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宣统三年)6月16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聚集于此的四千多民众群情激奋。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伦登台演讲,开口就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嚎啕,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他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台下一同高呼“赞成!”

翌日,以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罗伦为副会长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

自1876年(光绪十二年)英商擅自修建了淞沪铁路起,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中国铁路修建的觊觎。趁清廷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枯竭之机,纷纷染指中国铁路。一时间,西方列强刮起了瓜分中国修筑权的狂潮。依靠外资修建,因此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拱手让给西方列强,导致中国的权利严重流失

面对这一局面,清政府对铁路修建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极为排斥、被动接受到盲目鼓励。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清政府推行“新政”。12月2日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和支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彻底打破了国人修建铁路的禁锢。

于是,各省绅商投资铁路的热情高涨并随之掀起了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一运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以赔款675万为代价,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受此鼓舞,其他地方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了高潮时期。在此后的四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办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

但当时商办铁路资金匮乏,而铁路建设费用极大,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一时间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于是“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的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蒲殿俊当选为董事长。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川人纷纷入股,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绅商、地主投资,连一些农民都握有股票,当时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

当时的铁路建设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商办铁路建设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反而极大的阻碍了铁路的建设。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铁路国有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确定下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长沙万人游行请愿并引发了死伤20多人的流血事件。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发电,告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只允许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仅要收路,而且夺款。此电一宣,全省舆论大哗。于是引发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保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保路同志会不到十天就发展到10万人。保路同志会开始提出的口号“文明保路”。广大群众开展了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活动。川督赵尔丰诱捕了蒲殿俊、罗伦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东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到川南、川东各地群情激奋,不可阻挡的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了反清的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龙鸣剑和王天杰等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秘密研究,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保路同志军”。1911年9月8日,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未能攻下成都,他们分散进入了地方各州县。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至10月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境。

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革命党人乘机在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

消息传出,清朝势力顿时土崩瓦解。川督赵尔丰控制不了局面,只能将政权交给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等立宪派。11月8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蒲殿俊任都督。但四川军政府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随后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赵尔丰也阴谋变乱,蒲殿俊等逃遁。尹昌衡率部平定了叛乱,被推为大汉军政府都督。接着他又率部将赵尔丰擒获并斩首示众。至此,保路运动由立宪派发起,到革命派主导,由文明保路到武力反清,完成了蜕变。 1912年(民国元年)4月,四川军政府接收了原度支部成都造币分厂,开始铸造发行新币,该币样式新颖与众不同。正面铭文“四川银币”,中有花饰,珠圈外上缘铸“军政府造”下缘铸“壹圆”,左右分饰四星花;背面中央有一大圈,内刻篆书“汉字”,圈外环绕18颗圆星,币上缘纪年“中华民国元年”,左右亦分饰四星花。这就是俗称的“大汉银币”(该币分为壹圆、五角、二角、一角四种币值)。 该币正面中心刻有的花饰,据称是芙蓉,它代表着军政府的所在地成都。因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所以成都别号芙蓉城,也标志着四川的统一。四川先后出现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并存。并险些酿成战争,双方终以大局为重,于1912年2月2日达成协议: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

该币背面环绕的十八颗圆星,代表着参与辛亥革命独立的十八个行省,表明四川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辛亥革命源自保路运动。这是百年来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史学家们一致认同的。孙中山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近年来,有专家写文章解密了保路运动的真相。当时要建设四川铁路要四、五千万两资金。而川汉公司只筹集了七百万两资金,于是公司的高官们,以保值增值的名义将资金投入了上海股市。至1910年(宣统二年),亏损了三百万两。随后公司高管们又请求清廷延长征收“路税”的期限,想由他们口口声声所代表的人民为其炒股失败埋单。

当清廷推出铁路国有政策,全面收购商股。川汉公司的高管们认为解套的机会到来了,并把此视为再捞一把的良机。而清廷拒绝为那炒股损失的三百万埋单,川路公司几番争取不下,就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政府施压,于是保路运动爆发。

纵观清廷对铁路建设的态度,确是昏招迭出,进退失据。从极度排斥,到被动接受;从盲目鼓励,到放任自流;从矫枉过正,到简单粗暴。从这一系列的具体事例来看,有时是形势使然,有时是无奈之举,有时也并非是全无道理。但这一切都是被动的应付,毫无章法,统治者早已乱了方寸。当时的清政府已如同一个烂苹果,表面看似只是有些腐烂的斑点,其实内核早已烂透了。

保路运动从文明保路演变为武力反清,继而引发武昌起义,到四川军政府的建立,直至辛亥革命成功。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并未经过设计,多属偶发事件,但一次次的偶然早已蕴含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