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广州地区几无人烟,人口多少无法估算。《史记·夏本纪》载,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夏禹时期,就有户籍制度。周朝有户口编查制度,并设“司民”之官。可见中国的户籍制度真是历史悠久。不过那时的岭南地域非属中原政权管辖,因而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正如清雍正《广东通志》所称:“历代户口。广州府,秦以前无考。”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距今二三十万年以前,粤北地区有古人居住。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韶关曲江县马坝狮子岩石灰溶洞中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现已灭绝了的剑齿象、巨貘等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经鉴定乃古人类头骨化石,因此命名为“马坝人”。“马坝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由此可证广东也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距今3万年前,“垌中岩人”生存于粤西封开地区。距今1.6—1万年前,粤西古人类已进化为现代人。阳春独石仔与封开黄岩洞遗址,是广东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七八千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西樵山文化”,这是一种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适应渔猎生活的新石器早期人类文化。

六七千年前,已有人迁移到广州地区(这些先民后来发展成南越族等民族)。以后经济缓慢发展,人口逐渐繁衍。在距今7000~5000年前,广州溺谷湾形成,黄埔成为天然港湾。在距今约5000年前,广州地区已有原始的农业和渔业,并有野生水稻生长(稻谷历来是广州农业最主要的农作物)。广州已从溺谷湾上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居民聚居点。

破解人口之谜:秦汉时代广州老城究竟有多少人?|| 冯沛祖
马坝古人

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开始发展的古代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扬越人创建的滨海港口。殷商之人可自此远航取得珠、玑、犀、玳瑁等物。

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 年),由岭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据传,在公元前11世纪(约周成王时期),越裳氏(今马来亚半岛南部)已来广州朝奉。可见当时广州已是一个对外港口。

到战国后期,广州地区已成为对外贸易的著名商埠,名声远播中原,连秦始皇也听说过南越有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类的宝物,故人口应已成千上万,并可能已形成具政权形式的部落联盟,甚至可能立国,否则不可能跟南征的秦军长期对峙。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秦廷随后“谪徙民五十万戍岭南”,“屯垦戍边,与越人杂处”。数年后,秦二世时,“又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予南越”。这数十万男男女女连同先前南下平定岭南的数十万秦军将士,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其数量可能占到当时岭南人口总数的一半,使岭南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岭南地域甚广,以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等七郡来算,广达562950平方公里(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地甚广而人极稀,土著人仍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农耕状态,人又短命。这数十万北人分散岭南各处,平均计算不过每平方公里约一人而已。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心区筑城,十年后赵佗又在同一地区扩建南越国都,商贸兴盛,与洛阳(今河南洛阳)、临淄(今山东淄博)、邯郸(今河北邯郸)、大梁(今河南开封)、陈(今河南淮阳)等号称为中国的九大都会。为“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是我国输出丝绸及其他商品的外贸港口(《史记·货殖列传》)。整个岭南大地唯番禺得都会之称,可知当时广州是人口集中的地区,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域。有资料称:“能驻‘一军’的任嚣城当时约有10万居民的人口规模。”(《广州百科全书》P.44)。不过以当年任嚣城如此小范围的情形来看,不可能容得下10万之众。当年的食粮大概也供养不起10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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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兵马俑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下诏称赞赵佗:“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即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书·高帝纪》)。可见当时番禺一带人口在平稳增长。今天尽管无法确知当时的人口数,但据当时的情形估算,当在万人以上。

西汉初年赵佗创建南越国。南越国平稳发展近百年,在后期时,以当时的情势(南越国都、全国著名都会商埠,外贸大港、长期的人口繁衍)估算,今广州地区一带,军民合计,当超过二万之众,否则韩千秋统率的二千汉军不会被一战全歼,而汉武帝也不必随后调集十万大军南下,“咸集番禺”。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两路汉军主力共数万人,会集番禺攻南越国都,纵火焚城,一战而下。战后,又有一批军人留居当地与越人杂处。尽管当时有不少人死于战火,但原赵佗王州地区人口亦应因而有所增加,具体数目,难以估计。

汉武帝灭南越国后设置南海郡,辖六县。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有19613户,人口94253人。(元大德《南海志·户口》记载这为前汉广州户口数,没载明何年,当采自《汉书·地理志》。)这是南海等郡首次见于史籍的人口统计数字。

当时南海郡的范围很大,几乎涵盖今广东省的中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为95 670平方公里,领六县。据此推算,平均每县户数为3268.83户,每户平均为4.81人。每县口数平均15723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人。{清光绪《广州府志》(卷七十)将上述数字视为汉元鼎六年灭南越国后的统计:“广州府。汉:南海郡,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这是对原文的误解。原文是:“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百纳本《汉书》、中华书局《汉书》)括号内的文字是原书中的注释。户、口数并非指元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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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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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县是南海郡首郡,一直是都会商埠所在,前经南越国经营近百年,后又发展了近百年,其户数口数定必超过平均数,即超过15723人,而今珠江三角洲多属当时的番禺县,县境甚大,今越秀地域赵佗王城区域只占很少一部分,理应不会超过15723这个平均数。

由此推论,上引《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统计数字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自秦平岭南至西汉末年这二百余年间,除了汉军攻灭南越国这场战争外,别无其它大动乱,人口不会遭受什么损失;对外对内的商贸不断发展,人口一直在繁衍,哪会历二百余年后人口仍如此稀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驻军、官员及其僚属可能都没有计算在内。

且看任嚣嘱赵佗自立时所说的话:“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可见除了地利外,立国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颇有中国人相辅”。证明当年平南越的秦军,驻守在越秀地域一带。正如屈大均《广东新语·真粤人》所说:“任嚣、尉佗所将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故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就这驻军而言,当不会少于一万。《广东新语·南越初起》又说:“中国人,即谪徙民也。佗之王,秦实资之,谪徙民得依佗以长子孙。”再看十余年后,西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前196),大夫陆贾前来南越国劝赵佗归服汉朝,说:“今王众不过数十万(今译:今天大王您统治的人口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这显然是只说了当时的土著人数。因为秦时南征之军队人数,加上随后五十万徒戍人数,再加“予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粗略算来也有六七十万,再经数十年繁衍,忌止“数十万”。

由此大致可以肯定,当时番禺故城区域人口不是不会超过15723这个平均数,而是应当超过15723这个平均数,至于超过多少,无法估算。

东汉时,岭南较为安定,处于休养生息的环境中,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经济上获得较大的进步,人口亦有了明显增加。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户口数断限于是年),当时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中宿(今清远)、四会、增城、揭阳七县,范围约当西汉时南海郡,面积为96 230平方公里,有71477户,250282人。(原文:“南海郡。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有劳领山。”文中所谓“七城”,即七县)(注:元大德《南海志》与清雍正九年《广东通志》所载后汉户口数均转抄于此。)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人。按7县平均计,每县平均户数10211户,每户平均3.5人。即每县有人口35738人。相比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统计数,南海郡户数增加三倍多,人口数增加了不足三倍,辖县多了增城一县。

番禺县为郡、县同治之县,人口较他县稠密,故必超过平均数,即超过35738人,但番禺县境甚大,人口分布各地,那在今越秀地域的旧番禺城(赵佗故城)的人口就肯定达不到30000这个数。否则其他地方岂不几近荒无人烟?

过了44年,即东汉末期的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不少中原士人南逃以避战祸,史载有百余家逃入交趾,这百余家是当时有名望的家族,平民百姓逃入岭南的当然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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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

东汉末年,今越秀地域(赵佗故城连同城周一带区域)的人口有所增加是可以肯定的,可惜缺乏统计资料,无法确定具体数目;按理推算,当有三万以上人口。其主要理据是:

一,全国著名商埠,长期的贸易商都,社会一直相对稳定。

二,历来为人口集中地区。

三,步骘在此重建番禺城(步骘城)并把州治迁此,随后又把郡治、县治迁回此城,若无相当人口,想必不会这样做。

四,经学家虞翻随后被流放此地,在城西北二里郊外的今光孝寺地安居讲学,“门徒常数百人”。那时广州地处南疆,非常闭塞,甚少读书人,却有数百人跑到距州城二里地的郊外来跟他学经。就以百分之一来算,今越秀地域(步骘城城区内外)亦应有数万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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