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专指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流行的一种中国女性袍服,五十年代开始因为政治原因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几十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再度出现,近年各省市着意推广,“改良版”更被推上近乎“国服”的地位,大概用以弥补中国没有正式国服之遗憾。“旗袍”的汉语拼音qipao ,近年亦陆续收录于各大英语词典。

有说“长衫”是“旗袍”的混称,其实八十年代以前除了南来的外省人仍沿用“旗袍”一词外,香港人对这种女性袍服最地道的叫法是“长衫”,这名词更通指男女装。 战后,男装长衫急速为西式服装所取代,女装长衫却因着天时地利人和,不但摆脱了上海旗袍的影子,更塑造出香港都市女性传统服装的独特面貌,将中华女性引以为傲的身份、端庄形象和东方美态发挥得淋漓尽致,打造出“香港长衫”黄金岁月的经典传奇。由于男装长衫无缘流行,根据广东音英译并于五十年代收录于《牛津英语字典》的cheongsam,只专指女性长衫。 八十年代以后,港人逐渐跟随海峡两岸用上“旗袍”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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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宣传海报。旗袍于右边肩头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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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上海的高尔夫球场海报。旗袍右边开厂字襟。

2013年,本人为香港历史博物馆进行本地女性长衫的研究并撰写《百年时尚:香港长衫故事》一书,自此一直致力本地长衫文化的研究和推广,钻研其传统工艺,鼓励坊间以至专上院校开设教授传统长衫工艺的长短课程,并身体力行,亲手缝制男女装长衫作自己的礼服、常服和便服。2017年8月14日, 喜闻香港政府公布“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 列入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同时不无忧虑。近年两岸三地出现大量“改良”旗袍和长衫,骤看似无问题,细看明显欠缺经典形制的精萃,亦与传统工艺传承沾不上边。颇忧虑宝贵的文化遗产日后只能见于博物馆,不再是活水泉源,原本深具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一袭衣装从此只变得形神具欠,徒有旗袍或长衫之名而实际跟其他时装无异。

五、六十年代的立体结构女装长衫,尽管形制跟战前不一样,但始终保持着两个最重要的特色。其一是右衽的传统开襟方式:自千多年前圆领袍(相对于交领袍)肩头扣系方式演变和优化而来的“肩襟”和各款“斜襟”, 让长衫与西裙区别开来,真正发挥中西合璧的精萃。其二是制作长衫的独特工艺:三、四十年代上海旗袍的不朽传奇和后来香港长衫的黄金岁月,一群中装裁缝居功至伟。尤其是战后成千上百从江浙地区南来执业和授徒的“上海裁缝”孜孜不倦献出专业技术和精神心血,运用精湛的传统裁缝工艺、高超的审美能力,还有独到的窍门让长衫穿起来更优雅和贴身适体。正是这两个特色,让一袭女装长衫保存和延续着历史与文化的氤氲,凝聚着传统工艺智慧的结晶。这是真正与时并进、历久常新的“改良”和“优化”。至于现时的所谓“改良版”,不妨称之为“简体化”的旗袍长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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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穿着厂字方襟长衫的香港影星林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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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穿着“肩襟” 长衫的香港影星乐蒂,门襟开于右肩。

“简体汉字”在国内推行之初是为了快速“扫盲”,提升数以亿计文盲国民的文化水平以达富国之道,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效显著。然而,简体字对传统汉字的理解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所造成的窒碍也是众所周知,于是又有要求恢复认识繁体的声音,但毕竟谈何容易。踏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内重新吹起旗袍风,“旗袍会”遍及各省市甚至海外名城,配合一连串的活动和宣传,主要鼓吹中国女性以旗袍作为礼服。风潮席卷全国,更带来无限商机。为了达到快速推广的目标,也基于成本效益,网购和坊间供应的旗袍成衣,绝大部分于前文所述两大特点付诸阙如,右衽门襟为背后拉链所取代,只以一道绲边缝于右边襟头或缀上一两副盘扣以象征传统门襟,制作工艺也跟传统技术沾不上边。“简体旗袍”就如简体字一样,制作快速容易,价廉并广为要求不高的大众所接受,现时不但代表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更成为爱国的标识和相当触目的政治符号。至于历史与文化内涵和传承,不再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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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为流行的改良旗袍,2015。后面拉链,右边襟头缀上绲边和盘扣以象征门襟,纵使加上小立领和两侧衩,其实形制工艺跟一般西裙无异。

在传统长衫工艺濒危的香港,“简体长衫”也名正言顺的大行其道。传统的门襟被视为有碍现代人穿衣习惯,曾经精致讲究的细节不受青睐,繁复的制作程序和技术被视为落伍,耐穿耐看反而被不少人嫌弃。六十年代的香港长衫深受“简约主义”(Minimalism) 这艺术派系的影响,线条简约俐落,不事镶绲。一袭单色无图案、无绲边(或只有极细的“线香绲”)盘扣的长衫,凭着那独特的传统门襟和高超传统工艺,加上穿者的优雅体态,散发出的美感、时代感和民族特色可谓独一无二。“简体”跟“简约”是两码子的事,前者讲的是效率,是实用;后者是艺术观感方面的“少胜于多、简优于繁”,其实內里乾坤一点不马虎,讲求更细致的设计和更高超的手艺。

中国文化瑰宝的书法艺术只能通过繁体字表达和领略。同样地,旗袍和长衫的灵魂也在于那独特的门襟和传统的工艺,“简体化”好比把其历史文化内涵掏去,把工艺精华删掉,尽管能够快速普及,恐怕将会是另一批“快餐时装”,易生厌倦,能够支持多久呢?穿在身上的自豪感从何而来?民族特色何在?值得反思。

作者李惠玲为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藏学博士、文化及历史学者、香港历史博物馆及香港文化博物館特约研究员及编校、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长衫设计及制作证书课程”统筹及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