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传媒的先驱

       回顾近百余年来社会的嬗变,一切是从知识的传播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山呼海啸,西潮东卷”的世界大势所迫,不得不走上现代化之路。纵观其过程,始终与“西学东渐”相伴。其结果也不限于生产方式和工艺技术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制度体系,乃至价值系统的转变,是整个文明结构的转型。书籍、报纸、杂志这些传播媒体,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潮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广东是中国近代传媒的发祥地。中国报业之父梁发是广东佛山高明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只读过四年私塾,便到广州学画工和木版印刷,后来出洋到爪哇国谋生,受洗加入了基督教,更成为第一位华人传教士。1816年8月,梁发和由英国传教士米怜合作编写,并亲自刻板印刷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在马六甲创刊。

文章均得江山助:广州的文学与传媒黄金岁月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世界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诞生了。每期只有七页,约2000字,发行量初为500多册,后增至2000册,共办了七年。除了在南洋发行以外,还销往广州、澳门等地,内容是以宣传宗教教义为主,每期还有一些儒道格言,并涉猎世界各国情况、科学文化知识和工业技术。文章体裁多种多样,短论、论语式的对话、笔记、小品文、故事、诗歌、格言警句等兼备。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把梁发尊为首位“华人记者”,并肯定他们的报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1832年,梁发在家乡刊印宗教小册子,被官府拘捕,获释后返回爪哇。清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再次回到广东。这时,由他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在广州等地流传。清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参加童试的洪秀全,偶然得了一本《劝世良言》,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后来创立了拜上帝教,并于清咸丰元年(1851)在广西发起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囯运动。作为报业之父的梁发,大概也没有想到,传媒的力量竟可以如此巨大。

       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也是在广州创刊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一位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月刊),每期只有十几页,楷书木刻,线装,内容包括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与杂俎等。

       清光绪十年(1884),广东第一份由中国人主编的报纸《述报》正式问世。该报由广州多宝大街海墨楼石印书局印刷发行,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报纸。每日出版,逢十停刊一日,四开四版,内容有新闻、评论、译稿和转载。出版一年后停刊。

文章均得江山助:广州的文学与传媒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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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广州创办了日报《广报》,创办人邝其照。这是中国办日报的先导,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报》因言论触及两广总督李瀚章,被当局查封,改名为《中西日报》出版后,因刊登义和拳消息,又被第二次查封。邝其照将报纸改名为《越峤纪闻》,继续出版,不久又停了。而《博文报》仅仅因为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就被广东巡抚德寿勒令停刊。但一鸡死,百鸡鸣。官府的高压政策,并不能阻止报业的发展。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巧妙地避开官方检查;报界大受鼓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成为革命党的公开论坛;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时敏报》,大胆记述了太平天囯事件;另外还有一些周报、三日刊、画报和小报,亦陆续登场,大吹大擂。

       由于清末废除科举,大批读书人仕途无望,转而投身报界。报业的繁荣,缔造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其后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打造了最重要的思想舆论工具;也为民国成立后一系列的价值重建运动,奠定了基础。这种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1918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高潮叠涌。传媒的开放程度,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

新文化运动一马当先

      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一旦失去皇权的靠山,便再没有了往日的威慑力。台上幕启幕落,灯暗转场,忙着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群情汹涌了。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空前大增。“为祖国造新文学”,是那个时代响遏行云的口号。

       广东文学一向以雄浑大气著称。新文化运动后,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在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已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过了“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民众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及至1960年代前后,随着欧阳山《三家巷》、黄谷柳《虾球传》、陈残云《香飘四季》、吴有恒《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

搭起文学大舞台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1979年,冰封的大地开始解冻,许多已经停办的报纸杂志,纷纷复刊;广东中青年作家所写的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和《在小河那边》,风行天下,掀开了伤痕文学的一页。众多受到批判的作家和作品,重现在文艺刊物上。欧阳山开始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秦牧的童话故事集《巨手》和散文集《长街灯语》;吴有恒的小说《滨海传》,也脱稿付梓了,他所倡议的“岭南文派”,在广东文坛上,呼之欲出。

文章均得江山助:广州的文学与传媒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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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一下当年的媒体,处处春潮涌动,让人情绪亢奋。意识流小说、朦胧诗的争论沸反盈天。老作家们的作品,政治热情充沛,直抒胸怀,载道言志,义典则弘。新一代作家则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抵抗着“泛政治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意义与责任,他们更关注作品本身的解读方式。

       想当年,我自己也写小说,从1981年在《花城》发表第一篇小说《卖假药的老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投影》《环食》《空城》《大都市综合症》《一九九九零七个月的怪胎》《女巫之歌》……直到1996年我在《花城》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垃圾成山的日子》,始于《花城》,终于《花城》,我走的便是一条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路子。

       围绕着“现代派文学”的辩论方兴未艾,报告文学又随踵而起,卷起了一股新的文学浪潮,内容大都反映改革先行者们的奋斗史。《热血男儿》《招商集团》《猫耳洞与摩天楼》《中国高第街》《中国铁路协奏曲》等报告文学,立意高远,文笔酣畅,气势磅礴,显示了这批作家对社会责任、历史责任、道德责任的一种崇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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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作协的文学刊物《作品》发行量曾高达到60万份,对后来许多文学杂志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许多文革前的小说重新出版,新华书店出现争购文学书籍的人龙。就作家的社会地位而言,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花城》《随笔》等杂志在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大受欢迎;花城出版社在1980年代出版的港台小说,不问作者是谁,也不问是武侠小说,还是虚幻、感伤、滥情的爱情故事,一印就几十万册,还要一再加印。人们像得了饥渴症似的,几乎毫无选择地吞咽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种信息。

       广州的出版社获得迅猛发展,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在原来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外,又先后成立了花城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高教系统的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出版社,都相继成立,各立门庭。

报业百花齐放

       继出版业复苏之后,报业也开始了历史性的破冰。1978年,广东省只有11种公开发行的报纸,对于一个有几千万人口的大省来说,这是个少得可怜的数目。随着一个新启蒙运动汹涌而来,传媒的发展也一日千里,令人目不暇给。书报摊上的新面孔愈来愈多,《现代人报》《沿海大文化报》《亚太经济时报》《信息时报》《粤港信息报》《华夏诗报》《风流人物报》《舞台与银幕》《足球》《花鸟世界报》,五光十色,热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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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广东省公开发行的报纸已有130多种,较1978年增长了12倍。然后发展势头略为放缓,到2002年底,尽管广东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报纸仍然保持在172种上下。2003年报业整顿,停掉了51种报刊,其中有28家县市级报纸停办,但即使如此,广东的报纸数量、发行量和总印张数,还是雄踞于除中央报纸以外的全国各省市之首。

       说起广东报业,不能不说到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是坐镇广州的三大报业集团。它们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快报》《广州日报》等,一直是全国报纸改革的先驱,无论在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还是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方面,都作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探索。以“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南方周末》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拥有相当高的清誉,被视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

       广东报纸在新闻报道的手法、版面设计等方面的创新,也往往成为全国其他报纸争相模仿的对象。例如利用报眉作重点导读;突破“天线”、“地线”,使左右版线变得更加生动丰富;采用漫画配新闻,令读者喜闻乐见;进行整版的内容策划;报纸杂志化;吸收电子媒介的一些传播元素,强化报纸视觉效果等等,一个个新鲜的点子,从广东报人灵活的脑子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每天和太阳一起升起”的《广州日报》,1987年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四版,扩为对开八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1993年1月《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也同时由原来的四版扩为八版,当年又扩为12版,到1998年1月《南方日报》增扩至对开16版,翌年《羊城晚报》也变身为16版,有时40版,甚至更多。2002年8月《南方日报》再次改版,日出20版,周末32版。

广东报业创下了许多个第一:全国第一份对开八版的报纸、第一份全彩色印刷的报纸,第一份广告收入过亿元的报纸,第一份采取“扫楼”形式自办发行的报纸,第一个自动售报站,第一家报业连锁店,第一个报业集团。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面,使得广东的传媒具有非同一般的号召力。

电波中百鸟争喧

       今天也许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1929年5月6日,是广州市播音台正式成立的日子。这是华南地区第一个电台,台址最初设在广州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内。节目以新闻、音乐、戏曲为主,穿插一些农事、卫生演讲。尽管当时技术条件十分简陋,但直播已是一种很常见的形式了,除了名人演讲之外,还经常邀请音乐团到电台现场演奏,进行直播。有时为了配合音乐节目,电台还会编印乐谱,到街上分派给民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原名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于1949年10月18日正式开播,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广东省级电台就是独此一家。1984年9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教育台开播,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省级教育电台,从此,电台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快速成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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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2月,由原来广东电台第二台变身而成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开播。在三个小时的早晨节目中,由主持人直播新闻报道、市场信息、气象预报、歌曲等综合内容。这种带有主持人浓厚个人风格的形式,一下子把听众吸引住了,并迅速风靡全国,在业内被称为“珠江模式”,甚至被誉为“中国广播改革一个新的里程碑”。短短几年时间,“珠江模式”便传遍大江南北,进入到全国各电台的播音室内了。

       到1990年代初,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旗下,已发展出新闻台、珠江经济台、音乐台、文艺台、英语台、教育台六个不同的专业台。于是有人断言,人人收听同一个电台的“广播”年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内容细分的“窄播”年代。后来非常流行的“听众热线电话”形式、与境外电台联办电话直播节目的形式,都是广东的电台首创的。1991年12月,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以粤语进行全天24小时直播。1992年,珠江经济台与南方大厦合作创办“南大直播室”,是国内第一个长年在公众场所进行全透明直播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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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而电视的发展速度,也同样让人感到震惊。1960年7月,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前身)正式开播,1974年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当时只有两个频道,一个是岭南台,一个是珠江台。但由于自制的节目太单调,观众不喜欢,珠三角几乎家家户户的屋顶都竖着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的电视。香港电视占据了广东电视收视市场约80%以上的份额。

       究竟香港电视有何法宝,能够把万千家庭观众吸引到那个小小屏幕前?1986年,一些广东电视人移樽就教,到香港取经,而香港同行传授给他们的真经很简单:电视剧就是文化快餐,就是汉堡包,它“仅仅是一种娱乐”。只要抓住“娱乐”二字,就抓住关键了。

       1987年广东电视台推出一部《公关小姐》的电视剧,以鲜活的题材和娱乐性,大获成功,在观众中竟创造了收视率90.99%的奇迹。1994年的《情满珠江》、1995年的《农民的儿子》、1996年的《英雄无悔》,以及1997年的《和平年代》,都创下了高收视率的佳绩,并在全国屡屡获奖。2000年,中国大陆第一档大型电视“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在广东电视台拉开序幕,随即带动起《走进香格里拉》(全国百家电视台联手打造)、《完美假期》(湖南经济电视台)等“真人秀”纷纷仿效。

       回头看历史,只能感叹,80年代,那真是20世纪下半叶广东传媒的一段黄金岁月,而我有幸经历了这段岁月,却难说“足矣”二字。因为历史让人反思,也让人前瞻,永远不会有满足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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