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元年（1522），广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魏校。这位曾任兵部郎中的昆山人，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但他的到来，却有如带来十万大军，掀起了一股飓风，令广州走石飞砂，播土扬尘。

魏校，字子才，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史书上说他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所谓“敬”，乃指一种贯彻始终，内外如一，庄严畏谨的存养省察工夫。胡居仁的思想，仰承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但把吴氏学说中的“敬”字，推到了极致，主张“笃敬是孔门第一等工夫”。魏校秉承主敬，不仅自己做事常持整齐严肃的态度，而且希望整个世界都是湛然纯一的状态，他对儒、释、道合一，断然不能接受，儒就是儒，释就是释，正如鲳鱼就是鲳鱼，鲈鱼就是鲈鱼，岂可混淆？因此，他与陈献章虽然同出吴门，但对白沙之学与禅学太近，极不以为然。

嘉靖元年（1522）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来到广州。他对广州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秦、汉时代，认为这是民杂华夷，教化未及的地方，“闾阎有便安之习，教化无切实之功，相染为风，遂成弊俗”，广州人邪奸好讼，浇风薄俗。因此，他坚信自己负有向这片蛮夷之地推广圣教的责任，进行移风易俗的大改造。

魏校

朱厚熜崇道贬佛，自封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广州的民间信仰，从来就是“满天神佛”的，五花八门的神祠、神庙，遍布城厢每个角落，观音娘娘、金花娘娘、天后娘娘、急脚先锋、田公元帅、司命帝君、三界之神，各有地盘，享受三牲五鼎的祭祀。

这些杂七杂八的民间信仰，都不是正宗的佛教或道教，魏校对此深恶痛绝，断定这是广州人“淫移耗财，放纵败家”的重要原因。下车伊始，即张贴布告，严禁“师巫邪术”，他把火居道士、师公师婆、无牒僧道，统统归入邪丑之列，痛斥他们：“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科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交通妇女，或焚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斋则动费银钱，设醮必喧腾闾巷。暗损民财，明违国法。甚至妖言怪术，蛊毒采生，兴鬼道，以乱皇风，夺民心以妨正教。”魏校一看见人们在金花庙上香，在华光庙磕头，就火冒三丈，恨不能挥动大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魏校下令，凡是朝廷没有赏赐敕额的神祠、佛寺，都属“淫祠”，概行捣毁。民众必须按朝廷规定，以110户为单位建立里，实施乡约，里社统一供奉五土五谷神。于是，一场捣毁神像、荡涤旧俗的旋风，平地骤起，席卷城厢内外、四乡八镇，甚至连六祖惠能留下的“曹溪之钵”，也砸个稀烂。被指为淫祠的，一律改为书院、社学、公署。官府的告令称：“广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财，莫斯为盛。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当职怵然于衷，拟合就行，仰广州府抄案委官，亲诣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厂者改建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南社学七区，复旧武社学一区。”

官府勒令所有火居道士、师公师婆、圣子、尼姑、无牒僧道各类邪术人等，各赴县府自首，各归原籍，另谋生路。民间只准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隐藏邪术者，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一时间，豕窜狼逋，那些平日以算命起课、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为业的江湖人士，漏夜收拾细软，仓皇四散躲避，就像立冬过后的蟾蜍，恨不得钻到水底泥潭深处过冬。百姓家家户户忙着把供奉的神像收藏起来，也有一些人公开把神像投入火中焚毁，以示响应官府的号召。

魏校作出斩钉截铁的规定，除贱民外，不论富贵贫穷，所有人家都必须把六七岁到二十岁的子弟，送到社学就读，学习如何“做好人，干好事，孝顺父母，尊敬上长，和睦乡里，守本分业，为太平民”。开学前一个月，提调官就要聘请老师，通知各里开学时间，登记学生的姓名、住址、年龄、父兄籍贯、读书经历等。魏校还亲自制定社学的教堂内容。

魏校把广州镇远街（明显巷）的定林寺改为中隅社学，番禺县衙门西（今豪贤路）的真武庙改为东隅社学，城西大市街（今惠福西路）的五显庙改为西隅社学，归德门外大新街（今大新路）的西来堂改为南隅社学，顺天门街（今朝天路）的大云寺和小府君庙改为北隅社学，小南门外直街（今德政南路）的观音堂改为东南隅社学，西城外蚬子步的小天妃宫改为西南隅社学。还在二牌楼（今小北路）兴建武社学。仅广州府就兴办了207所社学。

在办社学的同时，魏校还把一些寺观改为书院。越秀山观音阁改为濂溪书院，迎真观改为明道书院，悟性寺改为伊川书院，仁王寺改为晦翁书院。朝天街的崇正书院迁到越秀山迎真观旁边，奉祀周敦颐（濂溪先生）、程颐（伊川先生）、程颢（明道先生）、朱熹（晦庵先生）四先生。崇正书院在广州的文化史上，值得留下一笔，它首开刊刻版书的事业，以刻史书为主，旁及经学百家，唐代文献大典《通典》，便是崇正书院刊刻的。直到清代、民国，坊间仍有不少崇正书院的刻本流传。

魏校也尽力为广州的书院，物色优秀的教师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天赋和李士文。张天赋，字汝德，号爱梅道人，广东兴宁人。师从湛若水，对历代掌故、地方文献，烂熟于胸，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修志专家，参与过《兴宁县志》《广东通志》的编修，还为志书制订了一套完整的体例法则，对方志学深有影响。魏校邀请他担任崇正书院的山长。李士文，字在中，福建连江人。曾任高明教谕，被官府推崇为“岭南师范第一”，著有《易明心》《学庸正义》等书。魏校对他十分器重，聘他为濂溪书院讲学。李士文不收入学礼金、不收私人送礼，为人清正，授徒没有私心，体现了一种澹泊致远的境界。

在戴璟编修的《广东通志初稿》里，对此赞美不置：“至副使魏校始毁淫祠，大行改建。其规制有堂，有寝，有书舍、门屏，轩豁弘敏。每岁各举有学行者为教读，与童生正句读，习礼节，端容仪，暇则教之射。其教法俱有条款刊行。童生能进修者，则进之学”，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懂得揖让之礼，闾巷之间，一派祥和斯文之风。

魏校移风易俗的内容，还包括禁止民间实行火葬，认为“火化乃炮烙之刑”，他的《禁火化以厚人伦》文章，以恐吓性语言诅咒道：火化父母遗体，就是以仇报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飘散其神魂，日后虽有思亲之时，祭之不享，哀之无益，禽兽同归，天人共怒，家道凶亡，子孙衰替，皆本于此”。由于佛教盛行，很多人选择死后火葬，相信灵魂可以上西天极乐世界，魏校大加怒斥：“以西天为极乐，火化为归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他要求民众实行儒家所推崇的土葬，入土为安。

魏校当过刑部主事，也当过兵部郎中，在他身上，混合着武夫与刑曹的气质，具有权威性人格，迷信制度暴力，迷信铁腕万能。他留在世上的绘像，长着一副国字脸，线条显得十分刚毅。他不仅在广州大规模洗削更革，而且要把这场台风，刮向全省，远至雷州、廉州、南雄等地，都接到了毁淫祠的指令。魏校甚至把矛头指向陈献章的江门学派，斥其为“西方之学”，背离儒学正统，要潮州地区把陈献章在乡贤祠的牌位移到城西郊外。但遭到当地士人的强烈反对，并拒绝执行。

这种靠官府威权支撑的革新，短期内，可以形成大轰大嗡、风向草偃的声势，但难以持久。魏校在广州待了一年，离开后不久，大部分社学便陆续关闭了。除溪濂书院维持时间较长外，其余明道、伊川、晦翁、崇正四所书院，由于没有名儒担任主讲，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全部关张。而传承了千百年的民间信仰活动，就像春雨后的野草，忽忽地又长了出来。金花娘娘、华光大帝、黄大仙、赤松子之流，纷纷重上神坛；天后宫、观音阁、龙王庙，又再弥漫着呛人的香烟。信众川流不息，叩拜如仪。凿龟数策的，扶乩问米的，批阴阳断五行的，测风水勘六合的，无不从冰冻的泥潭里，重新冒了出来。

魏校要人们以祀祖先取代拜邪魔外道，其本意是推广儒家伦理，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各地兴起了一股建宗祠的热潮。方献夫、霍韬、黄佐这些本地名儒，成为这股宗祠热的有力推手。由于大礼议成，皇上允准天下大姓联宗建祠，祀其始祖。于是，出现了许多合族宗祠。《岭南冼氏宗谱》声称，明代“宗祠遍天下，其用意虽非出于至公，而所以收天下之族使之有所统摄，而不至散慢，而藉以济宗法之穷者，实隆古所未有”。城乡到处都是祠堂庙宇，凡聚族而居之处，必有祠堂，珠江三角洲有句俗话：“顺德祠堂南海庙”。可见魏校一年来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结果，神庙没有减少，反而多了遍地的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