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他对政治的敏感程度也是极高的。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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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1933年初,一个由美国资助、旨在“增进德-美友谊”的访问团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爱因斯坦迅速抓住这一来自国外消息的暗示,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当天成功逃离了德国。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

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

卡西勒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的作者,也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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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卡西勒

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希特勒刚上台时,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稳固,还必须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他在对犹太人的政策也经常有反复,时而进行残酷的迫害,时而又似乎有所缓和。这种断断续续的缓和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或者将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但卡西勒从纳粹的行动纲领和日常表现中看清了纳粹主义的本质。纳粹主义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的终极目标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是对犹太人的灭绝。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權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

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

朋友们劝说和催促弗洛伊德尽快离开,但弗洛伊德极不情愿,他回答说:移居海外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当“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二副莱托勒被气浪顶到海面,得以幸存。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莱托勒这样回答为何弃船而逃的讯问:“我从来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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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逃亡的障碍,既来自于外在的制度,也来自于内在的认知。“我从没有离开奥地利,是奥地利离开了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弗洛伊德安慰。

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德军飞机抢占了各飞机场,维也纳街头爬满了纳粹坦克。长期隐蔽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们涌上了大街,他们穿着褐色衬衫,佩带着万字臂章。”一夜间,纳粹在奥地利已经无处不在。

万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按照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弗洛伊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向亲友借债。

但纳粹并不满足,他们还想从弗洛伊德那里尽量多搜刮些钱财。1938年3月15日,三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弗洛伊德住所,抢掠了家中用以应付日常开支的生活费。一个星期后,冲锋队员又闯入弗洛伊德家中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搜查,并带走了弗洛伊德心爱的女儿。

由于美国方面的强力干预,在讯问几个小时以后,弗洛伊德的女儿总算是平安回家了。

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盘剥、羞辱、恐吓后,弗洛伊德一家获准离开奥地利。但还有最后一道手续必须履行:弗洛伊德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

声明是这样写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证明,奥地利归并德意志帝国后,德国当局,特别是盖世太保对我显示了与我在科学界声誉相当的尊重和礼貌,我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并未有任何不满之处。”

弗洛伊德在声明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了一句话:“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以为这是一句赞美他们的话。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没有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

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

很多犹太人已经在德国生存了好多代,他们对德国有着高度的认同,德国是他们的祖国。不少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获得过荣誉勋章。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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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哈伯

出于对人性的信任,德国的犹太人也大都没有料想到会被赶尽杀绝。参与以色列建国、曾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说:

“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这不是说我们容易上当受骗,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当时还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人的邪恶有时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一开始是不愿离开德国,等到后来想要离开了,却为时已晚,只能任由纳粹宰割,最终凄惨而屈辱地死在枪口下或毒气中。

有一句谚语:“跑得快,好世界。”如何解释?或许可以用爱因斯坦等人的故事来说。

爱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携全家一起,风清云淡;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笔财富,还饱受各种刁难,但总算是跑了;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杀开始后才想起要跑的,则完全跑不了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

任何爆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爆正制定者的自我觉悟。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又没有勇气和条件正面抗争时,便只有死亡和逃亡两种选择了。

《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爱因斯坦之后,也还有很多卓越的科学家先后逃离了德国,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原子弹之母”的迈特纳。如果这一大批全球顶级的科学家留在德国,为希特勒服务,那么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也许是德国了,很难想象今天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爱因斯坦逃离德国后,遭到德国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的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长的德国,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因此也憎恨德国人,他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在今天的德国,还会有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爱国者吗?

在德国,至少有超过30间学校以爱因斯坦命名。在德国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

2003年,德国曾经举行过一次“德国伟人”的评选活动,有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参加了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的前10位。

200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与世长辞),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甚至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mc2”的巨型字样。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说过的这句话,今天被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民已经相信:国家应该是人民的保护者,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