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物,很多人都喜欢简单的二分法:忠臣还是奸臣,爱国还是卖国,保守还是改革,保皇还是革命……

二分法的好处是简单明了,大部分人一看就懂,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动脑筋对很多人来说是件很累的事。当然,二分法对于某些性格特别突出,行为特别有倾向性的人物,也确实是有效的。

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都那么突出,倾向性那么明显。这个时候,以“忠奸”为标准的二分法就不那么好用了。

例如中国近代史里的叶名琛,就是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人物。

这位以镇压民变起家,做到两广总督高位的清朝官僚,在当时的清朝官场上算是一个有能力有手段的人。

当时在重要的广东地区,满洲人柏贵只是广东巡抚,而汉人叶名琛能做到两广总督,甚至还流传出有事“唔使问阿贵”的说法,可见他起码是一个能吏。

但这位被咸丰皇帝寄予厚望的能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面对英法联军的压力,却几乎毫无作为,既不积极与英法谈判周旋,也不积极组织兵勇抗击敌人,被称为“不战不守不和,不降不走不死”的“六不”总督,导致广州城失陷,自己也被掳到印度,客死异乡。

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好吧,他面对敌人毫无办法,一味拖延搪塞,最后导致城池失陷,自己也被俘;可你说他不好吧,可他又似乎颇有气节,宁死不降,也不肯与敌人签订出卖利益的条约。这个叶名琛,究竟该算是“忠臣”,还是“奸臣”呢?

其实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传统上往往过于注重道德,也就是喜欢从动机上去评价。例如明朝末年的袁应泰,他顶替熊廷弼镇守辽东,也算尽心尽力,但一顿乱操作之下造成两座大城失陷,自己自杀殉城。从传统观念来看,袁应泰的道德和动机是好的,只是能力方法有问题,所以还是个好同志,对他的评价还是正面的。

问题是道德评判有时很不确切,因为动机只有本人知道,王莽还有谦恭下士之时呢,谁知道他后来会篡位?

所以动机和道德固然重要,结果其实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心怀天下,却搞得民不聊生,那这样的人只能是混蛋,而不应该是英雄。

回到叶名琛的案子,虽然他自称“海上苏武”,似乎道德很高尚,但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很独特的行为准则。他的一切行动实际上都在咸丰皇帝的要求之中。

当时面对洋人修改条约的要求,咸丰皇帝的命令是,既不答应洋人的要求,又不能引起纠纷和战争。

很显然,这样的命令是无法执行的,答应洋人的要求,和引发纠纷和战争,是个二选一的单选题,而不是“既要又要”的多选题。

所以夹在中间的叶名琛才会采取这样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做法:作为五口通商大臣,他不回应洋人的任何要求;而作为两广总督,他也不打算与洋人在军事上对抗。

在叶名琛而言,只有这样,才能恰好满足咸丰皇帝的意愿。只是这么做的后果,就只能是城破人亡。他对皇帝是有了交代,可是对广州百姓,对历史,却没办法交代,只能留下一个“六不总督”的“美名”,供后人评说了。

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的老板跟你提一个“既要…又要…”的要求时,千万要先想想叶名琛,才好拍胸脯立军令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