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没有半句虚构的文章。

从24岁进入制衣行业到54岁离开,阿荣亲身经历了珠三角制衣行业的晴雨兴衰。

他所在的制衣厂如一艘艘小船,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起伏。他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努力让家庭生活得更好。

制衣行业也是珠三角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他的故事,也是一代打工者的故事。

珠海市北山工业区某制衣厂内,54岁的厂长阿荣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搬运工把厂内的30台双针拼接缝纫机搬走。

 

卖掉这批机器能让他获得15万元周转资金。除去厂租、拖欠的工资、以及各种各样的债务之后,还剩7800元——这将会成为他30年制衣生涯里面的最后一笔收入,不是通过订单加工,而是通过产权变卖。

 

30年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谈不上长,但对于一个人而言,却是半辈子。阿荣这三十年,亲历了珠三角制衣行业的兴起和衰落。

 

如今转身离场,在向这个昔日曾带给他财富和成就感的制衣行业道别时,他低声叹息了一句:“没得做的了。”

 

阿荣就是我爸。

一个老厂长的30年,与一段珠三角制衣业的沧桑往事

1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珠三角制造业是一台马力十足的“经济发动机”的话,那制衣业就是这台发动机里面的传动器。

 

在港澳商人掀起的投资热潮下,制衣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在这片4.2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乡镇角落,成为仅次于电子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支柱,影响着全球75%的穿衣市场。

 

大量的用工需求,揭开了珠三角“民工潮”的序幕,走进车间,也在那个年代成为了农村人心目中“发家致富”的代名词。我爸就是那千千万个进城务工人员里的其中之一。

一个老厂长的30年,与一段珠三角制衣业的沧桑往事

80年代制衣厂女工 安哥摄

1989年,刚结婚的他跟我妈一起坐着绿皮火车从清远到广州,又在流花车站搭了3小时大巴一路南下珠海。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到经济特区去“捞一桶金”。

 

在澳门姑父的介绍下,他们顺利进入了珠海斗门的一家港资制衣公司里面当普工,一做就是8个年头。公司开在黄杨河边的一个工业园里面。我两岁前的童年时光,便是在这个花园般的小园区里面度过的。

 

以前常听我爸讲这家公司的威水史,他说和现在很多披着公司外壳的工厂不同,它“有着一家公司应该有的模样。”

 

公司是栋6层高的办公大楼,顶层是办公室,坐着十几个文职在收发传真,就像是在翡翠台电视剧里面看见的那种;楼下三四五层是工厂,车间、洗水、熨烫包装都在这里面进行;一二楼还有专门的仓库跟停车场,堆满了黑压压的货物,停了四五台大货车。我爸当时就觉得这家公司“好有睇头。”(粤语:很有前景。)

 

事实证明我爸确实没有看走眼,这家公司专做欧美牌子代工,订单量高得惊人,动不动就十几二十万件,每次都要出动好几个货柜去收发货。

 

在车间做衣服,讲究的是多劳多得,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按件计算提成。碰上做工复杂的CK牛仔裤,做一件能有几毛,像班尼路之类的简单休闲装也就赚个几分。别看单价低,按照每天12个钟的上班时间来算,干个两三百件不成问题。在那个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凭着勤奋,我家提前感受了什么叫做“月入过千”。

 

那两年的春节,我爸妈都没回老家过,天天埋头在车间里面苦干。那时候珠海的房价才1600块钱一平,两人齐心协力,终于在1992年时凑够了两万块钱首付买了套房,从农民工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镇户口”。

 

这时,越来越多乡下亲戚开始追随我爸妈来到珠海,投身到了制衣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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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行情特别好,公司越做越大,我爸也从普工一路做上了厂长——那时的厂长其实与现在的奶茶店店长无异,除了多了一项“管事儿”的任务之外,日常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但升职这件事情还是让我爸很高兴。他至今都还记得1997年为我哥填写小学入学申请表时,在“父亲职务”一栏里面填上“厂长”两字的一刻内心是有多么骄傲。

 

那年他刚刚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还特意给家里购置了彩电,空调,DVD。在他看来,只要继续努力,很快就能带领全家奔上中产。

2

但一切美梦,都随着1998年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戛然而止。

 

因为外贸订单锐减,许多靠出口“揾食”的制衣公司倒的倒,关的关,我爸所在的港资公司日子也开始变得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工率甚至还不到30%。香港老板觉得养着这么多工人却没生意做太浪费,于是决定撤资止损。我爸还没在厂长位置上坐热,就不得不下岗。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面,他换了3家公司,2家工厂,不是生意惨淡,就是破产倒闭。整个行业似乎被笼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很多当年随着我爸来到珠海的亲戚都离开了车间,重新回老家拿起了锄头。

 

我妈因为是熟手车工的缘故,还能经常在不同的工厂里面炒更(临时工)赚点小钱。为了养家,我爸不得不一边寻求出路,一边做点修水电气的工作来填补家用。

一个老厂长的30年,与一段珠三角制衣业的沧桑往事

2004年,经熟人介绍,我爸才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制衣行业。一位姓帅的澳门女老板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请他去做厂长。

 

与上一任的港资老东家相比,这家澳门人投资的工厂就显得小气很多了,办公室跟车间全挤在一个一层的老厂房里,工人也就20多个。但对我爸来说,至少也算是一份体面工作了,而且提供的职位还是那个让他“意犹未尽”的厂长。

 

为了熬过寒冬,这家澳门制衣厂早早就转型做起了内销,没有外贸大订单,只有国内小代工,常常连一个货柜都装不满。为了提高利润,只能处处在细节上抠成本,我爸没少为此焦头烂额。

 

“订单量少了养不起工人,订单量大了请不起工人。几千件的订单还要做五六个款式,针线面料连起订量都达不到,全部要自己去批发市场入货,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很麻烦。”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爸常常把“制衣不好做”之类的话给挂在嘴边,遇事不顺时总要抽根烟抱怨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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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爸几天没有回家,连我妈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待他回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见过他抱怨“制衣到底好不好做”了,反倒是天天把我妈带到他们厂里去加班。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是去顺德、江门、中山等地方递了几张名片,说服了同样处境的几家小工厂一起去承接大品牌的大订单,然后各自分工,各自分成。他说这样赚到的钱总比接小公司的散单要多,而且还稳定,每个月都有。

 

“其实就是虚张声势,骗大公司给点生意来做。如果看你是一家小厂,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订单交到你手上,就算给你了也做不来。”

 

我记得那年有一部黄子华主演的剧很火叫《栋笃神探》,每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在TVB开播。当时我才二年级,只要片尾曲响起来时还没看见我妈回来,我就会哭着不肯睡觉,装病装死也要打电话把我妈骗回来。听见开门声时,通常都已经过了凌晨12点。

 

他们不仅在厂里做,还把衣服成捆带回家让我们帮忙剪线头,说什么“下周出货,剪完就带你去珍珠乐园(珠海很出名的一个游乐园)。”当然这个承诺直到今天珍珠乐园拆了也还没实现。出完货后,我爸妈还是每天加班到天昏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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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贴牌加工总会落下几件没法交差的瑕疵品,我爸想着扔了也是浪费,就干脆拿回家来给我们穿。不曾想到,2009年的时候他自己看书琢磨,在淘宝注册了一个网店,把那些长短袖、高低脚的CK、阿玛尼拍照摆上网去标价30开卖,而且还真有人买,每个月的成交量都有七八件。

 

那时候我刚刚上初一。某个周末,我爸在我打机的时候突然走进房间丢了一串钥匙,说他买了辆帕萨特,二手的,问我要不要下楼看看。

 

43岁的他,总算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有车一族了。

3

似乎只要我爸一大手大脚花钱,厄运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买车后没多久,人到中年的他又一次失业。这一次,又是因为金融风暴。

 

有过98年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爸显得淡定了很多。在制衣厂摸爬滚打了20年的他相信,寒冬很快又会过去,等待着他的又将是另一个精彩10年。

 

确实,我爸并没有失业太久。一年时间不到,他又在北山工业区里面的一家制衣厂里东山再起,还是担任厂长。只是这一次,他等了9年,都没有等来他心目中的那个春天。

 

新厂的规模很大,有500多平,里面整齐排列着30多台衣车,洗水、熨烫设备应有尽有。工厂开在4楼,还有专门的运货电梯,可以承重5吨。

 

然而,与工厂表面的堂皇形成对比的,却是生意上的暗淡无光。有订单时高价请工人回来炒更赶货,没单时拉闸回家等通知已成为了常态。真正能称得上是固定员工的只有老板、厂长、财务、主管四个人。每个月赚回来的钱,还不够用来交厂租水电费,更别谈什么按时发工资了。

 

“外贸单都不会放来这边做了,东南亚,中西部,哪里都比珠海好。”与十几年前买楼时相比,珠海的房价已涨足足了10倍有多。随之高涨的还有厂租铺租,原料物价,以及用人成本。制衣本质上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精明的商人们自然会“用脚投票”,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投资生产。

 

“以前只有这边(珠三角)有厂,现在到处都是,工人都回自己老家打工了,哪里还用大老远跑来珠海?”

 

外贸订单的减少是一方面,内销的路子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在跟一些服装老板聊的时候,我爸接收到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大家都在忙着清空库存积压,曾经的大批量备货,正在被更灵活的小量库存所取代。

 

这种转变也许意味着全新的机遇。一些做惯了外贸代工、摸清了潮流走势的工厂干脆砍掉多余的生产线,留下几名骨干把厂房搬进更小更便宜的小作坊里面做起设计或原创,走上了网店或微商代理的销售路线。

 

但对于我爸那种传统的大型制衣厂来说,这却是前所未有的困境。订单少、开工率低、租金公认成本都在涨……一环扣一环,哪个难题都不好解决。不光是我爸这家厂,整个珠三角的制衣厂,都在经历一轮汹涌的关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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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从哪年开始,我爸每发一个月工资,就会被拖三个月。又是靠我妈开着摩托车到处炒更来维持家庭开支。但即便是每天加班做够10小时,每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只不过是4000块。

 

到了2017年时,欠了我爸十几万工资的老板做不下去了,把工厂转让给了他作为补偿。要不是为了供我跟我哥上大学,我想我爸也不会接下这个“烂摊子”。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又没文化,不做制衣还能找什么工作?”

 

那一年我舅舅刚从车间出来想要找人合伙办厂,看见我爸的情况之后便问他有没有兴趣。我爸赶紧劝他:“现在(制衣行业)这么难做,就别进来凑热闹了。”

 

2018年12月1日,我爸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学费的事情他这两天会想办法,让我不用操心。

 

要不是他提醒,我已经不记得我大四的学费已经拖了半年未交了。两天后,我收到了5500元的转账。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把他的工厂设备全给卖了。

 

“没得做的了,趁现在还不算老,看能不能去考个滴滴车牌吧。”在向从事了近30年的制衣行业挥手作别时,我爸只用了这么一句云淡风清的话。

4

我爸没有做滴滴司机,现在在跟几个朋友一起合伙种树,每被采购一棵树苗就能有1000块钱的收入。

 

在珠海,大中小型的制衣工厂都在变得越来越少。活下来的,大多数都已经做了自动化的改造。

 

2019年8月14日,我舅舅在朋友圈连发了三条“服装自动折衫机”的小视频,定位珠海·xx服装有限公司。视频上清晰地展示了机器是如何替代人力,快速高效地完成了折衣包装工作。

 

我也不知道我爸点没点开来看,但他确实有在下面点了个赞。

一个老厂长的30年,与一段珠三角制衣业的沧桑往事
撰文 | JASON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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