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的国祚很短，五世而斩。明代继起，出于对倭寇海盗的恐惧，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禁止二桅以上的船只出海，凡私下与海外互市、贩卖番货者，一律严惩不贷。这时世界已经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中国则表现出对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猜疑心，似乎九州之外，都是龙荒蛮甸之地，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所以只允许他们若干年朝贡一次，而朝廷则赐予金帛珠玉，以示施恩布德。郑和七下西洋，算是代表朝廷去穷亲戚家慰问一下，没有令中国更加开放，恰恰相反，郑和去世后，中国便全面结束了对海外的探险活动，关闭国门。

朝廷在广州、泉州和宁波分设三个市舶提举司，管理“四夷朝贡”，这是代表朝廷施恩布德的机构。只准朝贡国的贡船进港，非朝贡国的商船，统统拒之门外。在市舶司之外，朝廷又另委派一名太监到广州，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提督市舶司，设立“提督市舶衙门”（又称市舶公馆）。市舶提举和市舶提督并驾齐驱，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但太监的实际权力，在提举之上。

即使对朝贡贸易，也有诸多限制。官府指定由家底殷实的人充当官牙，代理市舶司管理朝贡贸易。哪家牙行接引哪个国家的贡船，都由官府规定好，不能随便过界。牙行从官府领取印信文簿，上面注明客商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量，官府每月都要查验一次。牙行的主要职责是：番舶抵岸后，上船验货，代为报官；市舶司对番货征税后，估值定价，介绍买卖；管理番货市场的各种事务。

明代海禁时期，广东市舶司主要负责来自暹罗、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和西洋的贡船。朝廷规定，安南、占城、高丽、真腊、爪哇等国三年一贡，琉球两年一贡，暹罗六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能超过三艘，每艘船上人不能超过两百（后来放宽到三百）。嘉靖年间，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被撤，只留下广东市舶司，广州再次成为海上丝路的唯一进出口岸。市舶司在广州城西建有怀远驿，专门接待贡使。朝贡的物品，不用运上京城的，都在这里抽分，然后交由牙行招商发卖。

这些牙行利用垄断地位，千方百计，牟取更大的利益。往往在船还没开始验货时，就先和船主私下交易，把最值钱的货品买走，“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说，“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于是，朝廷在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对官牙制度实行改革，开放给更多民间商人加入。同时建立客纲和客纪，前者是牙行的主事，后者是牙行的经纪。

这些牙人，本身也是商人。明人黄佐的《广东通志》说：客纲、客纪，都是“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人为之”。1962年，一份题为《1500年至1630年在印尼群岛的亚洲贸易和欧洲影响》的西方文献，记述这些牙人的角色：“当（外国）帆船到达后，通知于广东的地方官。广东的评价者（牙行）就来估价货物，然而他们是和中国批发商人一起评价货物价格的。”文献判断：“评价者或本身就是商人，或为商人的联手。显然，他们是为自身利益以及政府的利益而活动。”

这就是明代掌控外贸市场的“三十六行”，有时也称作十三行。具有半官半商，内外通吃的属性。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H.Bernard）的《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便写道：“商业的利源，是被原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一首著名的《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很多人根据《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年间，认为屈大均这首诗是描写清代十三行，近代学者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在引用了这首诗后，亦指其背景“大抵康熙粤海设关时，亦正十三行之复兴时也”。其实不然。从屈氏书中行文可以推测，这首竹枝词，乃屈氏引用自己的旧作，而非专为《广东新语》而写。

屈氏生活的清代前期，南方反清复明抗争，此起彼伏，朝廷实行禁海与迁界，海外贸易奄奄一息，早已不复“洋船争出”的盛况，广州更是满目萧条，屈氏在缅怀昔日“番夷辐辏”的繁荣时，尝作“今皆不可问矣，噫嘻”之叹，可见他写作时，乃“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时代，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不过是白头宫女闲话天宝旧事。单凭“今皆不可问矣，噫嘻”这一声发自南明遗民的哀叹，已可断定，屈氏说的是明代事情，而绝非清代。

自明代官牙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代官家验货、定价、征关税，到发卖舶货，一条龙服务，而市舶司的权力，则逐步分解，功能日见萎缩，双方呈此消彼长的态势。牙行实际上成了行之数百年的市舶司制度的掘墓人。

1567年（隆庆元年）之后六年间，越来越多私商不避刑辟，加入到海贸行列，不断冲击朝廷的海禁政策。据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所记，当时“广州几垄断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许多非朝贡商船，也打着朝贡旗号，蜂拥而来，珠江水面上，舳舻相接，十里连樯。

16世纪，西方世界迎来了一个觉醒与扩张的时代。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海洋强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向东方展开凶猛的殖民扩张；而英国、法国等后起之秀，亦已蓄势待发。葡萄牙人在取得了非洲摩洛哥西岸和塞索格尔河口以后，沿非洲西岸南进，到达非洲南端的海角，命名为“好望角”。从欧洲绕过非洲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终于打通了。

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先驱之一。1510年，葡萄牙攻占了印度的果阿，把它变成殖民地。这里也成了中国瓷器以及仿造中国瓷器的产品转口欧洲的重要基地，大量鱼目混珠的“中国瓷器”，堆山积海，充斥果阿市面，以至于在当地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专门把中国瓷盘碎片装上框边，加工成装饰工艺品。

中国瓷器从南宋时开始为欧洲所见识，但一直是由私人零星携入，或由其他地区辗转购进，为数寥寥，但对欧洲的影响，已隐然可见。很多研究者都发现，在15世纪西班牙瓦伦西亚制作的花瓶，便有明显仿造中国产品的痕迹。在意大利马约里加制作的陶器，经常出现明代瓷器风格的图案，比如蓝色枝蔓、波浪纹、荷花、翠鸟、鸭子、芦苇和棕榈叶。研究者干脆把荷花、莲花一类图案，称之为“瓷器花”。棕榈树在中国的工艺品里并不常见，但它却成为17、18世纪在欧洲吹起的“中国风”里，反复被瓷器、挂毯、壁纸、绘画所采用的中国符号之一。

1511年葡萄牙攻占了香料主要的市场满剌加（马六甲），殖民主义者的航海罗盘，开始指向中国了。1513年（正德八年），葡萄牙船首次出现在广东的海岸。第一位留下姓名的葡萄牙商人是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他从1914年（正德九年）开始在中国采购桐油，转售到欧洲。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首次派使团访问中国，谋求与大明建立贸易关系。他们船只在广州城下鸣放礼炮，引起广州官府的惊疑，认为这些“狒狼机”人，居心叵测。这个使团在京待了大半年，备受冷遇，正德帝归天后，皇太后懿旨，禁止佛郎机入贡。葡萄牙使团返回广州后，被官府关进监牢，理由之一，是葡萄牙人在广东“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

广东按察使汪鋐率领明军大举出兵屯门，以武力驱逐葡萄牙人。这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开战。海战持续了三个月，明军先败后胜，把葡萄牙人全部赶走。但后来葡萄牙人借着协助中国剿灭海盗，又卷土重来，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前后，登陆澳门，修筑永久性的住房，把这里作为他们的长期据点经营。

当葡萄牙在澳门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贸易点后，便与走私客互相勾结，从里斯本运来毛织物、玻璃精制品、钟表、葡萄酒等货物，在爱琴换取香料和宝石，在马六甲换取香料与白檀，然后用这些物品在澳门换取丝织品、黄金，转往日本再换取小麦、漆器、船材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每年从中国进口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有250匹各色丝绸，以及不计其数的瓷器、漆器、壁画等工艺品。但自从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之后，英国与荷兰要进入里斯本的市场，变得障碍重重，迫使它们要开辟与东方直接贸易的渠道。

1592年，英国人在一艘被他们掳去的葡萄牙商船上，获得了大批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还有一本澳门两年前出版的有关东方国家的书。书中形容中国是东方最富饶的国家，拥有丰富的金银和其他金属；男人耕田种稻，女人养蚕缫丝；皇帝和皇后每年春天都举行推犁采桑的“耕田礼”，以鼓励农桑；中国瓷器分为三等，甚得葡萄牙人所贵重，并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城市里的店铺鳞次栉比，工匠多如牛毛，刺绣与花炮技术一流；中国人重视文学；实行科举考试，有秀才、举人、进士各种名目。书中田园诗般的描述，使得英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无穷的遐想。

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首航广东，要求通商，官府以禁海为由，严词拒绝。西班牙人便在马尼拉建立与中国间接贸易的据点，由葡萄牙人把中国货运到马尼拉，再由西班牙人转运到美洲。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计划派遣一个使团访问中国，打开中国之门。修道士门多萨（J. G.de Mendoza）被委任为团长。但最终未能成行，门多萨根据各种资料，撰写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1585年付梓以后，迅速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和荷兰文七种文字，在欧洲广为传播。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介绍中国的巨著，内容涉及中国的疆域、地理、气候、土壤分类、行政区域建制、宗教信仰、贡赋、差役、军队、战争、法律、科技、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在记述中国的工艺美术时，门多萨以优美的笔触写道：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普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中国人普遍都穿丝绸服装，市场上的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足以令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