华人时，能说流利日语者，不但优先录用，还额外配给粮食。日本人强迫教师参加日语考试，不合格的须接受三个月的日语培训，否则就要辞退。唯一的高等院校只有东亚学院一家。

直到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的香港总督部宣布取消灯火管制，但依然实行宵禁。8月18日，商店和居民已纷纷挂起中国国旗。19日，香港前辅政务司詹逊从战俘营中获释，宣称奉英国政府殖民部指令，出任署理港督，与原香港政府被关在战俘营中的官员组织临时政府。23日，总督部宣称，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在未接到指示之前，当局依然履行原有职务，暂时不遣散华人员工。29日，原港督杨慕琦在沈阳集中营获释，飞赴重庆。

9月1日，驻港英军在中环皇后广场举行接管香港仪式。夏悫出任总督，詹逊出任副总督兼军政委员会委员长，组成了临时的军政府。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字投降。9月4日，英军接收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