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富可敌国到戴枷游街——伍家的财富神话,因官而起,因官而败……

在所有写清代广州十三行的书中,几乎都充满了“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辉煌巅峰”“黄金时代”之类的称颂之词;十三行商人伍秉鉴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上个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亦被今人引以为豪,仿佛与有荣焉。

富可敌国的伍秉鉴
富可敌国的伍秉鉴

其实,十三行之所以能辉煌于一个时代,固然有广东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悠久的通商历史以及粤商个人品行等各方面的因素,但朝廷赋予十三行垄断经营的地位,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垄断企业往往是腐败的渊薮,垄断程度愈高,腐败愈烈

开海贸易初期,十三行全部由官府指定,专替外商处理货物交易事宜,代为支出收纳进出口税。这些牙行称为“官行”,或“官牙”。其中有托庇于藩府的“藩商”,有受总督任命的“总督商人”,有受将军任命的“将军商人”,有受巡抚任命的“抚院商人”,号称“四大官商”。后来还冒出一种自称得到皇太子撑腰的“皇商”,把持全部对外贸易。从这些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与官府的关系。

随着贸易的日益兴旺,不断有新的行商加入,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出现为争揽生意而互相压价、贵买贱卖,打“价格战”的情形,扰乱了市场。1720年,有16家行商在神灵面前宰鸡歃血,结盟起誓,组成公行,制定共同遵守的行规。

没有加入公行的散商,则不准与外商接触,以此确保公行的垄断地位。不难想象,那些被排斥在公行之外的散商,说起十三行,是一肚子忿忿不平。公行组织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垄断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

伍秉鉴的父亲原在福建种茶,康熙年间,朝廷开海贸易,他灵敏的鼻子,马上嗅到发财的气息,举家迁入广东。但他的发财梦一开始并不美满,做账房一度因欠债而逃匿,转做盐商又赔了大本。后来在广州城西(今仁济路附近)开了间从事外贸的怡和行,虽然慢慢爬升到二十家行商中的第六位,但又因为拖欠关饷,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几年。

1801年,伍秉鉴子承父业,做了怡和行CEO,外国人都叫他“浩官”。伍秉鉴的性格,似乎不太适合做生意,他沉默寡言,没有幽默感,洋人觉得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

伍秉鉴不会说笑话,但很会做生意。怡和行在他手里,第二年便跃居行商第三位,五年后已坐二望一。1813年,官府决定从行商中挑选两个人,充任总商,一切评订货价和对外通商事宜,统由总商负责,其他商人不得过问。伍秉鉴众望所归,成为两位总商之一,口含官宪,手握议价权,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伍家花园
伍家花园

伍秉鉴在其巅峰时,拥资超过2600万银元,相当于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钱神话,为天下所艳羡。仅看他在广州河南的别墅庭园,已让人叹为观止,其规模可与《红楼梦》的大观园媲美,中央大厅摆得下数十桌筵席,能容上千名和尚诵经礼佛。据上他家做过客的洋人描述,登上他家的高台,“广州全城景色及城外江河舟楫俱在眼前”。当然,如今的伍家花园只剩下一条“伍家祠道”以及一小段红砂墙基,供人凭吊。

垄断企业往往是腐败的渊薮,垄断程度愈高,腐败愈烈。因为这个垄断是靠官府赐给的,官府要得到回报,于是便导致官商勾结。在1801年至1843年期间,伍秉鉴向官府行贿、捐输、报效的钱,多达1600余万两,买回来了一大堆金光闪闪的官衔、封荫和官职。按清朝的规定,商人最高只能授三品职衔,但伍秉鉴给自己捐了个从二品顶戴(相当于布政使),上至伍秉鉴的曾祖父,下至其子伍崇曜,五代俱晋一品荣禄大夫,成了广东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连皇帝都知道广州有个叫伍秉鉴的富翁,钱多得不得了。

伍秉鉴曾经一次撕毁生意伙伴7.2万银元欠条

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千万家财,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同时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当年广州有一首民谣:“潘卢伍叶,谭左徐扬,虎豹龙凤,江淮河汉。”前面八个字,代表了十三行八位著名行商,其中“伍”即伍秉鉴的怡和行;后面八个字,形容他们财雄势大,傲视天下。

伍秉鉴在生意场中,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凭借着官府所规定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之外,他个人的性格品行,也是重要原因。洋人都公认他“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也许这就是他做生意的另一种本钱,是他独有的成功之道。

十三行
十三行

有一位美国商人和伍秉鉴合伙做生意亏了本,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无力偿还。他也很信守合约,因债务在身,便老老实实待在广州,虽然望尽天涯路,却不敢归故乡。

伍秉鉴知道后,心生怜悯,当着这位商人的面,把债据取出,三下两下撕成碎片,然后对美国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已。现在我们之间的账目已结清,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了。”7.2万银元,相当于5万多两白银,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很多知府大人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收入,还不到一千两,这是他们50年的“工资收入”。却被伍秉鉴随手一撕,化作废纸。

还有一位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生丝,伍秉鉴要求他把赚到的钱兑换成东印度公司的期票。不料这位商人急于赚快钱,自作主张,把赚到的钱买了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市场滞销,亏了几千元。这位美国商人愧疚不已,主动向伍秉鉴认错,表示愿意赔偿。但伍秉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要多加小心。”并不要他赔钱,而是自己承担了这批没销路的毛织品。

两广总督阮元

两广总督阮元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对行商以严厉著称,有美国水手在广州打死民妇,阮元连十三行的保商黎光远也一并收监,最后判了黎光远流放伊犁。黎光远其实很冤枉,还因此破了产,伍秉鉴和几个洋商一起筹款,送给黎光远作流放伊犁的生活费。

这些有着浓浓人情味的逸闻,显示伍秉鉴并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孤寒财主”,他做生意颇能为别人着想,过得了自己,也过得了别人,令中外商人对他都赞誉有加,虽然怡和行的收费比其他行高,但洋商仍然乐于与他做生意。

鸦片战争中,伍秉鉴不仅要替朝廷赔款,还被戴枷游街

十三行因为有官府的支持,才获得外贸的垄断地位。因此行商与官府之间,多少都有金钱关系。但阮元为官清廉,他对商人的监督也格外严格。当时行商实行联名具保的制度,一家行商倒闭,其欠债要由联保的其他几家行商偿还,经常出现一家破产,便连累几家倒闭的情形。

坊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因为有行商倒闭,拖累了怡和行,伍秉鉴去见阮元。阮元问他欠饷的情况,他说:“不是我有意欠饷,实在是因为市道疲软,官府催饷又急,我吃不消了。这样下去,官商两败俱伤。”阮元挥挥衣袖说:“既然如此,我免你家数年饷,好自为之。”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后来受到质疑。阮元当两广总督时,正是伍家生意的鼎盛时期,何至于上门求官府免饷?而阮元也不是一个如此不负责的官员,随便就免一个行商几年的饷。事实上,阮元铁面无私,对伍秉鉴一视同仁,1821年,因为伍秉鉴对外船夹带鸦片,知情不报,阮元便奏准摘去他的议叙顶戴,以示惩戒。

林则徐

林则徐

另一个对行商非常严厉的官员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曾召见伍崇曜,对行商滥保夹带鸦片的洋船,严加痛斥:“本大臣奉旨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勒令他们父子改邪归正,并要洋商缴烟具结。

伍秉鉴说服洋商,向官府缴出了一批鸦片,但林则徐认为这只是九牛一毛,做做样子想蒙混过关,勃然大怒,下令把伍崇曜革去职衔,投入大牢,把七十高龄的伍秉鉴摘去顶戴,套上枷锁,游街示众,从衙门游到十三行,沿途民众围观。直到英国人缴出两万箱鸦片才放人。这批鸦片的钱,最后由行商公所的基金行佣中偿还给英商。所谓行佣基金,是从进出口货交易中抽取款项,专门用来打点朝廷和官府上下关系的。

对于一个世界首富来说,被戴枷游街,亦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官府对十三行商,没事时都当他们是摇钱树,任意敲诈勒索;一旦与洋人有交涉,就拿他们杀威,吓唬洋人,再不然就要行商出面斡旋做挡箭牌;如果斡旋不成打起来,商人的命运更糟糕。当时的大清十之八九是吃败仗的,商馆店铺被毁不说,败了以后官府要赔钱,钱还得从商人腰包里掏。

1841年,英军围攻广州,靖逆将军奕山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赔款6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行商先付,其余400万由官府垫支,行商分年摊赔归补。

官府打了败仗的600万元赔款,全部由商人给他们埋单。当时广州有民谣唱:“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崇曜)顶上,六百万讲和,七钱二兑足。”仿佛赔钱讲和,都是行商的错,其实,伍秉鉴不过是代官府受过,出了钱还落个骂名。

鸦片战争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朝廷勒令旧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外商债务300万元,伍家独认100万,一时未能交清,官府天天派人上门催缴。伍秉鉴再也受不了了,一病不起,在广州河南去世。十三行这种公行制度,短期内虽可以让朝廷捞足油水,也制造了一批超级富豪,但长远来说,却是中外贸易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前,已趋于衰落,商人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府以报效、捐输、摊派等各种名义,没完没了的苛敛勒索,令行商们疲于应付,走投无路。结果,有些行商开始与洋人勾结,从事鸦片走私。有些行商受到官府勒索,转头又去勒索外商,以转嫁损失,形成恶性循环。

1856年,英军攻破广州外城。愤怒的广州人纵火焚烧十三行。这场大火直烧得天愁地惨,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