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沦陷以后，最早成立的“广东治安维持会”，虽然得到日本人的承认和扶持，但只是一个临时机构。1939年7月，汪精卫到广州发表招降讲话时，和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达成秘密协议，在筹备“国府还都”的同时，筹组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

作为恢复沦陷区经济正常运作的第一步，先行建立了轮船业、米业、航业、找换业、酒楼茶室等8种公会。日军局部开放珠江，商船运输可以通行。但广州市内，仍然戒备森严，各主要路口，均由日军把守，路过的市民都要出示“良民证”，向岗哨90度鞠躬。每天入夜7时，街上除了巡逻的日军和警备队，便杳无一人了，所有人力车、公共汽车，均禁止行驶。全市形同死城。

日军占领下的广东维持会

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所有名称、制度、主义、国旗、首都，一仍旧制，即这个在日本人胁迫下成立的傀儡政权，也叫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五权政制、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首都也在南京。汪精卫对陈公博说：“再不组织政府，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情况的确如此。

根据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协议，当“国府还都”以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政府也同时成立。广州的一班大小傀儡们，开始急急忙忙筹组政府了。汪精卫把广东建成“中日和平运动的模范区”的调子，高唱入云。陈璧君以“广东政治指导员”身份，遥控广东大局。

在清明时节的低气压下，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陈公博将出任广东省主席；有人说治安维持会会长彭东原是日方力捧的人选，省政府还未成立，日本人先把维持会改为广州特别市公署，由彭东原任市长；也有人说汪精卫心目中，属意于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他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工科的毕业生，抗战前当过广东省的建设厅长、铁道部常务次长和广东公路处长，也是“和平运动”的重臣之一。汪、彭两派必有一番龙虎斗。

那年让人听得耳朵起茧的陈腔老调，莫过于“和平”、“反共”、“建国”这几个词汇了。大大小小的汉奸团体，都冠以“和平”之名，军队叫“和平救国军”，民间团体称作“华南各界促进和平联合会”。“和平”这个美好的字眼，现在成了卖国的代名词。广东妇女会为了迎接省政府成立，披红插花，排演了一出戏剧，剧名听起来像一篇社论的题目：《兴亚首要任务在和平》。

广州沦陷后日军在海珠桥上

尽管粤北、粤西仍然一片烽火，但在广州，当局却刻意营造着歌舞升平的景象。广东音乐联盟会创作了一首题为《拥护汪精卫》的歌曲，由市复兴处学务科通告全市各学校音乐教师，必须尽快教会学生们唱这首歌，“以发扬和平运动之精神”。电影院放映以海上武侠打斗作为喙头的影片《黑海女盗》，另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是由胡宗理、李曼丽合演“侦探、尚武、侠义、机关、冒险”的国产片《飘流侠》，还有一些日本片子。音乐界正积极推广新的流行歌曲，这些新歌曲的内容，最好是风花雪月，适宜于浅斟低唱，能够帮助人们忘掉抗战的。华南电音公司向社会征求歌词，要求“内容以简赅而富有诗趣及大众化者为宜，并须含有新东亚建设精神之意旨，足以扑灭旧日抗战歌曲者。尤其注重广东独有风土人情之描写（如荔枝和姑娘，蛋民船，木棉花，珠江风月等意义歌）”。所谓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亡国半点恨。于是，当日军大举进犯粤北，中日两军在良口展开惨烈血战时，广州的报纸，却发表了一首题为《和平呼声》的小诗：

这娇小玲珑的黄莺儿啊，

它却飞着唱着，

态度很安宁，

一阵阵的歌喉婉啭，

发出细碎清楚的和平呼声……

报纸的头版，大篇幅刊登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战事，荷兰女王逃往英国，比利时被德军征服，法国考虑迁都，伦敦挨炸。在中国，几乎每个战场都“不见蒋军踪影”了，仿佛中国军队都是一群陶犬瓦鸡，泥牛木马。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成了报纸嘲笑挖苦的对象，有个记者写了一篇目睹重庆怪现状的文章，堪称这种嘲笑文字的范本。这个记者说，重庆政府正在秘密训练白鸽作Ｖ字形飞行，以便让眼花缭乱的日军飞行员，误以为这是中国飞机；重庆政府还从南洋进口了一批鹦鹉，专门做传递空袭警报之用，一有日本飞机出现，这些鹦鹉就扑腾着翅膀，在市区街道上穿梭飞行，指示市民们逃避。这位记者煞有介事地告诉读者们，重庆连交通警察也没有了，政府训练了12头大猫来代替交通警察，6头黑的，在白天站岗，6头白的，在晚上站岗，负责指挥这个号称“陪都”的城市交通。这类堂而皇之作为通讯报道的文章，塞满了报纸版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日军占领广州市政府

南京终于公布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了，陈公博为省主席，但他作为南京的立法院院长，不来广东赴任，由陈耀祖任代主席。汪、彭两派，一时呈现平分秋色的局面。

但陈璧君乘筹组省政府之机，把彭东原旗下最有实力的警务处，拨归省政府管辖，开始了拆彭东原台的第一步；不久，省政府又把广州市财政局局长调往汕头，再折彭东原一员大将；最后，陈璧君索性以中央明令，调彭东原为广东监察使，使广东成为清一色的汪系势力。

5月6日，陈耀祖从南京飞抵广州。在他赴任前12天，即4月24日，南海县第二区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那天本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下午3时许，突然风起云涌，阴霾四合，狂风大作，万窍怒号，刹那间天昏地暗，如同黑夜。暴雷从天而降，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大树被连根拔起，飞到十几丈以外的地方。人们正仓惶逃回家里，不料，强烈的地震，就在这恐怖的一刻发生了。房屋接二连三地倒塌，河水沸腾咆哮，停泊在河面的船只，在几秒钟内，全部倾覆沉没。当云消雾散，一切恢复平静之后，

人们惊愕地发现，整个南海县第二区，已经被夷为平地。这一浩劫，为百年所不见。市井坊间、街头巷尾，人们交头接耳，传递着神秘的信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是老天爷发出的不祥之兆。

但更可怕的不祥之兆，还不止一端，日益严重的粮荒，对人心的影响更大。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省份，日军虽然控制着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但主要是广州、佛山、江门、汕头、海口这些工商业城市，粤北、粤西的大片产粮区，或者是两军对垒的战区，或者仍被国军控制着。

1940年，国民党为了切实掌握粮食，以调济民粮和保证军粮，在各省设置粮食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并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把原来征收代金，改为征收实物（谷、麦、粟、小米等）。因此，流入沦陷区的粮食急剧减少，粮价一日千里地飙升。1月份的米价，按日军发行的军票计算，每担齐眉19.2元，丝苗19.2元，金山粘18元，糯米24元。到5月7日，短短的4个月，齐眉已经狂升至每担44元，丝苗43.5元，金山粘43元，糯米39元。人们叫苦连天。但5月8日，市民们吃惊地看见，米铺的价目牌上，又标出了新的价格：齐眉47元，丝苗46元，金山粘46元，糯米40元。谁也不知道，这个妖怪似的价格，还会窜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高峰。

人们疯狂地扑向米铺了。

市政府在5月3日召开粮食救济会议。陆军特务机关、海军特务部、日本总领事馆、兴亚院出张所、各长官代表、商会、谷栏公会、海关等机构都派人出席。大家担心粮荒会导致社会不稳，粮价暴涨会引起民众骚乱。日本人警告说，无论如何要压抑粮价，一方面尽量从四乡搜刮粮食，先供应广州，另一方面由日本在广州的7家洋行开仓平粜，以解燃眉之急。

陈耀祖一下飞机，就被记者追问怎么解决广州的粮荒问题。他只能含糊地回答，战争造成粮食短缺，“这不独是广东如此，全国亦皆如此严重。”他承诺最近当有米粮到省，粮食问题可望解决。

日本洋行的开仓平粜，从5月7日开始。规定每担大米军票28元，一律原包发售，绝不零沽，每包180斤。也就是说，手头起码要有50元以上的军票，才有资格买平粜米，一般穷苦人家，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天刚蒙蒙亮，广州晏公街、一德路、天平路、太平路一带，便出现了蜂拥的购粮人潮，满坑满谷，万头攒动，排队的人龙九曲十八弯，见首不见尾。据一位记者估计，人数不下一万几千，但实际人数，在几万人以上。

但每家日本洋行一天只发售60～100包大米，一眨眼功夫就告售罄。买不到米的人，挤在马路上不肯离去，呼天抢地，如丧考妣。5月8日，候购平粜米的人潮，更加汹涌，几近癫狂。老弱妇孺被推挤到一边，根本连洋行的门槛都挨不上，只能掩面痛哭。

5月10日，星期五，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举行成立典礼。陈耀祖身穿藏青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方方正正的面庞缺乏表情，以呆板的声音宣读着就职宣言。

为了庆祝省政府成立，全市举办了一系列戏剧游艺活动。由各学校选出来的小学生们，在金声戏院、民乐戏院、羊城戏院和大光明戏院尽情表演歌舞。节目包括歌舞《一只黄毛小鸡》、合唱《拥护汪主席》、粤剧《忘忧草》和独幕谐剧《不识字的笑话》等等。然而，这时在全市各日本洋行门口，仍然挤满了焦急地轮候买米的人群，人数比在各戏院看表演的观众人数总和，还多出几倍。

傀儡政府组织的亲日活动

粮价到5月12日回落了两三元，但这时又出现了柴价暴涨的问题。人们发疯似地涌向郊外砍伐树木，甚至有些不法之徒四处挖掘坟墓，把棺木盗来当柴卖。还有一些人连屋梁也拆下来卖了。广州市芳村区、河南区警团不得不张贴告示，禁止柴薪出口，无论树木杉料、桌椅板凳、箱笼衣柜床板，凡可作柴薪燃料之用的一切木器，严禁运出本区范围。

自从7月香港实行疏散人口政策以来，大批港人像洪水似地涌入广州，多达十几万人，加上广州原有的90万人口，虽然尚未恢复战前的130万人口水平，但由于战火的摧残，经济远非战前可比，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哀鸿遍野；广州人口的回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四乡的难民。他们的涌入，对本来已经一片萧条的经济，构成百上加斤的压力。

在严重的粮荒逼迫下，人们只好用米浆、枧水混合，做成一种叫“神仙糕”的东西糊口，或者从日军马匹拉出来的粪便中，捡取未消化的豆子（俗称“马屎豆”）充饥。马路上的饿殍和弃婴，比比皆是，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身穿掩埋队服装的人，蹬着一辆挂有收尸铁箱的单车，沿街收拾路尸。人命比草还贱，报纸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一艘渔船在省河与另一艘客船相撞，客船上一对母子同时溺毙，事后渔船赔偿了死者家属60元。两条人命的价钱，只够买100多斤大米。

在百业凋零之中，唯有鸦片烟馆一枝独秀，从1939年的70多家，发展至1940年的110多家。粮食没有运入广州，烟土倒源源不断地运来。美丽的南方都市，正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居住条件、环境卫生、治安、粮食、日用品供应，都在迅速地趋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