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三年（1019）九月，供备库使侍其旭奏称：“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请徙广、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以便防御。”真宗皇上准奏。按侍其旭所说，广州已到了“无城郭”，遇到攻击“全乏御备”的程度，也只是派一名官员，常驻广州而已，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景佑四年（1037），知州任中师等人上书朝廷，称广州“城壁摧塌，乞差人夫添修”。

广州城墙

终于有人提出要修城了，但朝廷不许征调民夫，只准派当地厢军之类的驻兵，对城墙的重要部位，进行修修补补。这样又拖了几年，随着海上丝路的复兴，商船日多，海盗也逐年增多，广州一旦有事，就是惊天大事了。朝廷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同意广州修筑一座子城，把重要的官署衙门保护起来。

魏瓘时任广南东路经略使，宣称自己在旧城的城角得到一块古砖，刻着“委于鬼工”四字，这是应了他的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不管这是不是魏瓘自己编出来的，但中国人对河图符箓一类东西，总是特别着迷，《皇朝类苑》《湘山野录》《事实类苑》《方舆胜览》《诗话总龟前集》等宋代的书籍，纷纷转载了这一故事。

魏瓘有圣旨在手，马上招集工匠，准备材料，投入筑墙工程。子城基本上是在南汉国的城墙基础上，进行加固。然后在东西澳兴建水闸，每天定时启闭。后人在增城宁西镇斯庄村打水坑，发现了一个宋代的砖窑，窑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断砖，其中一块上面打有“广州修城砖”五个楷书长条戳印。砖窑就在西福河畔，把烧好的砖，一船船运到广州。为了给广州修城，端、康、广、韶、循、连、南雄、英、封、新、惠等十一州及南海、番禺、增城十八县，都曾为广州烧过城砖。一道城墙，不知养活了多少人家。

子城的南门在今北京路与大南路相交处，名为镇安门，南宋时改为镇南门；东门在今长塘街北端与中山四路相交处西侧，名为行春门；西门在今中山五路和原黄鹂巷相交处东侧，名为朝天门，南宋时先后改为西成门、有年门。为了防止被围困，水源断绝，魏瓘还在城里“凿井蓄水，作大弩为守备”。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没白做。子城修好没多久，便发生了侬智高造反事件。侬智高是广西僮族首领，皇佑四年（1052）举兵反宋，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继而挥兵东进，连破横州、贵州、龚州、封州、康州、端州，直逼广州城下。其实侬智高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只是因为向朝廷要官不成，恼羞成怒，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

六月间，当侬智高顺着西江长驱直入的消息传来，广州四郊的民众，疯狂逃入城里。所有城门都挤得水泄不通，有钱人用金银贿赂城门守卫，求放他们进城。城门口人潮汹涌，互相拥挤，争先恐后，甚至发生人踩人的惨剧，有人被挤倒、踩死，一片哭爹喊娘的呼号，震天动地。进不了城的人，唯有四散逃命，逃不掉的只好投靠侬智高，加入暴民队伍。知州仲简婴率领军民，紧闭子城，据城死守。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揭起帷幕。

新筑的城墙发挥作用了。暴民发起一波一波的进攻，都被高大的城墙挡住了。他们想截断文溪之水，但城里有足够多的水井，并不缺水。他们试图架云梯、筑土山爬墙，都被守军的大弩射退，外商蕃官蒲亚讷亦协助守城，从高处倾下猛火油，焚烧侬智高的攻城器具。暴民是老鼠拉龟，无从下手，举着火把，围着城墙跑来跑去，愤怒地尖叫，彻夜敲击铜鼓，发出骇人的喧嚣。

城里的难民多到噇爆，因为没有那么多房子安置，只能搭些临时棚架栖身。他们被这股不断高涨的狂暴声音吓坏了，黄巢破城时的恐怖经历，他们从小就听祖辈说过无数次，一直当茶余饭后的故事，从没想到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只要看看城里人山人海的情形，就会明白，一旦城破，结局一定是玉石俱焚，噍类无遗。现在唯一给他们安慰的，就是那道高耸的城墙。

这场战争持续了五十多天，广州城岿然不动。广东各地的官兵、民兵，陆续驰援广州，从外线猛攻侬智高的后方。在暴民攻城期间，刮了一场台风。这个季节的台风，非常可怕，天地咆哮，大树尽拔，屋瓦皆飞。苏轼曾写过一篇《飓风赋》，描写南海台风的破坏力：“排户破牖，陨瓦擗屋。礌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在飓风之下，侬智高队伍的很多船只都被打翻。人们都认为这是洪圣王显灵了，个个望天而拜，虽然他们自己也被台风暴雨害苦。

台风过后的一天清晨，城外忽然安静下来。官兵登上城头一看，闹腾了快两个月的侬智高人马，已撤走一空，广州没事了！居民们潮水似地涌到城外，又跳又笑，欢呼雀跃，尽情呼吸清淑的空气，感谢上苍，感谢佛祖，感谢真主，感谢太上老君，感谢洪圣王，感谢列祖列宗。民众恳请官府把洪圣王显灵的事，上奏朝廷。官府真的奏了，结果朝廷赐予“昭顺”之号，原被封为“洪圣广利王”的南海神，从此成了“洪圣广利昭顺王”。

sale

广州城墙

广州城从来没有这样坚固过，居然五十多天没被攻下来。朝廷认为魏瓘筑城有功，迁升至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给禁卒五千，听以便宜从事。蒲亚讷亦被授以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这件事令朝野深受鼓舞，修城！修城！继续修城！侬智高虽然没有攻陷城池，但最繁华的商业区都在城外，损失惨重。参与剿灭侬智高的桂州知州余靖在《大宋平蛮碑》中描述，广州城西“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人们觉得应该扩大城墙的范围，把城西的商业区也包括进来。

龙图阁直学士吕居简向神宗赵顼建议，在原赵佗城的基础上，扩筑广州东城，神宗马上准奏，诏令“疾速计度功料，如法修筑”。经费的筹措，由朝廷拨给广州五百道空名度牒，度牒是官府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每道收取一百二十贯。五百道即可收取六万贯铜钱。工程由广东经略转运使王靖负责监督指挥，他是一个急性子，做事雷厉风行，当差官司向他报告，城砖最快也要到秋天才能烧好时，他果断下令，把城里街衢的石块，统统撬起来，先拿去砌城脚，等秋天砖烧好后再铺回街上去。有人担心会引起民怨，但王靖一点也不担心，经过了侬智高事件的民众，对筑城全力支持，毫无怨言。

在官民通力合作下，东城的修筑进度，快如星速，熙宁元年（1068）四月下旬动工，同年十二月（1069年1月）即告竣工。子城与东城连成一体。东城南门在今德政路和文明路相交处，名为迎熏门；北门在今豪贤路南面，名为拱辰门；东门在今中山四路与芳草街相交处，名为震东门。宋人郏亶撰写《修东城记》记述，东城“为城袤四里，为濠以环其外，为楼橹五十有一，为门二。实旧濠之两端，合子城而为一”。他对这项又快又好的工程，大为赞叹：“夫兴大役而不扰于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厉之忧而获安全之幸，其为利固岂小哉！”

但东城的修筑，只是扩大了广州城的空间，没有把业已形成的商业区囊括在内。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经略使程师孟继续大兴土木，修筑西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城西地势低洼，地表以下是很深的淤泥，难以夯实地基。余靖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不修西城：“古者城无外堧，当由土之疏恶。”程师孟在征求人们意见时，很多人都摇头摆手：“土疏恶，不可筑。”但程师孟决心既下，再难也要筑。他调集了水军、厢军等大批军士，投入工程，花了一年时间，终于把西城筑起来了。从此，广州有了“三城”之称。

陈大震记述，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为门九”。这九个城门，西边是丰乐门、金肃门，北边是威远门（中和门）、就日门（朝天门、顺天门），南边是阜财门、善利门、朝宗门（归德门）、素波门（盐步门）、航海门。著名的光孝寺、天庆观、六榕寺、崇报寺、怀圣寺都纳入了城内，蕃坊也在城墙以内了。这对保护商业区，意义重大，“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老规矩，无形打消。蕃商辛押陀罗为了表示感谢与支持，主动提出捐钱相助，但官府没有接受他的捐款。

宋城南至今大德路、文明路，东至今芳草街附近，北至东风中路，西至海珠中路。宋西城的东、南、北墙都是很清楚的，只有西墙让人生疑。很多史书说宋西城的西城墙在人民中路，与明城的西城墙是同一处。最让人困惑的就是，海珠中路的一段（今惠福西路至大德路段）原名叫西濠街。古人对濠、涌、河、渠都有明确的定义，断不会乱用，濠一定是护城河，所以荔枝涌不能叫荔枝濠，沙河涌也不能叫沙河濠。广州有西濠、东濠、南濠，没有北濠，因为北城墙外没有护城河。西濠街会不会曾经是护城河所在呢？如果不是，何以称濠？

在东、西两城建好以后，子城改称“中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路盗贼果然不敢光顾。熙宁六年（1073），程师孟升迁为谏议大夫，再任广州知州。他在广州任职先后六年，地方谷丰民阜，寇盗匿迹，瘴疬不作，百姓为程师孟建了一座生祠。南宋人方信孺有一首诗咏三城：

三城不断郁相望，

千里长江势渺茫。

蛮獠传闻亦胆破，

从知岭外有金汤。

但广州的气候，雨水多，台风多，地下淤泥多，土质松散，城墙建好才几十年，又出现多处坍塌了。绍兴元年（1131）朝廷令广南东路转运司拨钱五千贯修城墙，但做得很草率，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经略使方滋描述：“雉堞圮剥，不缒而登。灌木盘根，上侵睥睨。仍遭飓风，闉阇顿仆。重门夕不可闭，越其阈若将压焉。”破烂成这个样子，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方滋再次对中城、东城和西城进行全面修葺。竣工之后，“阖以枚数者五十四井，干烽橹以楹计者二千四百三十有四”。

嘉定三年（1210），经略使陈岘在城东南与西南各修筑雁翅城，以加固南面的城防，形成了中、西、东三城加两翼城的格局。东翅城长约280米，在今文明路与越秀南路交汇处，至今万福路，城上建有高楼，额“番禺都会”四字；西翅城长约160米，在今人民路与大德路交汇处，至今大新路，城上也有高楼，额“南海胜观”四字。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说：“登楼一览，海山之胜，悉入目睫。”东西雁翅城都没有城门，各建有一个大水闸，以调节玉带濠、清水濠的水量，防止干涸或溢泛。

1990年代在越华路与仓边路交汇处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城墙遗址，南侧一段呈东西向的，就是宋代东城北墙的遗迹，现存长12米，宽8.9米，残高1.2米。墙体两边包红砂岩或黄白色砂岩，边缘多用条形石，基部有“地牛”结构，中间填塞不规则的石块，还有柱石、石础等，夹杂不少砖块和陶瓷片、瓦片、瓦当等物夯土。这是宋城墙通常的砌法，如果墙体下原来是淤泥层，先用直径15至20厘米，长2至4米不等的尖木桩，打入淤泥中，再铺上一层碎砖瓦作基础。然后根据墙体宽度，两边钉上木板，役丁把各种建筑垃圾和挖护城河的泥土，一筐一筐填到夹板之间。另外一批役丁则组成几个人一组，舞动石夯，把土夯实。夯实一层，再铺一层，一层层往上铺。最后拆去夹板，在墙体外砌砖。

在越华路的宋城墙遗址上，还发现了陶球、蒺藜等防御用具。建筑装饰物主要是一些雕阳纹花草砖和捏塑的龙首、兽首等陶饰。建筑材料多为饰莲辨纹的瓦当。此外还有石柱础、残石柱等。1918年广州拆城墙时，从城根挖出一块宋代的城砖，上面刻有一首诗：

似从工作到如今，

日日挑柴吃苦辛。

一日秤来要五百，

两朝定是共千斤。

山高路远难行步，

水深泥滑阻工程。

传语诸公除减少，

莫教思苦众军人。

在宋代墙砖上，留下很多铭文，有“番禺修城大条砖”“广州修城砖”“南海修城砖”“番禺修城大条砖”“水军广州修城砖”“水军合番禺砖”“水军记”“使府城砖水军造”“端平三年摧锋军广州修城” “景定元年造御备砖 勇敢黎”诸款。端平是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三年即1236年；景定也是赵昀的年号，元年即1260年；“摧锋军”是朝廷的正规军，“勇敢黎”是勇敢军中一个姓黎的军士，勇敢军是非正规军的兵种。由此可知，直到南宋覆亡前夕，广州还在孜孜不倦地修城，承担这个艰苦工程的，大部分是军人。南北两宋，前后凡319年，广州城经历大大小小十几次扩建和修缮，是有史以来最频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