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广东的地图，发现有不少带“罗”字的地名，不仅广东很多，广西也很多。如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都带个“罗”字？

      按一些文化学者的考证，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甚至掺杂了神话的传说，越族祖先从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两晋名臣贺循在《会稽志》中说：“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少康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一带。《国语》里有一段注文提出：越王“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原及西北。祝融的孙子季连，出生于河南，其部落生活在河南、甘肃、陕西一带，与以牧羊为业的西北羌族多有联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变体，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

      当时一个部落有多少人呢？夏朝时，大约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人左右，就算大部落了。由于各部落间，不断爆发争地盘与抢人口的战争，一些部落战败，各散东西，分成几个小部落，或被其他部落吞并。由于不断裂变，让人搞不清各个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所以有 “三代不同源”之说。

       夏末商初，曾经显赫的季连部落被打垮了，部落中氏族分路逃亡，熊氏一支逃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休养生息，他们因善于罗网捕鸟而被叫做“罗”。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名为罗国，面积约一二百里，周朝一里相当于现代的四分之三里。熊氏另外一支被封在荆州为楚国。

       罗国与楚国都是季连部落的后裔，但春秋时代，楚国吞并了罗国。罗族愤然与熊氏割席，改称罗氏，以纪念故国，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平定了东越，但南越因有五岭为屏，楚国不能越雷池一步，罗氏便逃入了南越的地盘，建立“缚娄国”（也就是后来的博罗）。有人认为，如今两广地区，保留着大量“罗”字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湖、罗欧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南下经过的痕迹，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罗湖

 

罗

定

       一个与岭南似乎毫不相干的中原小部落，就这样，和广州历史挂上钩了。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中原人进入岭南，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因此，文化学者们一看见罗氏入粤的故事，便马上延伸出罗氏姓芈，南下时带了羊来，所以广州叫“羊城”；又说罗氏还带来了稻谷，所以是罗氏教会了广东人种稻子；又说是中原人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总之，想象力十分丰富，衍生的故事，越说越神奇。

       其实，“罗”字地名，是否罗氏族人的印记，在无史实佐证的情况下，只能靠猜。楚国平东越后，洞庭湖畔的罗氏族人，已分崩离析，一支入了广东境内，一支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南河下游，还有一支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一部分西迁到北胜县。按常理推测，罗氏四散逃亡，能翻越五岭的重岩叠嶂，穿过大片原始森林，逃过毒蛇猛兽的袭击，进入广东的人数，当不会太多，两三百人不得了了，但罗字地名却遍布广东全境，远及广西。罗氏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走遍这些地方，并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呢？这不合逻辑呀。

封开罗董

       语言学家说，广东很多地名，其实出自僮语，包括以那、乌、良、思、古、都等字起首的地名都是，罗字亦然。在僮语里，“罗”与“六”是相通的，如封川六田、信宜六岸、茂名六双、化县六磊坡、阳江六平山等；“六”与“禄”也是相通的，如台山禄马、南海禄境、鹤山禄峒、德庆禄滚等。这些地名最初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后来写入官府文书时，以读音定字，按照书写者的不同理解，便写成了不同的字。如果这些字本来都是“罗”字的话，那更不可能是罗氏族人能够做到的了。

       罗氏族人即使到过岭南，也只是岭南文明的介入者，得到了岭南文明的包容与接纳，而不是开创者。中原人的到来，也许确实带来了北方的某些农耕技术，对广东的农业与畜牧业，有助推作用，但并不是说没有中原，岭南就永远要茹毛饮血。事实上，中原的某些农耕技术，在岭南未必适用，盖因地形不同，水土气候不同，种植的品种也不同。

       其实，天地间自有人类以来，广州人便生于斯，长于斯，耕耘树艺，渔海樵山，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文化一天天茁壮成长。如果不是秦王朝的南征，广东沿海完全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用不着逃难的罗氏族人来教越人怎么种水稻啊！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