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帝制失败,共和再造,举国欢腾。梁启超为护国军定下的政治纲领,第一条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然而,护国战争落幕才及一年,帝制竟然又发生于中国。让人不禁喟叹:难道中国真的有特别适合帝制生存的土壤与气候?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国内政治,也随着国际风云而日夕万变。国务总理段祺瑞力主中国参战,大总统黎元洪则反对之。5月,北京发生督军团大闹国会事件,强迫总统和国会对德国宣战。其后,黎元洪被迫退位,国会解散。7月,便发生安徽督军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了。

护国战争结束之后,旧国会恢复。梁启超高揭起“不党主义”的大旗,取消进步党名称,化党为派。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案研究会”合并后,形成民初政坛上有影响力的“无形之党”——研究系。梁启超成为研究系的精神领袖,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和段琪瑞站在同一阵线,坚决主张中国参战。

康有为、梁启超两师徒是怎样闹翻的?

康有为、梁启超两师徒是怎样闹翻的?

梁启超

当府院之争,愈演愈烈之际,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七千辫子军,昂昂然开入北京,7月1日突然改挂龙旗,宣布复辟清室。康有为星夜入京,积极参与,被“皇上”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期间的大部分“诏书”,都是康有为一手起草的。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因为袁背叛清室,篡夺了大清的江山;而现在张勋把宣统皇帝捧出来,是复辟清室,康有为便义不容辞,执鞭坠镫相从了。

其实,以康有为的聪明,何尝不知“君主立宪”在中国,已是明日黄花?用广东俗话来说,隔夜的“油炸鬼”,早就没人买了。但这毕竟是他的一生的志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他不仅要对大清恩泽有个交代,也要对自己所读的圣贤书有个交代,所以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梁启超看了报纸上登载由康有为起草的一系列“上谕”之后,断定在这场闹剧中,老师也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因为他很清楚康有为的主张,乃虚君共和,现在宣统要亲政,决不是康有为的主意。

康有为、梁启超两师徒是怎样闹翻的?

张勋

张勋7月1日复辟,梁启超在第二天,即率研究系同人,齐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的大营,请缨参加敉平复辟之役。7月3日,梁启超在天津发表通电,强烈声讨复辟。梁启超在通电中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任何明眼人一看,都会觉得这个“大言不惭之书生”,说的是康有为。

梁启超的朋友周善培曾劝他:“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但梁启超认为,讨张勋复辟,是每一个共和国民都应该做的。他气势如虹地表示:“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

有人问梁启超:“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正色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果然快人快语。

康有为、梁启超两师徒是怎样闹翻的?

康有为

自从在广州云衢书院,梁启超第一次听康有为说法,如闻大海潮音,如作狮子吼,令他大梦初醒,如今斗转星移,二十七年过去了,轮到梁启超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向他的老师宣战了。

但康有为的大梦,却不容易清醒,他悲叹:“‘回也非助我者也。’这句书,我今日才到底明白了。”他让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梁启超,痛责当年悉心栽培梁启超,如今竟被反噬,万木草堂“他日历史上将视为蓄蛇蝎、养枭獍之渊薮”。老师把弟子喻为“蛇蝎”、“枭獍”,獍是传说中一种生下来就吃掉自己母亲的怪兽。措辞之毒、之狠,让人难以想象他们曾经情同父子。

事后梁启超解释,“大言不惭之书生”,并不是指康有为,而是另指一些复辟分子。这样的解释,听起来颇为牵强,事实上,师徒二人的分道扬镳,早已为人所共知。

然而,两人虽因政见不同而分手,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人格,始终还是十分尊重的。康有为逝世后,身为大弟子的他,有一篇情见乎词的祭文,不可避免地谈到复辟之役。梁启超说:“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我虽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大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以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

这段话,在赞颂康有为人格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道德追求。天生德于予,无论是狂是狷,是进是退,是成是败,无处不可以彰显人生至大至刚的无上价值与尊严。后人尝用十六个字评价梁启超:“忍背师门,当仁不让;立慬民国,见义能为。”(王文濡挽梁启超联)当属中肯确切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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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7月5日,段祺瑞的大军,车辚辚,马萧萧,杀向北京。张勋的辫子军几乎一触即溃。袁世凯的皇帝梦,还做了八十三天,而张勋的复辟,仅一周就被敉平了。

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身份,与梁启超并肩进入北京城。晨曦中的古都,再次升起五色国旗。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梁启超是有功之人,获邀入阁,畀以财政总长。

当初在熊内阁时,梁启超就想执掌财政,但只当了司法总长,最后还灰头土脸地下台了。他已表示不愿从政,但现在机会来了,又忍不住再作冯妇。在段内阁中,九名阁员,研究系占了六席,梁启超的头脑,开始忽忽乎发热,认为时来运转,可以为国家大展一番拳脚了。上任伊始,制定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打算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向日本的善后借款,大力改革币制,把政府的财政,导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周善培早已预言,梁启超不是从政的料,入阁做官,必然以“长叹一声下台”收场。果然,梁启超的宏伟蓝图,八字还没一撇,又遇上了老冤家。他办《新民丛报》时,遇上孙文的《民报》,把保皇派斗得狼狈不堪;他当司法总长时,遇上孙文的“二次革命”,内阁因此倒台;现在他当财政总长,又遇上了孙文发动的护法战争。公仇私谊、恩恩怨怨,几十年纠缠不清,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非人力可以逆料,只能感叹造物弄人。

1917年7月19日,孙文以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为非法行为,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海军第一舰队在上海发表《海军护法宣言》,然后开往广州,脱离北洋政府。8月下旬,南下国会议员150余人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文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护法战争就此打响。

南北开战,军费十万火急,财政整顿注定变成一纸具文,财政总长注定要沦为军队的筹饷官。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以梁启超这样一个没学过财经专业的书生,做太平财长已勉为其难,做战时内阁的财长,简直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

梁启超自感奉职无状,失望之余,向代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冯国璋执意慰留,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到11月,连段祺瑞也干不下去了,内阁总辞。只做了四个月财长的梁启超,未能兴一利,未能革一弊,终于从无意义的政务中解脱出来,悄然离开北京。

这回,他是彻底觉醒了,下定决心了,坚决脱离政坛,决不回头,专心致力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