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衣冠南渡，历史进入东晋时代。中国出现了近三百年南北分治。游牧民族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介入，导致北方汉语出现红紫乱朱之变，大量游牧民族的语音加入，与中原雅言渐行渐远。但这时逃到岭南的中原士民，其语言仍是承自东周的雅言，和广州话十分相似，但毕竟过了几百年，双方的语音都有了不少变化。古人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晋语带来的新元素，再次催化广州话的嬗变。

两晋时期，广州人口急剧增加，新盖的房子越来越多，干栏式仍然是很多人的选择，下层为畜舍，上层住人。这种楼阁建筑，设备渐趋完善，有厨房、厕所，粪便从楼上直接排到楼下的畜舍里。但也有不少人放弃了干栏形式，把房子建在地面上。房子的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功能越分越细，前堂与后室已经分开了，前部为堂，后部为室，富裕人家的前堂还设有舂米簸米的地方；后室分为左右两边，中间是天井，类似三合院形式。房子的装修也很讲究，窗子上有精致的窗棂，做成直格子，或斜格子；大门绘画着类似门神的怪兽。以前官衙才有门神，现在民宅也出现神荼、郁垒的画像了。

每天清晨，当薄雾还未散去，人们睡眼惺忪，打着呵欠，从房子里走出来，有如无数涓涓细流，向四面八方淌去，寂静了一晚的街道，渐渐响起了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最初是窃窃低语，很快汇成喧闹的海潮。井台打水的声音，公鸡胶胶膊膊的啼声，鸟雀在枝头啭呖呖地唱，两条瘦狗在街头互相追逐，一辆牛车从街上“嘎吱嘎吱”经过，赶车人蜷缩在车篷下，半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好像还没睡醒一样，但街道两旁的人，已收拾器具，准备营生了。各种各样的聒噪，嘈嘈哜哜，显示城市开始苏醒。

河涌从城中蜿蜒流过，两岸泊着大船小艇。农夫在靠近城墙的地方，开垦了一些田地，种植蔬菜。人们每天把粪便与腌臜之物，倾倒进河涌。农夫从河涌里挑水浇灌，妇女在河涌里浣衣，小孩在河涌游泳嬉戏。水上的人与岸上的人互相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然后各自离去。炊烟在河涌上空飘过，随风而散。空气中混杂着动物粪便和河涌边垃圾的臭气，四处弥漫。外人也许闻不惯，但当地人已习以为常，如果哪天没有了这味道，还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当他们到外地做生意时，这味道就成了他们的乡愁。

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为口奔驰的人，作坊鳞次栉比，打铁的，斗木的，纺布的，染印的，编织的，烧玻璃的，酿酒的，制茶的，每天都忙忙碌碌。商铺里摆满了各种陶制和铜制器皿，这边打铜的作坊，锅碗瓢勺，大至鼎、簋、釜、炉、甑，小至姜礤、挂钩、筷子、勺子，应有尽有；那边是做鞋的作坊，绣花布鞋，漆画木屐，葛屦草鞋，丝舄靴履，色色俱备；还有卖各种辘轳灯、琉璃珠、玛瑙、珊瑚的店铺，五光十色，让人目乱睛迷。

新移民在城里安家，要备齐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店家个个落足嘴头，吹得天花乱坠。走在街上，听到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你这只铁镬靓唔靓？”“一日工夫千日看，走遍全城没有第二家。”“便宜一点吧。”“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得人，拜得神。”“那更应该便宜点了。”“好吧好吧，就当结个缘，发个市喇。”最后交易成功，双方皆大欢喜。店主把顾客到门口，满脸堆笑说：“下次再来帮衬啊！”任何人一踏入这个地界，都会被这种充满动感和张力的热流所感染。

人们在城外建起了陶窑，日夜开工，生产各式各款的陶器，供应城里的居民。窑火一年到头熊熊不熄。1996年就在海珠区的海幢寺附近，挖出了一个东汉陶窑遗址。这里烧制的陶器，林林总总，品目繁多。日常使用的罐、魁、碗、钵、盂、甑、缸、瓶、盒、壶、樽、簋、卮、杯，应有尽有。很多器皿造型优美，缕着细致的弦纹、方格纹，有的还印上五铢钱的戳印纹，上了黄绿彩釉，显得更加美观。

在东城墙脚，办起了一个大型的冶铸工场。吸引一群群浑身肮脏的小孩，每天都蹲在工场附近看热闹。看工匠们怎么奋力地拉风箱，怎么往炉膛里添木柴，看熔化的铜汁倾倒出来，看烧红铁块淬进冷水时轰然冒起的蒸汽。这些场景，天天看也不腻。白天黑烟滚滚，入夜火光熊熊，把天空映照得通红透亮；“叮叮当当”敲打铁砧的声音，远至城外几里地都能听见。《晋书》称，咸和六年（331），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造兵器”。这个冶炼工场，在1994年的考古中被发现了，深埋在中山四路的地底。

城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纷纭杂沓，每天都好像充满新奇，又好像一成不变。

太元十一年（386），滕含任交州刺史时，广州城墙已建成一百六十多年了，由于人稠物穰，不少地方已破损坍塌。滕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城墙。1996年至2011年间，在旧仓巷发现了滕含修的城墙残存墙体，是在东汉墙体基础上扩宽，夯筑加固而成的，用红黄色网格纹砖包边。上宽7.8米，底宽8.8米，高1.4米。夯层中发现有青釉瓷器残片。在外墙基部的砖块上，有“泰元十一年”的模印字样。

隆安三年（399），浙江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暴乱，史称“孙恩之乱”。元兴元年（402），孙恩战败，投水而死，残部拥戴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元兴二年（403）率众浮海南下，攻打广州。百姓惊慌失措，纷纷往城里跑，《晋书》说，避难的民众“盈满城内”。

一场奇灾大祸，就这样悄然降临了。古人说：“小乱入城，大乱下乡。”卢循之乱，是广州自汉武帝平南越后，最大的一次战乱，入城等于进了凶门，九死一生。结果，卢循攻陷城池，满街满衢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像刈草一样，被一路砍杀过来，人头滚滚。城中府舍、民居，亦被焚烧殆尽。《晋书》说“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裴渊的《广州记》说得更恐怖：“晋卢循袭广州，风火夜发，奔免者数千而已。循除诸烧骨，数得髑髅三万余，于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这些数字虽然不太可靠，但也可约略估度，广州的人口，约有四万余人。卢循在河南筑城寨固守，长达六七年时间，史称“卢循故城”。南汉时期，卢循故城做了朝廷的粮仓，乡人都称它作“刘王廪”，其故址在广州美术学院附近。一千四百年后，清人黄子高的诗，仍然悲叹：“卢循旧事已千秋，故城父老犹能记。”

经过“卢循之乱”，广州城墙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大修。中山五路发现的南朝城墙，是在晋砖墙两边填土扩宽，再砌砖包边。残体宽21米，高1.5米。在城墙旁边还发现一处马面结构，南北长9.1米，北边宽7.3米，南边宽8.1米，建筑形式与墙体相同。南朝城墙西侧还有唐代路面残痕，东侧发现宋代水池遗迹。据此推测，唐、宋时这道城墙已废弃不用了。三个朝代的城墙套合修筑，时间跨度超过五百年，堪称奇观。

广州城墙下一次大修，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