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鉴真在开元寺驻锡期间,看到广州城外的景象是:“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种类极多。”而广州城内的景象则是:“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

在唐朝的广州街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人?

一道不算很巍峨的城墙,便隔开了两个世界,内外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在贞观元年(627)设岭南道,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岭南道署设在今越秀区省财政厅位置,即隋朝时广州刺史署所在。署衙内设有绥南府和番禺府。一万五千多将士的经略军驻扎广州城内,军中的副使、司马、判官、功曹、书记、参谋诸署,均列于岭南道署内,另巡察、按察、巡抚诸署则在道署外。韩愈有一首诗《送郑尚书赴南海》,描写城中官衙盛炽的威仪:“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

城内门枪森严,官威熏天,民居集中在城墙脚一带,仄狭浅陋,生活很不自在。而城外花天锦地,满眼繁华,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商人都不想住在城里,他们有的是钱,要盖渠渠大屋,最好是在城外。除非遇到什么商业纠纷要闹上公堂,平日与官府没什么交道打,见得最多的是收税的官员,对他们花些财货打点就可以了。在城外多少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自由自在,饮酒,品茶,逛街,和朋友玩玩樗蒲,日子过得很惬意。

在唐朝的广州街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人?

樗蒲是一种流行百年的赌博游戏,有点像后世的掷骰子,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病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五木经》,介绍它的玩法。另一种热门赌博是打双陆,在棋盘上以掷骰子点数决定棋子移动,先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为胜。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载有个人带着双陆渡海,途中翻了船,他手持双陆盘,口含双陆子,在海上漂了两昼夜,宁死也不丢双陆。

朝廷虽然禁止赌博,但官府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官场中也有不少人沉溺赌博,连宫禁大内也不例外,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为放任赌博,而受到惩处。广东人似乎特别好赌,各种流行的赌博还有掷骰、围棋、象棋、斗鸡、斗鸭、斗蟋蟀等,五花八门,不可胜举,甚至扯根小草,都能用来赌输赢。有钱就赌钱,没钱就赌衣服、赌家什。有一句讽刺赌风盛行的话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咸通年间(860-874)的作家裴铏,在小说《崔炜》里描写,七月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中元节即七月半祭祖节,又称施孤、鬼节、斋孤,道教称七月半是地官诞辰,祈求地官赦罪之日,冥府大开,放出全部鬼魂,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佛教中称为“盂兰盆节”。中元节前一天是“烧衣节”,家家户户具酒馔、剪楮衣,祭祀祖先。中元节当天,几乎倾城而出,到寺庙上香,追荐故亲。

开元寺在西城外,紧挨着光孝寺和蕃坊,成了一个盛大的圩场,各种摊档、店铺,密密麻麻,从寺内一直排到寺外,摆卖各种名花珍果、元宝蜡烛、珠玉古玩、沙煲罂罉、糖果小食,无所不有。山门内外,人如潮涌,语笑喧呼,盈街塞巷。人们围成一堆一堆,有的斗鸡赌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搭台演百戏,表演吞刀、吐火、顶水缸,或是戴角披毛,模仿动物舞蹈,敲锣打鼓的喧豗,伴随着寺庙的钟鼓声,回荡大地。

在广州人看来,什么都可以赌,什么都可以卖。到街市上逛一圈,可以见识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商品。一段形状奇特的木头可以卖钱,一块颜色斑斓的石头也可以卖钱,连鸡爪子、猪骨头、死鱼烂虾、死蛇烂鳝、枯蓬断草,也都摊在路边,招徕买家。从海里捞到的死蜈蚣,更是奇货可居,卖家唾沫横飞地吹嘘,这条蜈蚣大到仅一只爪,就有百二十斤肉。广州人喜欢用蜈蚣泡酒,认为可以解毒消疮,蜈蚣越大药效越好。乡下佬从山里抓到一条罕见的两头蛇,用笼子装着在路边展览,交钱才准看,又有大批人围拢过来,扶肩搭背,交颈并头围观。有个老太婆,声称自己采得异草,用秘方制成“媚男药”,专卖给富家妇女,竟然不少人掏钱争购,甚至用金簪、耳珰等首饰交换,惹得周围的闲人哄然大笑。

从武德四年(621)开始,人们不再使用流通了一千多年的五铢钱,而改用开元通宝钱了。到乾元年间(758—760),又出了乾元重宝钱,这两种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市场上都可以用。官府在番山西麓设一处钱模翻砂工坊,2000年兴建广州百货大厦新翼时,被挖掘了出来,还有一座六朝时的钱窖。到底有多少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在广州市面流通,从来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

在唐朝的广州街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人?

对生意人来说,广州的日子,就像一大串铜钱,一年到头叮当作响,好听得像音乐。逢年过节很热闹,商舶埋岸很热闹,新官上任很热闹,商铺开张很热闹,红白喜事很热闹,佛菩萨出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更是要大大热闹一番。

广州人太多了,城市太繁嚣了。凡亲历其境的人,都不禁猜度,这座通都大邑里外,到底住了多少人?蕃坊有多少人?其中多少是蕃客?多少是本地人?多少是内地商贾?城里有多少人?城外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就像问广州有多少开元通宝一样,难以数清。按官方的统计,贞观十三年(639),广州领十县,共有12463户,59114口,每户平均口数为4.74人;其中番禺县有958户,也即只有4547口。实在难以置信,偌大一个番禺县,怎么可能只有四千多人?广州城一次中元节,到开元寺上香也不止四千人。

历朝历代,广州的人口数目,都是笔糊涂账。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年间(712—741)广州有64250户。但《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却说,开元年间广州人口为43230户。《旧唐书》则说,乾元元年(758),广州户数为12463,十几年间三级跳,相差甚远,这不太可能。虽然广州领县数目时有变化,如贞观初年领十县,天宝初年增加了三县,但也不至于差得那么远。这些数据有多少瞎编的成分呢?

唐代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从统计数字看,唐初确实出现人口大减。原因之一,是隋末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迁徙避难,造成户籍统计的困难与混乱。另一个原因,是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之前,实行租庸调制,这种赋税制度,规定一户逃亡,邻保就要代纳租庸调,结果逼得邻保也要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逃亡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户籍人口自然越来越少。

在唐朝的广州街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人?

官府的统计,只反映州县编入户籍的平民,而和尚、尼姑、道士、女冠、官府工匠、乐户、贡织户、官奴婢、杂户、官户(番户)等众多特殊人群,都不计算在内;因为逃避战乱、灾荒而产生的巨量流动人口,原籍已经注销,新居地又迟迟没有登录上籍,也无法统计;更有许多赤贫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官府根本懒得去登记了;自隋、唐佛教盛行以后,出现了庞大的假和尚、假道士群体,剪发披缁,寄食江湖,以此逃避徭役,这些人也是没有统计的。因人口流动太大,或人手不足、官吏懒政等各种原因,有些州县索性不申报人口,任由付之阙遗。因此官府的人口统计,错漏百出。

可以肯定,蕃坊的人口,从来没有准确统计过,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都有;附郭地区的人口,也没有准确统计过,连最容易统计的城里人口,都没有统计过。住城里的人,其实不会很多,唐代的广州城,以城墙为界,面积比南越国王城大不了多少,同样是挤满了衙门官署,连墙接栋,几乎不余间隙。留给老百姓居住的,只有城墙根的一些湫隘之地。

唐代的坊市制,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管理。“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与坊之间,以墙相隔,定时启闭坊门,实行坊里邻保制。但广州因为城里面积不大,大量人口在城外,他们也不从事农耕,而是经商,所以“坊”也不限于城里。《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里记载: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囗囗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如果扬仁坊就是后来西关扬仁里的话,那么证明早在隋朝,西关一带,亦被视为“在邑”。

在唐朝的广州街道,我们会遇上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