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哪里有水喝?
千百年来,广州人不断努力,开湖泊,挖濠涌,浚河道,修水利,其原动力,大都是为了阻挡咸水灌城。但每年的咸潮,还是如期而至。
挖井,挖井,深挖井
到了唐代,人们孜孜不倦地挖井。唐天宝元年(742),刘巨麟出任南海太守时,就在城外挖了四口井。《唐地理志》称:“今城内之日泉井、月泉井、流水井、乾明井,即唐时四井也。”日泉井的位置,大约在诗书路、百灵路附近,宋代的《舆地记》说,每晨日出,井中辄有一日影。月泉井则在盐仓街附近,明嘉靖朝《广东通志》称:“月泉,在盐仓街,即古月华楼。旧志云:月出则照映井底,与日井相望。”乾明井有人说在法性寺(光孝寺)西廊,与达摩井混为一谈了,刘巨麟可能是浚缮,而不是新掘。流水井在西湖东岸,今西湖路流水井街内。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刘巨麟挖的四井是日井、月井、星井、乾明井。星井在西城外绣衣纺,即西来初地的五眼井。
西来初地的五眼井
唐开成年间(836—840),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他在全城发起募役,开展整治甘泉池工程。从甘溪的源头开始,濬缮涌渠,疏凿河床,清除甘泉池的淤泥,加固堤岸;湖畔栽种花草树木,兴建亭台楼阁。地虽不广,但周围绿水,八面青山,亦有可观之处,命名为“菊湖”。甘泉池不仅变成一处游玩的景胜,还给附近农田供水灌溉。在宋代的羊城八景之中,留下了“菊湖云影”一景。当卢钧离任时,广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向官府请求为他建生祠。
宋代羊城八景
扶胥浴日
石门返照
海山晓霁
珠江秋月
菊湖云影
蒲间濂泉
光孝菩提
大通烟雨
苏轼想搞自来水
两百多年以后,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惠州,路过广州,他是美食家,味觉特别敏锐。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这样的水如何下咽。他请人浚缮元妙观里的水井,希望改善水质。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所以又叫“石龟泉”。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价增,暴得大名,但水质其实并不太好。黄谏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曾慕名品尝,失望地表示:“苏东坡浚井元妙观,饮之亦不甚佳。”
被黄谏看得上的学士泉、九龙泉、泰泉、蒲涧帘泉,都远离城区,取水不便。离城最近的,唯有越王井,但长年被官府霸占,轮不到民众享用。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多所损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即越秀山)井水,贫下何由得。”
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他有一个解决之法。蒲涧离广州不过二十里,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把水引入城里。“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所花费者,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输水管,再用葵茅苫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大约不过费数百千”,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
听起来是异想天开,但苏轼深感兴趣,他以前在杭州西湖搞过水利,有点经验,认为方案可行,即使失败,损失也不大。但现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天涯谪客,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虽然“费数百千”的小工程,亦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把方案力荐给广州太守王敏仲,希望他聘用罗浮山道士去做这个工程,后来还专门写信给王敏仲,对怎么防止管道淤塞,提出具体办法。可惜到最后不了了之,广州人要饮用自来水,还要再等八百四十年。
蒲涧
苏轼在天庆观挖过的那口井,后来成了每个到天庆观的人,必去瞻仰的景点。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发现井有点淤塞了,于是重新疏浚,并从别的寺院移来一道铁井栏,把井围起来,免得人们往井里乱丢东西。他写了一篇《铁井栏铭》纪其事:“众妙堂,东有泉;经品尝,眉山仙。名去堂,井不迁。宋淳祐,越五年。方大琮,来莆田。去者还,人耶天。得古栏,和名镌;泽物远,与坡传。”学士李昴英后来也到天庆观游览,并照例要参观这口井,他留下一篇续铭:“考经云,坡记成;名非古,堂遂轻;两翁像,久晦明。伟方公,旧观仍。取彼栏,护此泓。新作盖,环以铭。遗千年,饮清泠。续铭谁?李昴英。”铭词中提到的“两翁像”,指当时在天庆观中有苏轼与方大琮像。虽然这口井因苏轼而闻名,但咸潮期间,它也一样是咸的。
有人认为,宋代以后,大海已远离广州,海潮不再抵达,广州水井亦渐摆脱咸潮的影响。到晚明时,井水秋咸问题,基本消除。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刑部主事王临亨来广东办案,声称“居广城三月,水亦在在可饮”,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查一查王临亨的行程记录,他到广州的时间,是仲春二月中旬以后,木棉花已经盛开。咸潮发生时间,一般是冬月至献岁。王临亨来时,咸潮已过,当然觉得“水亦在在可饮”了。事实上,同为明人的黄谏,仍然觉得广州“城中井水多咸苦”。显见咸水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宋代没解决,明代没解决,甚至到清代也没有解决。
扬箕、天河、冼村争水公案
城里的生活,靠水井、湖泊和山泉,还可勉强应付,但乡村灌溉农田用水量大,关系一年收成,矛盾便更加尖锐了。广州城郊不时因争水灌溉而发生械斗。城东簸箕村(今扬箕村)的玉虚宫,便立着《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和《奉宪均断三乡碑文》两方清代的石碑,记录着清代簸箕村、大水圳(今天河村)和冼村争水的一段公案。
玉虚宫
《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
簸箕村与大水圳、冼村相邻,田地也互相交错,长年共用沙河水灌溉农田。大水圳处于上游,冼村处于中游,簸箕村处于下游,这三条村因为争水,吵吵闹闹,不知多少代人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三村先后在沙河涌下游建造陂闸,拦截沙河水,实现截流储水,开圳引灌。乾隆二十三年(1713),杨箕村民又集资在双复桥下游,建造陂闸,设三度人工排洪的水闸,历时一年竣工,受益农田一千六百亩。大水圳为上陂头,冼村为中陂头,簸箕村为下陂头。番禺县令曾作裁断,大水圳与簸箕轮流灌溉,大水圳截灌两日,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周而复始。由县衙弄发碑文,勒石铭碑,永远遵守,但碑文并未提及冼村如何轮灌。
乾隆六年(1741)夏历七八月间,广州大旱,沙河水量减少。为取水灌溉,冼村在中陂堵截河道,造成下陂缺水,有簸箕村民去掘开中陂时,被冼村村民拿获,扭送官府,两村矛盾激化。冼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路经簸箕村,被村民包围殴打报复。冼村大为愤怒,鸣锣聚众,抄起锄头扁担,准备与簸箕村民大打一场。簸箕村民向广州府控告冼村有“吹角担旗、毁苗封庄”等事。
案件经广州府知府、提刑按察使司、广东巡抚批转番禺县署审理。乾隆七年(1742)六月,番禺知县裁断,冼村的田地与上下陂都有交错,他们没有提出分日灌溉,是故意含糊,企图坐收渔利,擅自截断中陂水流,致簸箕村断水,又鸣锣纠众,意图斗殴,实属理亏,但簸箕村说他们“吹角担旗、毁苗封庄”,则是夸大其辞,架词上渎,又殴打冼村村民,也是不对。双方各打三十大板。官府判决,三陂轮流灌溉,各取水二日。上陂之水同灌上陂之田,中陂之水同灌中陂之田,下陂之水同灌下陂之田,不得越取别陂之水,复起争端。按陂次第轮流,周而复始。勒碑为记,永远遵守。
但到乾隆九年(1744),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上陂大水圳的田亩地势最高,沙河水位较低,不用水车抽水无法灌溉,但冼村则控告大水圳用水车引灌后,中陂更加缺水了,请求官府禁止上陂使用水车。这引起了下陂簸箕村的抗议。于是三村的争水官司又打到了县衙。官府派人到三村实地查勘后,再次作出判决,三村依旧轮流取水,每村二日,上陂大水圳多添一日,灌溉坐落在中陂的高田,可以继续使用水车,驳回了冼村的要求,并把最新的判决立碑为记,三村永远遵守。
但争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每逢天旱和咸潮,冲突便频频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水圳与冼村因争水再次开战,冼村召集三千多人,包围攻打大水圳,大水圳出动火炮还击。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但三年后,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村械斗又起,持续了一年多,互有伤亡,不少村屋也被毁坏,农田丢荒。直到官兵进驻,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公祠,以示儆戒,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
箕
村
直到民国时期,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仍此起彼伏。1919年夏天,东郊沧头、沙村争水,惊动了番禺、增城和省政府出面调解;1920年,北郊石湖、南村也因争水,发生冲突,甚至有军队介入,据九善堂所刻的碑记所载:“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而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横于野,生者失所。”情况之严重,触目惊心。
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河网如织的地方,似乎不可思议,足见咸潮为害之烈。坊间有一首童谣唱道:“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州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开办水厂,修建水塔,广州城区居民的生活用水,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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