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学术文化的箝制，极为严厉，士人常因表达思想而横遭诏狱、廷杖摧戕，多数人溺于利禄之学，奔走竞逐，追求纸醉金迷、夸多斗靡的生活；而少数不肯降志屈从的人，只好端坐澄心，指望于静中养出端倪。政治上与文化学术上的压抑，士大夫寄情玩物，成为社会风尚，反而刺激民间工艺美术的繁荣，瓷器、漆器、家具、刺绣、景泰蓝、宣德炉等，千模万样，皆一时之盛。

在历史学家眼中，16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压抑的年代，就文化学术而言，已失去了唐、宋时代那种浑然的气派。心学盛行，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退缩心态。但从岭南民间表现出来的蓬勃活力，却如东风吹柳，为沉甸甸的历史，抹上了一道耀眼的亮色，使之变得鲜繁缤纷、生机盎然。

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崇祯十四年（1641）这几十年间，澳门凭借着广州的市舶贸易，从一个荒凉渔村，摇身变成世界瞩目的繁盛商港。一船一船的绣品、丝绸、金银、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小器、漆器、瓷器，从澳门起航，经好望角和巽地海峡航线，源源运回欧洲。在欧洲人心目中，黄金、刺绣、象牙一类的艺术品，都属于奢华品，得到特别的尊敬，因为它们的材料相当珍贵，常用来装饰祭坛、圣人遗物或贵重书籍的封套。即便到了16世纪，这种心理依然存在。广州是欧洲人寻找这些奢华品的最大市场。屈大均有一首《广州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

洋船争出是官商，

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词中的十字门指澳门，二洋指东洋与西洋。所谓“十三行”，是指十三家牙行。有人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清初十三行的繁荣景象，因为明代是以三十六行著称。其实，明代就有十三行的叫法，法国神父裴化行（Henri Bernard）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写道：“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清代的十三行叫法，也是沿用明代的。无论十三行，还是三十六行，都是泛指所有行商，并非确数。十三也可能是指十个三，即三十。坊间俚俗口语，常有这种用法，如二八佳人，指十六岁的少女；广州人习惯把七十二行叫做九八行，也属此俗。

屈大均所生活的康熙时代，朝廷实行海禁，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人们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亦寥寥可数，《夷难始末》一书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区区六十余万两，不值一提。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所以可以肯定，屈大均笔下的繁华景象，是明代末年的广州。

经过正统六年（1441）的整治，广州城面貌一新。城市整洁了，人的精神仿佛也清爽了。每天辰时一过，沿街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一夜无声的城市，像河渠开闸放水般喧闹起来。城门一开，第一批涌进来的，总是那些运花入城贩卖的花农。

几百年过去，历尽朝代更替与战火摧残，河南庄田仍然繁花如海。花农半夜即起，踏着月色下田采花，至五更鸡唱过后，便运到珠江边装船，在晓色与波光相映之间，一艘艘摆渡过江。这时，五仙门码头泊满花船，芬芳飘满一江。《广东新语》记述：“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花农们“吱吱呀呀”挑着一担担素馨花，把馥馥香风也带进城里。大南门、归德门、小南门、正东门、正西门、大北门、小北门等大大小小的城门，都做了花市，仅素馨花每天就卖出不下数百担。屈大均说：“花客涉江买（花）以归，列于九门。”家住豪贤街的举人黎遂球则形容：“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门而成市。”

广州到底有多少人，一天可以消费几百担素馨花？根据嘉靖朝《广东通志初稿》、嘉靖朝《广东通志》及万历朝《广东通志》等书的数据，明代的广州府的人口，一直保持在六十万上下，但这是总括下辖16个县的总人口。至于作为省会的广州府城，从来没有单独统计过，只能用“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来形容。

广州人口，可以从猪肉的销售量，推测一二。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广州生活过的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在《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中写道：“（广州）城里的统治官员命令调查每日的食品消耗量，结论是光是猪肉就要五六千头，要不是有很多人吃黄牛肉、水牛肉、鸡及大量的鱼，猪的消耗量将达一万或一万头以上。”这与数百担素馨花同样惊人。

可以想象，广州城厢内外，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的场景。广州最热闹的地方不在城里，而在南关。

嘉靖四十四年（1565）修筑新南城以后，高第街被纳入城墙范围之内，称作南关。濠畔街在高第街以西，以玉带濠相连。吴桂芳总督形容这里“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霍韬的儿子、进士出身的霍与瑕也写道：“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沿濠两岸，千庑万室，人烟凑集。各种各样的店铺，一望无尽。

广州虽然是千年商都，但民风依然淳朴。外地顾客在店铺里买了货品，几天后发现有瑕疵，拿来更换，店主一般都会准允，并不刁难。钱塘人叶权万历年间游览广州后，在《游岭南记》中大发感慨：“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他还发现，广州人待人态度柔和，彬彬有礼，做生意很讲信用，追求薄利多销，只要有赚就行，不在乎赚多赚少。叶权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地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一带也。”

高第街就是一条“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的街道。人们喜欢到高第街选购布料和缝制衣服。那里的店铺，陈列着广州的白细棉布和斜纹棉布，顺德的蕉布、葛布，东莞的苎布、丝经布、麻经布、家机布、黄丝布，还有舶来的西洋机织布，各色各样，应有尽有。屈大均写道：“广州有麻经、丝经、兼丝布，或棉纬丝，有双丕布甚厚实，有榜被，絮絁所织。”他又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裁缝不仅要手艺好，还要熟悉朝廷的各种清规戒律。明朝皇帝的心理，有时偏执到荒诞程度，一切都规定得死死的，连一亩地要种多少棵桑树，谁的房子能盖三开间，谁的房子可以盖五开间，谁的房子不准用斗栱，谁的房子不准画龙凤，甚至连什么人家的酒壶、酒杯用什么材料，都逐一规定好；不同阶层的男女衣服，颜色、款式，更是不容马虎，尺码严格到寸的范围。亟疾苛察，违者治罪。

按照朝廷的规定，耆民的衣服，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的衣长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分毫不能改动；什么人穿靴子，什么人穿靸鞋，什么人戴什么帽子，都得按章执行。农民入城可以戴斗笠，其他人都不准戴；公差出外可以戴帽子，入城不许戴；妇女不准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农民衣服可以用、纱、绢、布，商贾只能用绢、布，而且规定颜色只准黑青，不准过于鲜艳。有一年，仁宗朱高炽看见有人穿蓝色衣服，问左右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监生，朱高炽说：“穿青衣较好。”于是，统统改为青衣。光是为了这些，裁缝就有干不完的活。

诸如此类的规定，繁琐无比，无非为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得随意僭越。有些颜色是为了羞辱人的，比如规定乐工与娼妓穿绿色衣服，裹绿色头巾。能够记得齐这些规定的人，绝无仅有。离京师越远，执行得越宽松。到了成化年间，人们几乎忘掉还有这些规定了。万历朝的吏部尚书张瀚感叹：“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

广州街头，身穿各色纻丝绫罗纱衣服的妇人，穿梭往来，香雾成阵，春色满城。朝廷不准民妇穿的大红衣裙，一样有人穿，还有人穿沉香色、元色、酱色、玉色等五彩斑斓的衣服；不准戴镯钏，一样有人戴，有的妇女还用金链子把耳挖子、牙签、摄子、小刀串起来挂在胸前，作为装饰。2004年，在番禺南村发掘出一座嘉靖年间的坟墓，女墓主头戴金质如意形牡丹、凤鸟束发冠，耳朵上有葫芦形耳坠，做工精致绝伦。

1956年底，在象栏岗的一个工地上发现一座明代的夫妇合葬墓。象栏岗是一座高不过五米的小山岗，墓在距离广九铁路（今中山一路西向东方向路面）约三十米处。墓主戴缙，字子容，号云巢居士，南海人，进士出身，成化十九年（1483）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也是个正二品的大员。成化十九年（1483）因故革职为民，逐回家乡，居家训诲子孙，读书业儒。死后与夫人周氏合葬于簸箕村象栏岗。

戴缙死时，已恢复平民身二十八年了。虽然皇帝有恩诏许复冠带，但毕竟无官一身轻。夫妻两人的尸身都用各种被服重重包裹。戴缙裹了十五重，成圆柱状。头戴绸帽兜一件，覆盖至肩部；缎制软帽一件；上身外穿绢袍，内穿绸袍、织花缎衫、织花缎面夹袍、织花缎袍、白布袍、织花缎面绢底夹袍，在第二层的胸、背各有一方金线绣麒麟补子，以显示他曾经拥有的官位。下身穿绸裙、白布裙各一条，白布夹裤一条，布鞋、布袜一双。随葬品有木簪一件，木梳两件，金、银耳挖各一支（可见耳挖确实是有闲人家的重要饰物），口内含有如半边黄豆大小的黄金一粒。

周氏则包裹六重，面部用缎面夹棉巾覆盖，头戴黑色小布帽，身穿金线织花锦袍一件，袍长至足；内穿绸衫两件，白布夹衫、布织雷纹夹衫各一件，贴身白布底衫一件。下身穿金线绣花裙、白布裙各一条，白布裤一条，白布弓鞋一对，白布袜一双。随葬物有鎏金银簪两件、木簪两件、银耳挖一支、玉坠金银耳环一对、木梳两只。衣服的质料有棉、麻、丝三种，棉质的布、巾、被、衫、袍、裤、袜、鞋等，虽然埋藏了四百余年，仍然完好，用水和碱漂洗后，大部分还像新的一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