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随着疫苗事件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人们忽然怀念起一个久违的职业——调查记者

2010年,山西发生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事件,《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记者王克勤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引起轰动。而八年后,王克勤已经远离新闻工作,成为一位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只是他几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忽然被很多人想起:“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然后,在2017年,以调查记者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撰写相关论文的时候,在全国只能找到一百多位调查记者。当年那些为了理想,为了公义,奔走在新闻第一线,乃至深入最危险的地方,为公众带来真相的媒体英雄们,原来早已风流云散。

调查记者何处寻?-羊城网——懂互联网,更懂广州!

(王克勤和包月阳)

调查记者这个行当究竟怎么了?虽然说这年头媒体尤其是纸媒的日子不好过,但也只是跟当年辉煌期相比,不少媒体还是能够养着一大群吃闲饭的人,总不至于整个中国的媒体行业,竟然养不起几个调查记者吧?我虽然算是个媒体人,但没有做过统计调查,对于调查记者们的去向并不十分了解。我只懂翻书读历史。最近因为要给一个读书会做讲座,又把《潜规则》翻出来读了一遍,在里面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清朝光绪初年,四川的眉山县户房每次收税,都在砝码之外另加一个铜块,叫戥头,于是每户大概要多交一钱八分银子。这笔钱长期以来已成惯例,已经收了二十年。一钱八分银子虽然不多,但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几万户人家每户一钱八分,加起来就是个巨大的数字,二十年算下来,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估计也得数以亿计了(书里面的计算是三五千万,但书是十多年前出版的,加上通涨怎么也得三五个亿)。县里面有个读书人叫李燧,是个急公好义之人。他觉得县官府这样乱收费实在说不过去,于是跑到上级官府告状。这一状告得很不容易,县志里面记载说他“破产走五千里”,决心很大,成本很高。而结果呢,上级官府对于这位揭露黑幕的书呆子很不高兴,诬陷他告状是为了敛财,不但革除了他生员的资格,还把他抓进牢里关了起来。这一关,就关了十二年。这期间,那一钱八分银子自然是照例收取无误。十二年后,省里来了新的官员,了解到李燧的情况,觉得他挺可怜的,于是下令把他放了,还写了首诗送他。而那一钱八分银子,当地的县令在光绪十二年主动革除了,也不知道是新官员的功劳,还是李燧的冤案发挥了作用。

最后,作者给算了一笔账:李燧出现的几率有多大呢?为了区区一点银子,变卖家产奔走五千里,还不知道能不能告得下来;就算肯定能告下来,谁又愿意花费全部家产和十几年的光阴,去争取这区区一钱八分银子的正义呢?如果这种人罕见得很,那么官吏们乱收费也就很安全。况且,即便是真的告成了,大不了以后不收就是,官员还能落得个爱民如子的好名声呢。

读完这个故事,我终于明白调查记者们到哪里去了。为了一点点的公众利益,奔走数千里,深入险境历经艰辛,换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很可能是饭碗都没了。更要命的是,公众还未必领情,动不动就骂你是“妓者”,觉得你做这么多还不是为了赚钱?说不定拿着新闻线索就跑去敲诈勒索,投了广告就相安无事呢……投入和回报如此不成比例,这一口饭,谁还愿意吃?

这个社会,曾经有很多光荣的职业。人们从事这些职业,不仅仅为了吃一口饭,还因为这些职业造福人群,做着心里亮堂。例如医生、例如记者、例如律师、例如公共知识分子、例如教师……然而近年来,一旦见到有医生收红包,大家就说医生无良;一旦见到有记者出错,大家就说无良“妓者”;一旦见到有律师违规,大家就骂律师“只知道赚钱”;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就更加无以复加,乃至“公知”成了骂人的话。

是的,每个行业都有害群之马,每个行当都不会十全十美。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完全否定这个行当的理由。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曾经为那些为了公众利益奔走劳碌,甚至付出各种代价的人们做过些什么?我们曾经给过他们怎样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我们整天都沉浸在抖音、创造101、王者荣耀……里,对社会漠不关心,对那些关心公义的人嗤之以鼻,怎么有资格期望在关键时刻他们会凭空出现?

佛家说,凡夫畏果,菩萨畏因。我们种下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未必需要挺身而出,只要对社会多一点关注,对付出的人多一点尊重和支持,对别人遭受的不公多一点关怀,这个社会也许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