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离开我们39年忌日，特此转发一篇记录父亲生平的文章，以表怀念之情。原文选节自湖北省安陆妇联《洞庭湖边那些事儿》，发表于2021年7月2日，感谢湖北乡亲，几十年过去了，对曾经在这片土地流下血汗的人们仍铭记于心。

左铭（1921——1983），山西省稷山县人，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于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光化县常家营区委书记、信南县委组织部长、随南县委副书记、安应县委书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坚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做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湖北省、广东省和广州市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第一书记，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每个工作岗位上，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遗余力地为党奋发工作，他一贯保持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不谋私利，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83年5月17日，在工作中突发心肌梗塞逝世。 

在追悼会上，广州市长叶选平代表党组织致悼词，给予左铭同志很高评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坚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积极贡献，立下了显著功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投身抗战

1937年11月，山西省稷山县史册村人宁国泰，考入由共产党负责的、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12月，加入学员战时服务团，到各地巡回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微口吃，平日为掩此缺陷，尽量少言寡语。但是，在作抗日宣传时，他一反往常特点，每到一地，或深入群众，促膝夜坐，款款而谈；或集会演讲，欣然登台，慷慨陈词。这一时期，他为抗战呼号奔走，足迹踏遍许昌、舞阳、潢川、商城等地。由于他工作出色，表现突出，1938年2月，由余士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这光荣的日子，视为自己第二生命的诞生日，宁国泰决心要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一信念永远铭记在心，为此，他改名为“左铭”。

左铭所在的战时服务团，后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转到湖北时，又改名为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10月，左铭等由商城撤退到湖北襄阳、老河口一带，他到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革命实践的锻炼，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此时他由单一地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转而担负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工作。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与之建立共同抗战友好合作关系。在觉悟群众中，注意培养和发展党员，积极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年底，他担任了中共光化县常家营中心区委书记。

扎根安应

1939年1月，刘少奇抵达确山竹沟镇，直接主持中原局的工作。当时，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党针对蒋介石“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采取深入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策略，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豫鄂边区党委在竹沟办了党校，5月至9月，左铭就在竹沟党校学习。10月，毕业即进入鄂豫边区工作，被派往信应地委驻地四望山地区，任四望山区委书记，1940年1月，左铭调任中共信南县委组织部长，该职对他是一个重要的锻炼。

此时，为配合李先念自竹沟南下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李先念、陈少敏指示信应地委抽调干部，分赴各地农村，建党、建政、建军。左铭随信应地委干部队南下到应山。在应山，干部队抽出部分同志，组成工作组，由左铭负责，下到基层，检查党组织活动情况。通过对天子、关庙等8个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基层组织存在着严重人员不纯、入党手续不完备等问题。左铭带领工作组立即着手逐一整顿，依靠出身好、革命态度坚决、工作表现积极的党员；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则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提高他们的觉悟，促使他们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名副其实的党员；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钻进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同时，注意培养和发展贫雇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入党。改善党组织成分，相应调整支部负责人，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大公无私、办事能干的人手里。帮助建立和健全支部各项规章制度。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1941年4月，左铭调任中共应山县委组织部长，在长期的组织工作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组织工作就是人的工作，积极扩大干部队伍，努力提高干部素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青年学生左斗，就是在左铭的教育和培养下走向革命的。

左斗出身剥削家庭，虽自己倾向革命，却难以摆脱家庭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左铭对他进行革命理想教育，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阐述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等等。使左斗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思想，后来入了党，还成为我党的一个区委书记。

对于知识分子可以讲大道理，而对于一般群众却不然，左铭创造性的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他是外地人，并不喜爱看楚剧，但鄂中地区是楚剧“窝子”，群众都喜欢看，左铭就接受一个楚剧团，带到各地演出。或在演戏之前，他亲自登台对群众宣讲，或他编成新词小段，让剧团在演正戏之前“戴帽”演出。这样的群众集会不需通知，都是不请自到。他还组织人根据民间小调，编新词填进去，各处传唱。以这些形式宣传，新鲜、活泼，群众喜欢，效果好。正如有的同志所总结并得到李先念同志首肯的：“国民党修土墙，围寨子；日本人修石墙，筑碉堡；我们共产党人修人墙，靠群众”，我们的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通过宣传、组织人民群众，使之成为“铜墙铁壁”的。

安陆县的赵家棚，是李先念南下敌后，在鄂中开创的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第一个主力团队的诞生地。11月，日寇趁我军主力东进之机，纠集了2000多兵力抢占赵家棚。左铭与指挥长汪立波等人一起，配合武装斗争，组织群众斗争。在敌人进入赵家棚之前，他们已组织群众带走粮食、衣物，牵走牲畜，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赵家棚一时成了一条“死”街。同时，组织周围群众以不赶集、不组织维持会、不暴露我军秘密为乡规民约，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有少数地主准备出面组织维持会，被我武工队“请”去训话后，作罢了；敌人到后，几次组织开市以筹措钱粮，都被我军民冲散。敌人就地难得给养，使用汽车从外地往赵家棚运进。左铭等又组织青壮年农民，配合我地方武装，砍电线，挖公路，截敌车，袭敌据点，搞得敌人“耳聋、眼瞎、饿肚皮”。敌站不住脚，只得自动撤出。

1942年8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工作，豫鄂边区党委决定，将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陆）北、应（山）南和孝（感）西北接壤部分合并，建立安应县。王良任县委书记，左铭任县委组织部长。安应是连接豫南、鄂中、鄂东等根据地的交通枢纽，是豫鄂边区的咽喉。它既是日伪“扫荡”的重点，也是国民党窥伺的目标，战斗非常频繁，左铭眼睛近视，山西口音浓重，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这些都给他增加了危险性。但他群众关系极好，对全县情况了如指掌，区乡干部都很敬爱他。当遇到意外情况时，群众总是不顾自身的安危而掩护他。一个外地人与当地人民的关系如此密切，这是与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干部、知识分子架子，艰苦朴素、诚恳待人分不开的。

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纵队

他从信应来，工作地点换了好几处，可军装还是老一套。汪立波见他衣服过于破旧，准备让财政科长给他再做一套，被他谢绝了。他与同志们一样，夏天睡门板，冬天钻草洞，几个蒜瓣就对付一顿饭，给房东挑水、扫地、种庄稼，真正做到了知识分子工农化。为了帮助工农干部知识化，他耐心辅导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学习，汪立波就经常得到他的指教。由于他及县委一班人以身作则，安应县的干部中没有出现过不团结的现象。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就曾当众表扬过他，称他是：“我们党内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

组织突围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在中原，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将我5万中原部队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东西不到200华里、南北约50华里的狭长地带中，企图吃掉。我中原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拖住这部蒋军，减少我其他战场压力，安应县处于包围圈内。此间，左铭与县长李雨膏一起，日夜奔走，发动群众筹集军粮，支援部队。他们除保证了我驻吉阳山一带部队的给养外，还直接向宣化店运粮达百万斤之多。1946年6月，我中原部队胜利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开始突围。27日，左铭等率领去应县党政军人员1000多人随中原主力部队行动。

突围前，左铭遵照地委指示，将体弱、女同志等不宜随大军活动的外地干部，化装护送出包围圈；本地干部，安置复员，就地隐蔽，并给他们出具证明，盖上县委组织部的大印，签上自己的名字，待我军南下后，可凭此证明再行归队，左铭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安置时，对当地干部进行斗争形势教育：“我们现在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敌人是在作临死前的挣扎，是回光返照。只要把这最困难的时期坚持过去，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勉励大家树立革命到底思想，人自为战，坚持地下斗争，并预计“我们少则一二年，多则三年，就会打回来的”。希望大家到时候能以清白面貌相见。主力部队突围时，左铭等悉心收容掉队的伤病员，就地安置在“堡垒户”。这些干部和伤病员，都是左铭等为日后收复中原，重建安应所植下的一颗颗革命种子。

7月，左铭突围到鄂西北，担任了房（县）西南工委书记。房西南是个新区，当地群众对我党不甚了解，且国民党乡保人员中的顽固分子躲避山洞，暗中与我对抗，工作十分艰难。左铭牢记“革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他带领同志们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很快就建立起了基本群众队伍。有了群众基础，再争取部分原乡保人员为我所用，逐步建立各区乡民主政权，局面迅速被打开了。

1947年1月，部队整编，左铭调任南（津）保（康）宜（城）县委副书记。这时，国民党大军压向鄂西北，对我突围部队紧迫不舍，梳山篦村，企图置我于死地。我部队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干部损失更是惨重。原安应突围人员1000多人，经上级一再调员，只剩下了5人，左铭就带着这4员大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他常和同志们取笑，“好兵不在多，一个顶百个”。他们设法收拢我失散人员、伤员、病号，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又组织起100多人的游击队来。并逐渐扩大活动范围，继续为我主力部队筹措军需，此间，他们上缴了几千万“法币”的活动经费。左铭工作起来，就像上满了弦的钟摆。6月，我军在皖西打开阜阳城后，他奉令带领黄铮、秦宽甫等人进入新区负责接收战利品工作，一天下来，大家都累了，其他同志休息了，他不休息，连夜清仓，查库，登记，分发，使物资很快就送到了我军民手中。

重建安应

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数月后，建立了大别山新解放区。为配合军事进攻，地方工作要迅速跟上，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这是获得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

挺进大别山

是时，左铭参加了河南淮阳太康县的土改工作。11月，左铭南下，任随（县）南县委副书记，兼理重建安应县工作。他与黄铮带领一个排到安应了解情况，袭击了陈巷寿山等地的国民党乡公所，震慑了敌人，扩大了影响，人们奔走相告“左部长回来了”。这声音唤来了原就地隐蔽和复员、掉队人员，他们纷纷要求归队。故人相见，泪雨难抑。“同志们辛苦了！”“左部长辛苦了!”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问候，再见不易呀，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是苦难历程的倾诉，是对牺牲战友未尽的哀痛，是心心相印而难以言说的理解……这些老兵归队，如虎归山，几年来被压抑着的工作热情，骤然得以迸发出来，其能量就超常了。恢复安应的条件成熟了。

1948年2月，地委任命左铭为安应县工委书记。虽然此时正是国民党整编八十五师三十三旅和新编十七旅在鄂中寻找我主力部队作战，整个鄂中地区处于拉锯战环境，人心极不稳定，但由于左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充分吸收复员掉队人员和当地干部参政，大胆信任和使用他们，政权建设发展很快。刚开始，只建了3个区，很快就发展到5个区，几个月时间又发展到8个区。于是在6月1日，地委又决定：将安应工委改为安应县委，左铭任县委书记。他领导全县人民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发展生产。为了支援南下的大军，在有的县难以自保的情况下，安应县上交的公粮和军鞋是一分区16个县中最多的。为此，得到了鄂中专署刘静专员的称赞：“安应县还能‘上贡’，真是了不得。”

左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安应县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但也因此，左铭受到了某些领导人的严厉指责：“执行‘复掉’路线，思想右倾”。为此，他一度很痛苦，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反为“复掉”同志得不到应有的信任而倍感委屈。后来，他调任应山县委副书记，有的同志为他愤愤不平，但他不计个人名利，以党的事业为重，愉快接受上级安排。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职位，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工作。”

勤奋工作

建国后，左铭的职务屡有升迁，但他仍然保持革命战争时的光荣传统，“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宫，而是要革命”，他牢牢树立“人民公仆”意识。

从1952年8月起，左铭调至广东工作。先在阳山县委，后至韶关地委，再至省委，主要是主管经济工作。从革命战争到和平经济建设，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使自己的工作和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左铭从学习理论和实践社会两个方面俱下功夫。

理论上，他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甚至向自己的子女学习，除了学经济理论外，还注意提高自己其他方面的文化修养，诸如学语法，学写作，学书法等。在实践上，他经常深入基层，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并定时抽出晚上或星期天，有意识地逛市场，挤公共汽车，倾听群众呼声。他在作出每一项较大决策前，总要先吃透中央有关政策精神；在理论上搞通；在实践中检验。他说，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如稍有不慎，即使是一点小的失误，也会给国家带来大的损失，给人民带来大的危害。在价格开放初期，对于每一种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商品的提价，他都要一一进行周密地调查，听取群众意见，有时甚至亲自到市场上去与市民们交换看法。

有段时间，广州市的鱼肉禽蛋紧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左铭积极参与筹备、建设大型现代化养鸡、养猪场；推广“流水密养”的养鱼先进技术；建立和扩展副食品生产基地:恢复和发展行栏货械、信托贸易；开放农贸市场和发展个体商贩等工作。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努力，市场供应状况迅速得到改变。为平抑物价，保护人民的消费利益，他又亲自抓“打投办”工作，健全各级物价管理机构，加强群众性监督。对大的决策性工作他如此认真，对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也毫不马虎。

有好几年，左铭兼任广州出口交易会副主任，分管住房服务等工作，在住宿最紧张的那些日子，他总是等最后一批客人到广州、安排妥善后才回家，这时往往已是深夜了。在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他积极抓住财贸战线的企业放权、扩权的改革试点工作，对南方大厦、东方宾馆的改革方案认真研究，大力支持，并总结推广，对搞活广州市国营企业商业企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廉为官

他的工作量常常处在饱和、超重状态，但他对个人享受却是那样吝啬、随便。他在广东省委工作时，组织上分给他一层住房，他3次让出两间来给尚未安排住房的工作人员住。后到广州市委工作，组织上在市委附近安排一栋楼房给他居住和工作，他认为机关住房紧张，自己不能要那么多，就谢绝了，而住进了另外的一层宿舍，直至辞世。他的工作用车，是一辆旧“华沙”，管理部门要给他换，他坚持不换。一次，他到中山纪念堂主持一个会议，因乘坐的是旧车，前门进不去，转而到后门，又被挡驾，最后还是出示了证件才得以通行。他对有些人以权谋私深恶痛绝。常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从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了，而多少好同志、好战友都牺牲了。想起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向党伸手要这要那。”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开国内之先河，招商引资，创建中外合资酒店，此图为1980年4月20日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的酒店——中国大酒店兴建签约仪式，父亲时任广州市政府副市长（右坐者），作为中方代表签字。

50年代，他患肝炎，韶关地委领导给他买了一些营养滋补品，他坚决不受，全部退回，说要培补身体我有工资；60年代，他任省委副秘书长兼财办主任时，遇上调整工资，同志们都提议给他调，他不要，说：“我少调一级不要紧，拿出来可以让工资低的同志调几个人”；70年代，他从“走资派”中走出来后，把1000多元补发的工资，作为党费全部上交了。

他不仅对自己如此，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他的工作用车，从不为家庭生活服务。一次，他未过门的儿媳妇从外地公差来广州，随身带有一些精密的医疗器械，儿子担心颠坏了，就跟小车司机商量，想请他开车接一趟，左铭知道后立即制止，严厉批评儿子：“老百姓没有小车就不办事了?”他有四个孩子，三个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到农场劳动。

1972年，内部招兵，小女儿想参军，表都填好了，但当他出差回家知道后，就动员女儿把有限的名额让给他人，让她也下乡了。1976年，小女儿又报名读大学，所在单位民乐茶场征询家长意见，左铭说：“对领导干部的子女的安排，要更为严格，更为注意群众影响，要从有利于农场工作的角度去考虑。”后来，孩子没去上大学，在茶场劳动了近5年。

左铭经常教育孩子们：“我是我，你们是你们，不要因为我干了几年革命就有优越感。要自立，要锻炼自己，适应艰苦环境，要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增长才干，去为社会服务，为党为人民作贡献。”他的爱人因工作单位离家很远，孩子们又都下了乡，80多岁的老岳母无人照顾，就自己联系了对调单位，左铭知道了，不同意，给爱人做工作：工作单位离家远的人多得很，这个问题在还没普遍解决以前，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能特殊，不然，老百姓要骂娘。爱人接受了，没有调。对于“家”的概念，左铭认为，先有国才有家。山西省的老家，他投身革命后直到1963年才回去过一次。

左铭是一个只知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毫不考虑自己的人。1983年5月17日，上午他还在财政局参加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工作，下午就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3时38分逝世，他以忘我的精神，坚持工作，直至最后一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情操。

25日，广东省和广州市负责同志及各界群众900多人，在广州殡仪馆礼堂降重举行左铭同志追悼大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及夫人送了花圈。追悼会由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主持，市委副书记、广州市代理市长叶选平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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