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 7434平方公里的广州,道路总长超过2000公里,1490万的常住人口,散落在道路沿线的5000多个小区楼盘,又或是100多个城中村中。

 

这样的一座大城市,每天约有45万份外卖订单被随机分配到上万名正规、或不正规的“外卖小哥”手上。

 

他们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个人的生活、收入、甚至人身安全,都被绑架在了那快速转动的小小车轮之上。

 

与坐在写字楼里的白领、金领相比,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行当也许有些卑微、不显眼。它常常在经济增长时被化作数据高调提起,又在交通乱象频发时被引做反面教材狠狠贬低。

 

但光鲜亮丽的人与事毕竟凤毛麟角。在广州仍有很多人,每天拿着别人的口粮,为了自己的饱饭,在路上灰头土脸地劳碌奔波着。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大学学物流,毕业送外卖

接单、取餐、送餐、确定送达,这样的动作,22岁的骑手阿良每天要重复二十次以上。但与每天跑六七十趟的“单王”们相比,阿良的业绩显然还不达标。每个月才拿到四千来块钱工资的的他,成为了骑手群里面的“低收入户”。

 

这也不能怨谁,只能怪自己“生手”。上岗第一天,他的师傅只用了两个小时教他使用骑手软件便放他“单飞”了,毕竟“客村站点订单太多,谁浪费时间,谁就是跟金钱过不去。”

 

以丽影广场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阿良用了4个月才勉强分得清东西南北,最让他头大的,是那些城中村和老小区里无迹可寻的路名、门牌号、以及错综复杂的巷子。

 

今年7月,刚毕业的阿良从老家惠州来到了广州。物流管理专业出身、想要到大城市去“闯一闯”的他,最后成了父老乡亲们口中的“外卖仔”。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这不是命运在对谁开的玩笑,类似的“跨界”,在他们班里很多,在他们学校更多。

 

高考没过线的阿良,被父母告知不能“吃文化亏”,花了六万块钱学费上了三年大专。但阿良的求职之路并没有因为一纸文凭变得更顺畅,最后还是得靠亲戚牵线搭桥,才在老家申通找了一份“对口”的快递分拣工作。

 

不知何时起,“月入过万”就成为了外卖骑手身上的一个标签,还常常被拿出来和快递行业相比较。不少抱怨收入低的快递员也因此转行送起了外卖,阿良也不例外。

 

但几个月下来,阿良不仅没有体会过“月入过万”的喜悦,反而因为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为了保证配送服务和顾客满意,严格的惩罚制度成为了外卖平台最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超时、错餐、损坏、差评、投诉,订单取消,随便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骑手一天的工作白干。

 

按照阿良的说法,超时会被扣一半单价,错餐、损坏、订单取消则要自己掏腰包赔偿,如果收到差评或投诉,还会扣掉两百块钱工资,系统甚至会因此而减少对自己的派单量。

 

这样的“霸王条款”,经常搞到阿良有苦说不出——就算说了也没人听。从穿上骑手马甲,签下劳动合同的那一刻起,任何人任何事,在外卖平台的规章制度面前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有时候前一个单的人迟迟不来拿,下一个单的超时投诉也要算到自己头上。”而午餐高峰同一栋写字楼下有三四个不同的王小姐在等餐的情况,也让阿良饱受送错餐的困扰。最惨的一个月,打到他银行卡上的工资还没有2000块钱。

 

他也思考过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值不值得坚持,但除了餐饮、汽修、进厂,大专毕业的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在广州有什么更好的作为了。

 

是退路,也是出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每天有超过4亿人通过平台下单解决自己的三餐问题,2020年的外卖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

 

但这样的成绩,除了成为官方用来宣传经济上行的案例,和外卖平台向投资公司吹嘘的资本外,与阿良这样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骑手并没有太大关系。

 

美团研究院2019年调查数据显示:仅三成骑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传说中的“月入过万”,占比还不到1%。更多处在数据之外的人,每天仍在为了一顿饱饭灰头土脸地四处奔波着。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但就像是一座“围城”一般,哪怕外卖神话的美丽衣裳早已被业内人士的抱怨与苦水层层撕破,每天还是会有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加入到那五颜六色的送餐大军当中。他们的工作内容也许都大同小异,入行的原因,却又不尽相同。

 

对于阿良这样的年青人来说,投身外卖也许是无可奈何选择下的一条退路。但对于更多底层的劳动人民而言,工作自由,多劳多得的外卖生活,更像是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头为数不多可以“逆袭”的出路。

 

几年前,阿成因为跟人打“高价麻将”欠了好几万,从惠州一路逃到东莞打厂工,又从东莞一路“落难”到广州。为了还债,他应聘了某平台的众包骑手——上班时间自由,也没有那么多规矩约束,当然,最吸引他的还是当时招聘网站上写着的“月薪8000”——尽管这样的高薪,常常需要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加班才能维持。

 

不止是阿成,入职门槛不高、刚需却连年大增的外卖行业,越来越成为人们在广州这座大城市生活的一张“最低入场券”。

 

2016年末,因为单位改制,52岁的添叔成了下岗工人。连一份保安工作都找不到的他,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从衡阳南下广州,成了一名兼职骑手。

 

每次在站点等餐时,添叔在一群90后里面都会显得格格不入,而站长定下的“45分钟之内完成订单,准点率不得低于95%”的KPI,更是让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叔吃不消。

 

与在工厂搞生产时相比,添叔表示“送外卖本身不累,最怕的就是爬楼梯。”常年在海珠驻站的添叔,送得最多的是那些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每天折算下来相当于爬了100多层楼,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不一定能支撑得住。不少人问过他为什么不换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添叔却直言“这个年纪就算想做,都没人愿意要了。”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确实,很多外送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冲业绩,都有“超过50岁的人不招”这样的不成文规定,但每天走在路上,却不难看见像添叔这样的“高龄选手”,在跟年轻人一起抢单、挤电梯、爬高楼。60岁的袁叔便是其中之一。

 

袁叔的妻子几年前因为疾病原因丧失了工作能力,加上大儿子刚生了二胎,小儿子又刚刚结婚,本该到了享福年纪的袁叔,却至今都仍然扛着“顾家”与“养家”的重担,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送餐员成了他唯一的选项。

 

与几大平台的“在编”骑手不同,袁叔更像是一个“无证上岗”的“游击队员”,没有骑手马甲,也没有专属的保温箱,在车后座绑一个塑料箱就能上路开工了。没有智能手机、只会说一口四川话的袁叔没少因为沟通问题跟客人产生矛盾,他的雇主也因此换了一家又一家,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这样的城中村食肆他都呆过。

 

在城中村送外卖没有什么五险一金与福利补贴可言,送一餐也只有5块钱。从早餐送到宵夜,袁叔一个月能收入4000块钱。这个数字在广州称不上多,但对于袁叔与他的家庭来讲,举足轻重。

 

在争议声中前行

每天早上九点,阿良所属站点的骑手都会在珠影星光城附近集合开晨会,讲得无非都是那几句:“提高效率,注意安全。”

 

但凡有过外卖工作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句话有多矛盾。“提高效率就不可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便不可能提高效率。”阿良吐槽道。

 

随着派单与定位技术的越发先进,以及准时宝等服务的上线,外卖平台的承诺送达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短。对于顾客而言,订外卖的理由是越来越充分了,整个行业的数据也势必会一年比一年好看。但面对这样的高速发展,外卖骑手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安全作赌注,以同样飞快的速度去拼命追赶。

 

速度体现在超速行驶,更体现在逆行、闯红灯。“商家拖餐,顾客催单,平台罚款,基本不把骑手当人看。不闯红灯,一天赚的可能还不够扣。”用阿良的话来说,他们这是在“拿命换钱。”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但这样的理由,显然说服不了公众,更说服不了执法部门。对外卖街头乱象声讨还是在舆论场上此起彼伏,由此而起的专项整治行动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去年底被扣了两回车的阿成,差点因为顶撞交警而进了派出所。他实在搞不明白,“广州天天这么多人点外卖,不让骑电瓶车上路还能怎么去送。”

 

添叔与袁叔倒是能理解交警维持秩序的职责所在,最让他们难过的,是来自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不理解、不尊重。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一边在马路上被人诟病横冲直撞,又一边在电话里被人嫌弃送餐太慢。

 

“有时候因为堵车或者天气不好迟到了,就要看顾客的脸色,某些脾气暴躁的顾客,怎么解释他也不听,就是给差评,跟他说多两句还会威胁说要投诉。”添叔虽然职业生涯不长,但类似的事情,已经遇到很多遍了。只会说四川话的袁叔,打电话通知取餐的时候就会被人先教训一番“听不懂。”

多少人灰头土脸,只为了在广州吃上一顿饱饭?

他们的感受并非个例,去年饿了么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仅不到三分之一的骑手觉得外界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尊重,超过半数人十分在意用户的理解,他们期待获得更多认同。

 

就像是今年年初全民热议的“该不该对外卖骑手说谢谢”的问题,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阿良看到网友“已经给了钱,为什么还要说谢谢”的评论时,这个从学院走出来的年轻骑手还是觉得十分心寒。

但什么文明与道德,对于现阶段的阿良而言都不如思考如何赚的更多实际。

 

就像为了还债的阿成、与为了生计的两位大叔一样,每天晨会结束后,阿良也将成为那个规则与秩序的破坏者,然后在一片争议与不理解的声音当中,继续跟着导航、凭着记忆、追着时间,寻找自己前进的方向。

撰文 |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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