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都知道六榕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净慧寺，自北宋端拱二年（989）重修后，香火越来越旺。元祐元年（1086），住持德超和尚从湖北请来高僧道琮说法，听众热烈非常，很多人专程远道赶来听法，其中一位是曾任凤翔郡宝鸡县（今属河南）主簿官的南海人林修居士，他是净慧寺的常客，听法之余，和寺僧倾谈寺院往事，大家说起当年舍利塔毁于兵燹，颇为咨嗟。林修感慨地说：“没有宝塔，何以极佛土之庄严，以尽吾邦归向之诚，而为邦人植福之地邪。”于是倡议重建宝塔，并慷慨地捐出万金。他的善举，得到本地绅商积极响应，纷纷解囊。

人们打算在宋初烧毁的千佛塔原址上，兴建新塔，但时隔百年，竟无法确认原址了。直到有人自称得到报梦，要把塔基的面积再扩大一点。大家遵从梦中指点，扩大塔基，结果挖出了九口古井，位置刚好就在塔基四周，很可能就是五百多年前昙裕禅师挖的那九口井，这才确定了千佛塔的原址。在挖地基时还挖出一口巨鼎，里面藏有三剑一镜，熠熠生辉，如同新的一样。这件事轰动全城，人们蜂拥前来观看。

六榕寺

这时，大文学家苏轼到了广州。他是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熙宁四年（1071），朝廷推行新法，苏轼上书分析新法的弊病，令新法倡导者王安石极感愤怒，两人因此产生矛盾。苏轼乃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元丰八年（1085），神宗赵顼驾崩，哲宗赵煦即位，苏轼得以重新起用，但才过了九年，再次受到打压，被贬往惠州。

苏轼路过广州时，净慧寺宝塔正在施工。他下榻在不远的天庆观。逗留广州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游览了白云山蒲涧，还去了扶胥镇的南海神庙参观，一路上兴致勃勃，完全不像被贬谪的人。他在天庆观休息时，和观中的道士谈古论今，或者邀约几个斗酒学士把盏欢谈，更唱迭和。苏轼酒意一上头，还在天庆观墙壁上，挥毫题写：“东坡饮酒此室，进士许毅甫自五羊来，邂逅一杯而别。”

苏轼在《广州女仙》一文中，讲了一件奇事：他在崇道大师何德顺知观的室中，见有神仙骑箕箒降临，自称女仙，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有人见她骑箕箒而至，以为是民间传说的紫姑神之类，但她作的诗句清新俊逸，又绝非紫姑神之辈可比。苏轼戏言：“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游，其必有以致之也欤？”

朝廷再把苏轼贬往儋州。苏轼去后，天庆观东庑新筑一座供奉道祖老子的“众妙堂”，何德顺知观寄书海南，请苏轼为新堂作文。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众妙堂记》一文。这一篇文章，辗转经年，不知走了多少道路，才从儋州转到广州何德顺手中。何德顺勒石为碑，立于天庆观内。

元符三年（1100），赵煦宾天，徽宗赵佶继位，次年改年号建中靖国。朝局虎变，许多前朝谪臣都获得赦还，朝廷三下赦令，苏轼从儋州北返。凉秋九月，他一身笠屐拄杖的装束，仆仆风尘，到达广州，仍下榻在天庆观。这次他因感染风寒，在广州逗留了约一个月。

苏轼画像

净慧寺的千佛宝塔已经建好了。塔身高57米，高耸入云，是当时罕有的高层建筑。《重修广州净慧寺塔记》描述：“以为八觚九层，度高二百七十尺，龛藏贤劫千佛泊旃檀五百应真像，下瘗佛牙舍利，殉以珍宝，绀宇翚飞，丹槛离立，轮奂之盛，金碧照空。对严献殿，缭以廻廊，玮丽称是。”蕃坊以南，大江横陈，千帆相继。南宋人方信孺有一首《净慧寺千佛塔》的诗写道：“客船江上东西路，常识嶙峋云外浮。”可见到南宋时，千佛塔还是珠江客船入港的航标。

环绕着宝塔的六株大榕树，虽是残秋时节，依然枝繁叶茂，浓翠欲滴。苏轼每天在榕树下散步，调养病体，当住持请苏轼留下墨宝时，他题写了“六榕”二字。后来净慧寺就改称六榕寺了。坊间猜测，“六榕”二字，到底有什么特别意义？据说，苏轼的爱妾在惠州去世，葬于西湖栖禅寺的松林中，寺僧建了一座亭，苏轼书榜“六如”，取《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意。他在净慧寺题“六榕”，是否与“六如”相对，表达了跳出“六尘”的皈佛之心？

其实，苏轼性格开朗，被贬儋州，虽然身处逆境，亦从容面对，自得其乐。他自号“东坡居士”，与许多高僧大德都是知交。后世的一些研究者说，苏轼在儋州已表达出“心似已枯之木”的悲凉心境，但他写的一首诗，却无半点“心如枯木”的样子：

却无半点“心如枯木”的样子。苏轼和净慧寺的和尚混得很熟，和天庆观的道士也称兄道弟。他给净慧寺题字，又给天庆观题诗。道可佛，佛亦可道。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

以《滕王阁序》名动天下的王勃，25岁那年途经广州，游览宝庄严寺，瞻仰宝塔，写下了《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记述了一个故事：某年宝塔忽现瑞象，放出斑斓的光芒。“玉林照灼，金山具足，倏来忽往，类奔电之舍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宝塔放光，惊动城内居民纷纷涌去观看，“倾都共仰，溢郭周窥，士女几乎数里，光景动乎七重”。

宝庄严寺宝塔的放光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明正统五年（1440），陈琏的《重修净慧寺千佛塔碑》记载：“塔现神光，观者万余。”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黄衷的《重修净慧寺千佛宝塔颂》也记载，他亲眼所见，立秋以后某日，“有赤光满庭，烨烨如昼，比出四望，光自塔来，星彩顿掩”。两个月后，宝塔再次放光。《番禺县志》也记载了，在明万历甲寅（1614）和天启辛酉（1621），宝塔都曾放光，一次五色，一次白色，“蒸腾璀璨，烁入重霄”。其后，在清康熙、咸丰年间都有放光的记录，仅民国时期就有六次。

六榕寺（陈莉拍摄）

在苏轼离开广州后一百多年，宝祐（1253—1258）初年，六榕寺忽然发生火灾，迅速延烧了几间殿堂。在熊熊的火光中，惊恐万状的信众，环跪在寺院外，合十祈祷，诵经念佛，很多人忍不住哭了起来。幸好大火没有烧及千佛塔，苏轼的题榜也安然无恙。火灾后，寺内不少建筑坍塌，部分和尚不得不带着六祖的铜像，转移到龟峰的西禅寺栖身，直到1913年，六祖铜像才回归六榕寺。

天庆观在苏轼走后，也发生了一些故事。清人樊封《南海百咏续编》记述，乾隆初年，住持道人黄三纯在井旁隙地开垦菜畦，挖了三四尺深，竟挖出一艘古洋舶，在船舱找到大量古钱币。他由此推断，“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南宋末年，天庆观改为玄妙观。元军攻陷广州时，玄妙观被焚毁，元大德年间（1297－1307），宣慰使答刺海进行了重修。

元末明初道士萧虚集，居琪林观，以诗文名世，惯以琪林代称玄妙观。仿光孝寺山门背面有“诃林”匾额，玄妙观山门背面亦有“琪林”匾额，所以玄妙观又称“琪林观”。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琪林苏井”，即指苏轼在天庆观所浚之井。

开元寺能够轻易地改为天庆观，说明道观与佛寺的形制、结构，互换角色，并没有太多障碍。道教的天庆观与佛教的光孝寺、六榕寺紧紧相邻，与伊斯兰教的光塔寺衡宇相望，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宗教文化图景。

三元宫

这样的现象，在广州并不罕见。越秀山南麓的三元宫，就是从最早的道观越岗院，变成佛教悟性寺，再变回道教的三元宫。道教虽然从晋代开始就建有道观，但大部分道士，仍是火居道士，也就是平时在家修行，衣食住行与一般人无异，只有遇到丧葬、禳鬼、治病等事时，应主人家邀请，才会换上道袍，去做法事。广州人把这些道士叫做“喃呒佬”，但凡有赞星、脱褐、礼斗、旺土、禳灾、打斋、作七等功德法事，便请他们出场。南宋以后，道教开始效法佛教，有了出家修行、住居宫观的规定。

越秀山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凤凰木、马尾松、木麻黄和木棉树，掺杂着许多山芝麻、土沉香等黑森森的灌木丛，奇形怪状，千姿百态。有时晚上还能听见野兽的嗥叫声，令人惊恐不安。三元宫隐藏在这片茂密的林木之中。明代诗人描写越秀山之夜：“月色长空满，凄清引猿啸。”甚至附近有老虎出没，清乾隆朝《南海县志》记载：“明崇祯十四年秋八月，虎至城北濠，居民环捕，竟逸去。”虽然这类大型动物并不常见，但当年这里的环境，仍然十分幽深，适合道家修炼。

三元宫是广州最有名的全真派十方丛林道观，所谓“三元”，是指道教所说的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天官为上元，地官为中元，水官为下元，传统以农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为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每逢这三大节日，全城的善男信女都会涌到三元宫上香致祭。1933年出版的《新年风俗志》记载：“元宵，观音山（越秀山）的三元宫最热闹了，市内的女人们，都上三元宫去；还有那疍妇、妓女，也都很高兴地去参拜，从朝到暮，路上满挤着人群。”

三元宫

三元宫始建于东晋时代，当时的南海太守鲍靓信奉道教，在越秀山麓建造了越岗院，相传他年轻时曾拜仙人阴长生为师，学得炼丹和尸解之法，人们都称他为“神仙太守”。后来，有“小仙翁”之称的葛洪，拜鲍靓为师，钻研道术，并娶其女鲍姑为妻，在罗浮山养生修炼，成为有名的炼丹家、医药学家。

在坊间流传的故事中，鲍靓白天在衙门处理公务，晚上就乘着由两只鞋变成的燕子，飞到罗浮山与女婿一起研究仙术。葛洪以丹鼎生涯终老，而鲍靓活到一百多岁也死了，葬在丹阳石子岗上，后来有人盗挖他的墓，但棺材里只有一把大刀。

唐朝时，越岗院改为悟性寺，它是什么时候改为三元宫，众说不一，有说是明代，万历、崇祯两朝都有修葺重建。但明朝的广东方志，并不见有“三元宫”的观名。史料中最早出现三元宫之名，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修建三元殿记》碑；此碑由广东钦差巡抚李栖凤在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继茂攻下广州城之后所建，碑云李栖凤于广州“城北观音山之阳，集建太上三元宝殿……皈奉三元大帝”。

三元宫山门前有一副石刻楹联：“三元古观，百粤名山”，笔法雄健。在通往山门的石阶旁，盖有一座重檐山亭，悬挂着“幽林胜境”的匾额，两边刻楹联：“三元胜境留仙影，古观幽林觅鹤踪”。背面的匾额为“岭南福地”，楹联为：“身居闹市红尘外，宫在名山福地中”。山门内依次为王灵官殿、三元宝殿、老君宝殿，两侧有鲍姑宝殿、吕祖宝殿、关帝宝殿、天后宝殿、观音宝殿等配殿。一年四季，香火不绝。由三元宫道士造作的斛食炼度科仪本《济炼全科》，广泛流传于南海、香港和澳门等地道堂，直到20世纪后，仍被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的道教奉为最经典的施食炼度幽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