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盐田区大小梅沙及龙岗区坪山镇之间，有一个地方叫三洲田，以山青水秀，风光明媚著称，被誉为深圳的“世外桃源”，散文家把它形容为“一块幸而未经过度雕琢的玉石”。

三洲田地处盆地，以前称作“三洲田大寨”，翻过西北面的打鼓岭，便是一马平川的碧岭。三洲田与碧岭的大部分人都姓廖，有八十多户人家，三四百人。如今这里属华侨城开发的旅游区。连绵起伏的山峦，一望无涯的森林，海拔536米的打鼓岭和海拔492米的小西顶，环绕着碧波荡漾的三洲田水库。这个水库是华侨城景区、坪山新区坪山街道片区的食用水水源，水位在下半年水涨期可达310米以上。

从三洲田水库眺望东方，那边是面积达28平方千米、海拔高度在300至590米之间的马峦山。山上林木繁茂，森森芊芊。最壮观的是大大小小的瀑布群，溪流从云遮雾罩的山顶一泻而下，时分时合，穿过密不透风的藤蔓草丛，在巨石间左冲右突，喧嚣不已；时而从悬崖上轰然飞坠，声如天际奔雷。透过迷蒙的阳光，处处飞珠溅玉，四周如烟似雾，有彩虹隐约凌驾其间。这是深圳最大的瀑布群。不少保存百年以上的客家围屋，星星点点，散落在一圈圈茶树像涟漪般扩散的茶山周围。梅沙尖、高山兰养植基地和大小三洲塘、红花坜、骡马峰水库等地，烟苍古木，云水碧漪，暖翠晴岚，鸟啼花放，呈现着梦幻般的极致美感。

2005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有两支调查队，在华侨城盐田综合旅游区红线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查，先后发现了37处历史文化遗存，从东周至民国的都有，找到了不少东周时期的夔纹陶片、方格纹陶片和绳纹陶片；还有宋代的烧瓦窑和清代、民国的墓葬。不过，三洲田村一处非常重要的近代史遗址，却已杳然无迹可寻了，那就是孙中山与兴中会打响向大清王朝宣战第一枪的地方。

历史上每一场大的战争，都会引起社会变革。不是推动社会往前走，就是拉着它往后退。自鸦片战争以来，“往前走”与“往后退”的两股力量，在中国胶着争持。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此起彼伏，内忧与外患并至，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间国家、民族、文化的命脉，存亡绝续，悬于呼吸，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孙中山，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翠亨村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丽雅氏西医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正式亮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合众政府”的旗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干支为庚子年。北方爆发义和拳运动，继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和皇帝逃到遥远的陕西省去了。孙中山认为这是在广东发动反清起义的最好时机，他选中的发难地点，就是时属归善县的三洲田。孙中山的好友、兴中会成员之一的郑士良（字弼臣），利用自己在三合会中的首领地位，召集了六百多名草鞋（会党分子），大部分中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些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其中有52位兴中会会员，孙中山负责在台湾筹措军火，郑士良在香港接应。只要军火一到，立即举事。

三洲田起义总指挥郑士良（右）与孙中山、陈少白合影

郑士良等人在三洲田开了一家小店铺和一家拳馆，作为据点，联络四方草鞋。指挥机关设在村里的廖氏祖屋。为首的是一位叫黄福（一说他名叫黄远香，外号“黄大福”）的南洋华侨，出生于龙华镇禾坑村，也是三合会首领。棱角分明的黑脸上，布满麻斑。他是郑士良专门从南洋召回来，统领新安一带会党的。兴中会发起人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写道：“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堂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可见黄福在三合会中地位与声望之隆。

三山五岳的好汉聚集在三洲田村，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廖氏家族的长老找到黄福，恳求他们不要在祖屋搞事。黄福把指挥机关转移到马峦村的罗氏大屋，但各路草鞋仍然集结在三洲田。官府不断收到消息，都说肘腋之祸，随时发生。官兵也开始向这个地方调集。郑士良认为事已至此，横九掂十，死活都要搏一铺了。

闰八月十四，月圆之夜，蟾光如昼。八十多名草鞋组成的敢死队，身穿白布镶红号褂，头扎红巾，在三洲田马兰头几间破屋里举行祭旗仪式。马兰头一作马拦头，据说原名为“麻栏”，“栏”在壮傣语中是“家”的意思，后来被不明原意而又自作聪明的人改为“马峦”，复改为“马兰”。

大家在黄福带领下，饮过鸡血酒，齐声宣誓：“剑起灭匈奴，同伸九世仇，汉人连立处，即日复神州！”黄福厉声高呼：“众位兄弟，百打百胜，到来就位！”大家轰然响应：杀那些过毛鬼、短命鬼、凶死鬼、铳打鬼去！到了下半夜，月挂中天，大地清明。敢死队扛起长矛、大刀和几杆破毛瑟枪、吉林炮，黄福身上系着几只火红的绣球，腰间插着一面小红旗，左边的裤脚卷起，右边的裤脚放下，像戏班的武生那样。只听一声吆喝，众人便如出柙猛虎，从岭冈顶冲下来。

 

三洲田首义

义军很快围住了兰花庙，有人用长矛把门口的灯笼打落下来，当作火种，四处纵火。营里的兵勇从梦中惊醒，纷纷夺门而逃，但被起义者的吉林炮、毛瑟枪一轮轰射，大刀长矛乱砍乱刺，兵勇大部分非死即伤，有三十余人被活捉，起义者把他们的辫子当场剪去。

天亮以后，另一路义军在坪山、龙岗啸聚千余人。领头的先锋官黄耀庭，是沙头乡下沙村人，三合会首领，已加入了兴中会。江公喜，新安本地人，外号“盲公喜”，他率领一队人马，主攻新安县和虎门。黄阁官，也是新安本地人，三合会首领之一，冲锋陷阵，最为勇猛。这些起义者打着青天白日旗，一路高呼：“大家莫慌，我们是来抓四由哥的！”直扑镇隆。没人知道“四由哥”是何方妖孽，连会党分子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大家一起乱喊乱叫，制造恐怖气氛。乡民果然吓得惊慌失措，纷纷传言：“三洲田反贼乱了，一伙‘红头’造官府的反了！”也有胆大的人，跑到村口路边看热闹。

义军一举占领了归善县城，准备与黄福一路会合后，便杀向广州。他们在香港的西文报纸上发表公告，表明他们和义和团是毫不相干的，“一俟革命成功后，即当开通中国，与各国通商”。义军呼吁英、美、日各国助成革命义举，否则置身局外，两不偏袒。但这时郑士良从香港赶来，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台湾的军火无法运到。黄福一路不得不变更计划，改途向厦门前进。

孙中山写信给一些有影响力的汉人官绅，试图争取支持。他激情洋溢地写道：“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但没有得到回应，没人相信这些草鞋能成什么大事。孙中山也没有筹到军火。负责购买军械的日本人竟卷款潜逃。清军的援兵却源源不绝，开赴惠州。义军曾经想开往福建，但台湾的日本总督也改变初衷，拒绝提供帮助，甚至不让孙中山入境。孙中山懊恨地说：“如果我有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

但他既没有“洋铳万杆”，也没有“野炮十门”，只有一股坚不可摧的革命精神。义军虽然死伤了七八百名兄弟，但几乎没有打过一场败仗，一路出坪山圩，过佛祖坳，飞越淡水，直逼汕尾，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却因为预订的军火落空，竟至离弦之箭，也不得不戛然止步。黄福把队伍就地解散，自己黯然返回南洋。其他各路义军的结局也都一样。

义军下山捉“四由哥”时，民众并不了解他们的宗旨，以为不过又是一场历朝历代见怪不怪的“反贼乱”，但仅仅十年之后，全国革命风潮，波兴云涌，势不可当，最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这一场革命大风潮的源头，乃起于三洲田的青苹之末。1924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所谓“盛于庚子”，确认了三洲田起义在“颠覆君制”革命中，承前启后的位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派人到三洲田，慰问参加首义的革命先驱和烈士家属。黄福那时已经回南洋去了，最后死在南洋；黄耀庭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二年，在乡下被人毒死。这些为建立民国而出生入死的新安人，后来的结局，大都默默无闻，归于沉寂。不过他们的名字，是不会被历史轻易淡忘的。

孙中山在三洲田建立了一所学校，以资纪念。孙中山哲嗣孙科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1958年，因为挖三洲田水库，全体村民迁到水库两边的新村，纪念学校也随迁到新址，改名为三洲田学校。1982年深圳市政府在三洲田村重建“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1999年水库水枯，淹没多年的三洲田村故址，竟得以重睹天日。民宅残基、禾坪、道路和学校遗址，历历可辨，但首义祭旗的地方，则早已不复存在了。好在马峦村的罗氏大屋，至今犹存，是一座面阔80米，进深25.5米的客家围，以三合土夯筑围墙，里面建有三横三纵的排屋，中间是罗氏宗祠，在围屋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均建有碉楼。当年，部分义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2001年，深圳市投资1342万元，在小南山兴建“孙中山庚子首义雕塑公园”。公园内安放了“打响第一枪”“激浪滔天”“海外联络”“台北议事”“筹备枪支”“枪械训练”“祭旗起义”“沙湾大捷”“海外急电”“突出重围”“怀念战友”“梅沙捐躯”和“烈火重生”等十几组大型情景雕塑和一座纪念碑。这项工程，从2001年破土动工，直到2013年建成开放，整整花了12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