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经常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改变走向。随着秦王朝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前后,广州乃至整个岭南,正面临着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

秦始皇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虽然终其一生,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楚国没有能够跨过去,秦始皇也从未涉足,大部分北方人都没到过山那边。去了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现在,秦始皇决心征服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征服岭南呢?秦始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他希望掌控天下万事万物,不仅文字、音乐、礼仪、度量衡、钱币他要管,马路的宽度、车辆的尺寸他要管,甚至人们读什么书,讲什么话,他统统都要管。举凡一切行政、军事、经济、民间生活,事无巨细,都要置于管控之下,他才“朕心稍安”。如果某个地方,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他会终日如芒在背。这种心理,有如得了强迫症。他极需要把权力扩张到他的认知所能够到达的极限之地。因此,他必须征服岭南,不征服睡不稳。

中原喘息甫定,秦王朝的五十万大军,便在尉屠睢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南下。东路取道江西,攻闽越地区;西路取道湖南,攻广西地区;居中一支,越九嶷,下湟溪,顺北江直捣番禺(广州)。三军出朝,地动山摇。陆上甲马如云,水上楼船相继,旌旗遍野,戈矛林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阵势,令人心胆俱裂。

南北战争第一回合:南方赢

五十万秦军

然而,这场彻底改变广州未来的战争,到今天,虽然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津津乐道,但还有许多细节未能厘清,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首先是开打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公元前222年,有说是公元前2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19年,还有说是公元前218年。其次是领兵的主帅,有说是屠睢一人,《淮南子》称“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并无其他将帅的名字;也有说是屠睢和赵佗两人,《史记》便称:“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似乎赵佗的地位比屠睢还高,排在前面。

另一个疑团是,这支五十万秦军,到底是正规军,还是由贱民、罪犯组成的杂牌军?秦国到底有多少正规军?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4),王翦领兵伐楚,发兵六十万,他自称“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也就是说秦国全部兵力也就六七十万,打楚国时已差不多倾巢而出了。伐楚之后,部分士兵已战死沙场,还要分兵驻守三楚之地。那么,它还有多少兵力可供征伐南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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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战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有人据此推断,这五十万大军,并非荡平六国的熊罴之师,而是由“逋亡人、赘壻、贾人”拼凑的杂牌军。秦朝有“七科谪”之律,凡是罪吏、逃犯、倒插门、一家三代做商人或做过商人的人,都属于重利轻义的贱民,没有资格当军士,只能在军中做苦役,打仗时充当敢死队。但如果说五十万大军全是“七科谪”的罪犯和贱民,似乎也不太可信,秦始皇再看不起岭南,也不至于如此轻率。也没哪个将领敢带领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散仔兵”,孤军深入,远征遐荒之地。

于是又有人分析,秦军的南征,可能分先后两拨,第一拨是屠睢,他的大军是正规军。后来屠睢败亡,任嚣、赵佗再率领以“逋亡人、赘婿、贾人”为主的援军南下,这是第二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屠睢、任嚣、赵佗的军队都是正规军,几十万“逋亡人、赘婿、贾人”,是战争结束后,才发往岭南殖民的。

但如果屠睢已发卒五十万,任嚣、赵佗再带来援军,战后复“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人数合计,又过于庞大了。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万是所有南征秦军的总数,既包括了屠睢最初的兵力,也包括了任嚣、赵佗带来的补充兵力和战后谪徙的罪民。秦军不可能全是正规军,也不会全是贱民、罪犯的杂牌军。在广州的秦汉墓葬中,出土过三件雕有动物纹饰的鎏金铜牌,乃匈奴之物。可见这支秦军曾与匈奴作战,南下时把战利品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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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

秦始皇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按《淮南子》说,是看中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未免贬低过甚。但如果说秦始皇很重视这场战争,也非实情。战争开始得很草率,后勤补给线几乎没有建立,以屠睢这样一位性格鲁莽的人领军,劳师远征。很显然,一开始秦始皇没料到打南越有多难,用五十万人踏平南越,绰绰有余——尽管五十万之数,有相当水分,但大秦气势正盛,撄其锋者必死。在他的考虑中,战争结束后,把这批贱民留在岭南做劳力,开山垦壤,屯耕戍海,意义也许更大。

这些军人也清楚自己的身份,谪罪戍边,峻法难逃,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无论打赢打输,都回不了中原的了。缺乏作战经验,士气也不是很高,长途跋涉,兵疲意阻,却遇上誓死保卫家园的越人,一场殊死血战,乃骤然爆发。

越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战争,他们的武器装备,都是为打猎准备的,与北方军队相比,显得窳隳不堪。但南征秦军的兵器,也不见得多好。1962年在区庄螺岗的一座木椁墓中,出土铜戈一件,上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师)蕺丞□□□”等铭文。虽然笔划细如发丝,磨蚀严重,但幸好关键几个字,尚能辨识。从铭文推敲,既称“属邦”,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为秦军之物;“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而秦军平定岭南,乃三十三年事。换言之,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战争年代,这支铜戈,居然使用了起码19年。秦军的兵器,似乎也比较陈旧,不甚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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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

秦军的攻势,初时一鼓作气,凶猛异常。过惯和平生活的越人,猝不及防,被杀得鸡飞狗走,雨零星散,西瓯首领译吁宋也被砍下头颅。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举桀骏为新主帅。越人的武器装备虽不及秦军,但凭着天时、地利、人和,采取“游击战”形式,进行顽强抵抗。

越人的士兵,都是训练有素的猎渔高手,头戴羽冠,腰系羽裙,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赤着双脚,手持弓箭、短剑、钺斧、盾牌,守候猎物有着无穷耐心,猎物出现时,出手又快又狠。遇着秦军人少时,越人就擂响铜鼓,震天动地,几十艘甚至上百艘满载战士的船只,像箭一样,从水岸边的芦苇丛中,纷纷射出来,鼓噪前进,奋力砍杀,然后不等秦军反应过来,便迅速撤离。

越人的小艇,如鱼群一般穿梭于河冲汊流,神出鬼没,白天躲进深山密林,与虎豹狼虫为伍,晚上突然从暗处杀出,袭击秦军营垒,凿穿他们的楼船。当秦军闻警驰援时,越人又悄然隐进了漆黑的山林,或消失在河澳隈曲之处。秦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原以为征服南蛮,如热熬翻饼,没想到打了两年,泥足深陷,连主帅屠睢也死于越人的箭镞之下。《淮南子》记载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役,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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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族人的船只

秦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明白,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强悍的战斗力。相反,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虽然占据了番禺、龙川等一些孤立据点,但在广大山野沼泽地区,却被打得晕头转向,受尽溽暑、咸潮、台风、蛇蝎、山蚂蟥、痢疾和各种“瘴疠”疫病的折磨,水土不服,粮食缺乏,忍饥挨饿之余,还要提防越人的袭击,时时胆战心惊。

秦军攻占番禺的主力是“楼船之士”,也就是舟师(水军),他们从北江顺流而下,攻入番禺。楼船是一种体型巨大的船只,大者一艘可载几百甚至上千士兵。然而,秦军南征要翻越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才能到达北江,他们不可能扛着楼船爬山,最大的可能是到达北江后,才开始制造楼船。在那么短时间内,像魔术一样,变出这么多楼船,说明秦军有非常高的造船技术和生产力。

屠睢占领番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舟师基地,一方面要建造新楼船,一方面也要维修保养旧楼船,保持舟师的作战能力。番山与禺山相交的湾澳区,山势不算陡峭,水面也够宽阔,是兴建大型船坞的理想地。

明人黄佐编纂《广东通志》,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时城隍庙位置与今天相同,在中山四路北侧。这是古文献首次记载在中山四路附近发现古代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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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台遗址

在嘉靖戊午年过了四百多年后,即1974年,考古学家在中山四路城隍庙旁,发掘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秦代遗址,深埋在地表下5米之处。这是一个建在河滩上的造船工场。船台平行排列三个造船台,呈东北—西南走向,已揭开的第一、二号船台结构相当完好,长度在88米以上,南面是一片木料加工场。船台是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枕木垫承,可以使受压面积较为均匀,避免局部下沉,使船台保持平稳。滑板上竖立着架承船体的一对对木墩,构成一个造船台。木墩的间距可以调整,这样就可以制造大小不一的船只。这种技术,直到近代船厂仍然在广泛运用。

这个工场至少可以制造船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遗址上还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对船台枕木进行科学鉴定,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代。

人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秦代的木船,但在出土的南越铜鼓上,最常见的图案就是船纹,说明造船业在当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惯于“水处舟行”的南越人,应该有很不错的造船技术,不过当时与秦军正处于交战状态,这个船坞,不会有南越工匠参与,它只反映了秦军而不是南越的造船工艺。

船坞的建造年代,有考古学家推测,应该是屠睢死后,“尉佗将卒以戍越”时修建的。但更有可能是屠睢兴建的,他在岭南转战数年,楼船是秦军最重要的作战工具,需要不断补充和维修保养。而“尉佗将卒以戍越”时,战争已近尾声,反而不那么迫切需要了。战争结束后,船坞甚至废弃不用了。从船台发现的滑板和枕木的棱角还很分明,推测船台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

考古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造船工场,而是秦代的一处木建筑遗构。因为秦时这里离江边已有一段距离,在这里建船台不合情理。

考古学家把遗址拍了照片,做了模型,跑去请教造船工人:这是不是造船的船台?工人问:有没有发现木炭和小木片?考古学家忙不迭回答:“有有,不仅有很多木炭屑、小木片,还发现了铁凿、铁锛、铁挣凿、木垂球和砺石等工具。”工人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肯定是造船遗址了。别的行业不会有这种现象。”但依然未能说服质疑者。争了几十年,还在继续争。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有多种的可能性,供人探索。这个秦代遗址在试掘后,用河沙暂时填埋保存。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