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睢被杀,秦始皇赫然震怒,碾平岭南的决心,更加迫切。他意识到从大庾山入越地,困难太大,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屠睢就是吃了这个亏。越地“非水不至”,因此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薄番禺。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轻便行驶。水路的开通,大大减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秦军改以任嚣、赵佗为主帅,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重新准备舟楫,缮置军器,择日星驾席卷,大举南犯。
任嚣入越之前的经历不详,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两人应该都是惯战能征的骁将。由于粮路畅通,飞刍转饷,源源不绝,秦军的战斗力大增。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战,终于底定岭南大部,消灭了越人有组织的抵抗。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退入了广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后来的僮族(壮族)。《粤西丛载》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把僮族归入“古越人”之列。但也有人说,瑶族才是广西原住民,《明史》便称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间(1341—1368)才从湖北迁入广西的。其实,所谓僮族、瑶族之说,和越族之说,大同小异,大抵是基于秦汉文化优越感的想象。
今天的壮族(图源网络)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岭南终于正式划入大秦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的范围,东南临海,西至今广西贺州,北接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部分地区,下设番禺、博罗、四会、龙川四县。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越地。按照秦制,郡设守、尉、监御史,守是行政长官,尉是军事长官。由于岭南远离中原,秦始皇感到鞭长莫及,所以授予任嚣较大的权力。岭南三郡都没有设郡守,最高长官就是任嚣,对辖地实行“军管”,所以《晋书》说他是“东南一尉”。
任嚣最初在武水泷口万人城设郡治。黄佐《广东通志》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居泷口西岸万人城。”后来把治所迁到番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泷口西岸,俗名万人城,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旧俗,谓之任嚣城。”番禺的任嚣城,位于今仓边路以东至芳草街以西之间。
广州自此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后人把公元前214年,定为广州建城之始。具体日子不可考,但根据广州的老传统,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诞辰,这一天也就是筑城纪念日。
秦军南征(图源网络)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任嚣为什么会看中广州这块地方呢?其实比任嚣更早看中这里的是屠睢,甚至在屠睢之前,越人在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经营了。屠睢在海边兴建大型船坞,显然是准备把这里当作一个政治、军事枢纽来经营。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结果在战争中赔上了性命。
水与山是选择城址的两大考虑要素,水的选择尤为重要。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是建在海边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这并非偶然。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从古到今都是人类互相联系的纽带,即使在火车、飞机发明以后,船运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因此,依水而建的城市,总是特别兴旺。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军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学问。通常言风水者,以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城池尽量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山是建城的另一个要素。用古代堪舆家的话来说,任嚣城位于白云山与珠三角平原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山水兼具,阴阳平衡。西北面是气势磅礴的越秀、禺山、番山,再远处是白云山,更远处是大庾岭。山势自粤北逶迤而来,一脉相连,一气呵成。
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越秀、禺、番三山为“形”,白云山为“势”,形势兼具。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写道:“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屈大均由此得出结论:“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从科学的角度看,山地有利于调节地区的气候,有利于水的聚集与流动,从而使动植物资源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广州的山水形势,都是得天独厚的。
广州虽然依傍珠江,但太近大海,经常有咸潮出现,人们的饮用水源,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涧泉水,相传味甘冷异于常流,饮之有金石气。在宋人苏轼的《蒲涧》诗中,描绘了水势的奇雄,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之句。溪水奔流而下,经濂泉一泻出山,名为甘溪。甘溪注入金钟塘后,掉头向南,名为文溪,经上塘、下塘绕过越秀山麓,分为东西两支,汇入珠江。东支为文溪主流,仓边路就是昔日的水道;西支为文溪支流,即今吉祥路。西支在越秀山脚再分出北津溪,向西汇入兰湖(今流花湖一带)。
蒲涧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仙气。相传秦时山下有一条小村,乡人郑安期为了给乡亲治病,上山采药,在蒲涧找到九节菖蒲,不料却失足堕岩,被仙鹤救走成仙。白云山至今还有郑仙岩。人们把七月廿五日定为“郑仙诞”。每年这天都会有人到蒲涧洗浴,然后端坐石上,等候登仙,当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明人陆渐逵的诗叹道:“九节菖蒲生涧烟,人传此地驻飞仙。何当共觅安期迹,数到秦皇汉武年。”
正因为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历代统治者,对广州有“王气”,都心存忌惮。秦始皇曾听信风水先生之说,认为广州有“黄云紫气之异”,龙脉在越秀山与白云山之间,便下令秦军去凿开一个二十几丈的大口子,状如马鞍(至今留下马鞍山地名,在云台花园附近),以断龙脉。据说开凿之时,地下“涌血数日”。负责凿地脉的,不出任嚣、赵佗这两人。
尽管如此,恐惧的心理,并未消除,直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仍然觉得广州有王气,为防异人出世,起猖獗之端,不利大明,下令在越秀山上盖五层楼,安放罗刹像,以镇压南方的王气。
任嚣在广州建城,并无实物可证,它的具体位置,唯有依据古人零星描述来推断。《唐垧记略》称:“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近隘,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可见面积并不大,类似一个行辕。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志》记:“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宋代的盐仓在今仓边路,这里有一条宽阔的文溪水道,因此,任嚣城的西界,当在仓边路。
有人说,芳草街是任嚣城的东界
有人认为,任嚣城应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上,因为文溪东岸(今德政北路一带)地势较低,易有水患,任嚣不可能弃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而选择东岸的低地。但当时西岸的船坞很可能还在使用,并未完全废置。任嚣城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城池,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营。设在文溪东岸,可以同时起到保护船坞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任嚣城就建在原南武城旧址。被称为三大奇书之一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任嚣迁入番禺后,“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秦制以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但这种说法,同样有不少争议,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南武城,本来就歧见纷纭,如果南武城都没有,“增筑”一说,从何谈起?
凡涉及到秦、汉时的广州文物,由于历史久远,信史阙尔,所以对为数不多的文献,几乎一字一词,都会引起争议。比如1952年在西村石头岗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盖面烙有“蕃隅”二字的木胎漆盒,就是这一时期的遗物,便有人声称,这是“番禺”在秦时的写法,汉代的“番”字已去掉了“艸”的部首。但也有人说,漆盒上明明是个“隅”字。“番禺”与“蕃隅”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番禺之名,来自番山和禺山,番字无藩属之意。但“蕃隅”却可以解释为藩属之隅,意思完全不同。事实上,“蕃”字在汉代以后很长时期,仍然使用,可通“番”与“藩”,如广州的“蕃坊”,读音与“番”亦不同。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番”为蛮夷,“禺”是地区,番禺是指“蛮邦”;但也有人反驳,番禺与上述各种解释都不相干,而是古越语“盐村”的意思,广州曾经是产盐区。
关于番禺的原意的讨论、考证,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各位广州朋友,你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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