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异乡,成为一代江湖大佬

       清咸丰元年(1851),广东潮安淇园乡(今潮州市凤塘镇)贫穷农民郑诗生家里,又添一张食饭的口,儿子郑礼裕(乳名义丰)降生了。家里本来就饔飱不继,如今更为艰难。郑诗生十年前曾到过暹罗谋生,后来因为因日食难度而回到潮州,如今只好再次抛妻弃子,返回暹罗谋生,但没多久就在暹罗病死了。

       郑诗生死后,剩下孤儿寡母,一贫如洗,礼裕的母亲只好改嫁到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但礼裕性格倔强,不肯寄人篱下,更不愿看继父的脸色过活,便离家出走,在社会上四处流浪。清同治二年(1863),他到了汕头,被一位红头船船主收留,跟船到了暹罗,干脆就不回家乡了。

       在《泰国郑氏宗亲会会讯》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文字充满诗意,就像电影镜头下的画面,在读者面前缓缓展开:“公元1862年,一艘从中国南方港口汕头向南洋行驶的古老中国式帆船,大伙乘客在挨过千里迢迢航程,都显得神态消沉疲倦,唯有一个蹲在客舱一角落的少年人,神志仍很清醒。这少年一直在沉思,在憧憬他的未来,同舱中许多乘客没有谁去注意他,少年人望着无垠的海洋,想起慢慢给抛在后头的家乡和亲人,看着逐渐接近的海洋彼岸,内心有很多感想,此去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这个没人注意的少年,就是郑礼裕。

       他到了曼谷以后,无亲无友,双目合眯眯,好不容易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了个跑街小伙计,孬仔年纪虽小,但行走江湖的经验却很老到,寄迹闾巷,如鱼得水,在三聘街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由于他讲义气,肯帮朋友,在江湖中有了一定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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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丰

泰国华人帮会真正的大哥大

       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失败,康王汪海洋率残部南逃广东嘉应州,卒在大埔被官兵剿灭,部分散兵游勇,在一个外号叫“大哥莽”的人带领下,上船去了暹罗,与曼谷的洪门帮会结纳,共推大哥莽为首领,声势大振。

       在中国民间社会,以忠诚孝悌、仁义礼智为其核心价值观的江湖英雄,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亦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及至后世,追随者日众,遂慢慢演变成一种秘密会社组织。《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水浒传》里的忠义堂,便成为他们最热衷模仿的对象。华侨在异国他乡,往往要抱团取暖,互助互济,才能立足,不被别人欺负,因此,在各种同乡会、宗亲会之外,异姓结拜、秘密会党乃盛行一时。

       暹罗最早出现的华侨秘密会党,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洪二和尚万提喜领导的天地会,流传入暹罗,称为“洪字会”,在伐木、种植、码头等下层劳工中,发展迅速。1881年,洪字会在向暹罗政府立下保证书时,讲述自己存在的原因:“为了谋生,我们四海为家,丢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没有一块能使我们生存下去的地方,因此我们组织了情如同胞兄弟这样的组织。”像郑礼裕这种喜欢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必然被秘密会党罗致。他加入洪门后,受到大哥莽的刻意栽培,很快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人称“二哥丰”。

靠三十六字花会发家

       坊间传说,拉玛五世在当“亲王”时,与二哥丰是玩“三十六字花会”的赌友。但当时承办花会的人不甚得力,政府从中所获赌饷并不多。拉玛五世即位后,要二哥丰出来承包花会赌博。因为赌场品流复杂,良莠难分,非二哥丰这种威望素著的人,不足以压阵。

       二哥丰也当仁不让,承办花会后,每年为政府缴纳大量赌饷之余,自己也成为一方巨富,花会全盛时期,他日进30担白银,每年盈利不下10万铢。但这些都是坊间传闻,他自己反而稀里糊涂,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后来,为了奖励二哥丰的贡献,暹罗政府在拍抛猜路豆芽廊地方,划了一块地皮给他,兴建“大夫第”居住,拉玛六世赐封爵号为“帕阿努越叻差尼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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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丰为人疏财仗义,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做各种投资,并没有什么周详的规划,想做就做,豪气十足。他在曼谷开设“郑谦和号”商行,业务涉及火砻、钱庄、当押、报馆、印务局、航运等领域,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厦门、汕头等地都开设分支机构。其中以创办于1905年的华暹轮船公司最为成功,拥有轮船八艘,航行于暹罗、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横滨、长崎之间。

       华暹轮船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洋人的轮船公司。双方为了打垮对手,曾展开过一场价格战,不断以低价打击对方。二哥丰给轮船公司订了个规矩:凡是潮汕籍的乡亲,不管何人,运价一律五折优惠;在南洋谋生的乡亲如有困难,不但不收运价,还倒贴食宿旅费。潮汕乡亲当然要力挺“嘎己郎”,所有货运都委托给华暹轮船公司,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在价格战中,二哥丰财雄势大亏得起,斗到后来,洋人船公司挺不住了,乞求谈判,停战息争,被二哥丰拒绝,逼得洋人船公司最后以关门大吉收场。

搞革命也有他的份

       1903年,孙中山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了解暹罗华人情况,联络洪门帮派。二哥丰作为当地洪门私派首领之一,与孙中山见面。晤谈之下,两人相见恨晚。孙中山盛赞二哥丰对暹罗华人社会的贡献,称他“智勇”双全。从此,郑礼裕以“智勇”为名,说起郑智勇,在暹罗华人中,如雷贯耳,礼裕这个名字,反而被人淡忘。

       1905年,祖籍福建南靖的华人律师萧佛成、香山南屏镇人陈景华在曼谷创办《华暹日报》(前身《美南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萧佛成也是三合会成员,与郑智勇过从甚密,郑智勇出钱资助《华暹日报》,还成立印务公司,承接报纸的印刷。这份报纸一直办到1930年才停刊。

       1908年11月20日,孙中山第二次到曼谷,郑智勇在中华会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会有会党数千人,场面非常隆重而热闹。当晚孙中山到大夫第拜会郑智勇,郑智勇事先把光绪皇帝的御书牌匾摘下,并剪辫易服,以洪门大礼相迎。孙中山赞誉郑智勇为“革命座山”,在郑母八十大寿时,孙中山派人专程赠送一幅亲笔题字的织锦贺幛,贺幛上款绣着:“义母惠存”,中间锈一大“寿”字,落款是“义子孙文”。

        1910年,暹罗废除包税制,赌博、鸦片税收归政府管理,秘密会党的资金来源顿显短绌,加上1911年满清倾覆,洪门所标示“反清复明”的宗旨,已失去现实意义,所以暹罗华人中的秘密会党,大部分逐渐停止了活动,或无形解散,或转为公开合法的互助会。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郑智勇闻讯不胜欣喜,立即派第五子携五万光洋及象牙雕刻工艺品,回国致贺,又从华暹轮船公司自己股份中拨出暹币100万铢,赠给革命的广东都督府。郑智勇派还派出会党子弟三百余人回国,参加革命政府的北伐军(其中80名参加华侨炸弹敢死队)。这批志士到达南京后,加入了总统府卫队。而这三百志士的费用,全部中由郑智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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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达,一定要做善事

       在暹罗的华人,大多供奉大峰祖师。大峰祖师是宋代的一位高僧。南宋建炎二年(1128),大峰云游到潮阳,带领民众在练江上修建了一座大桥,从此两岸民众来往大为方便。大峰又在当地为贫民施医赠药,施棺执殓,民众感恩戴德,在大峰圆寂后,各地都兴建报德堂,奉祀大峰祖师。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暹罗华侨马润从家乡潮阳县和平乡恭迎大峰祖师的画像到曼谷,供奉于马氏的永顺昌镜庄中,后来屡经迁移。1902年,二哥丰联络了陈慈黉、伍淼源、马曾堃、马阴亭、马梅友、马宴庭、马俊声、陈武烈、翁镜湖、王寿石、陈振敬,共12位华人富商,合资在曼谷拍抛猜路购地,修建大峰祖师庙,名为“报德堂”,永久奉祀大峰祖师和从事慈善事业。

       二哥丰凭着个人隆崇的声望,一呼百应,让众多富商联翩而至,共襄善举。1910年,报德堂竣工,门额石匾刻“报德堂”三字,背面刻“佛光普照”四字。堂内供奉大峰祖师画像,重燃传灯,续佛慧命。善堂设有执殓、赠药、施粥、救灾等专责组织,对一切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无论国籍、身份、地位,有求必应,一律施以援手。当时华人中有一句话很流行:“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会。”意思是做人只要行善事,活着的时候有二哥丰照顾,死后有大峰祖师庇佑,生死无忧。

       1936年,报德堂改为慈善基金会。1937年1月,“华侨报德善堂基金会”正式成立,第一届董事共15人,注册资金只有2000铢,其宗旨盖为:一、向孤苦零仃、无依无靠者布施,无偿向其提供医疗、用药和住所等条件;二、收殓无主尸首,并为其主持埋葬、火葬仪式;三、为社会公益服务,如向无依无靠者和遭受水灾者提供资助。

男儿行千里,不忘家乡情

       家乡留给郑智勇的童年记忆,虽然充满辛酸,但他敬恭桑梓的天性,却并未消减。1911年,他在家乡淇园村旁边,兴建“淇园新乡”。占地140多亩,分有宗祠、洋楼、更楼等。远处村连闬接,隐约万家烟火,一派盎然生机。郑智勇把所有房子都分给家族及近亲嫡系。又在淇园新乡附近,再兴建忠美、信美、井头、铜锣、巷尾等数条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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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智勇宣称,外姓人只要改姓郑,在门口挂上郑姓的灯笼,就可以入住,每户分给房屋两间和良田四亩。结果,四乡八镇的外姓贫民,纷纷改姓入住。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变郑姓在当地小姓弱房的地位。果然,旬年之间,郑姓在一跃而成显赫大姓,在当地有一句歇后语流行:“二哥丰养仔——来者不拒。”

       郑智勇还在淇园新乡兴办智勇学校(今凤塘中学),第一年免费招收三班180名学童入学,供给校服,提供住宿。还修了两条水泥路,从新乡通往潮州城和浮洋潮汕铁路火车站,方便乡人出入。1918年,潮州发生地震,韩江堤防出现险情。郑智勇急家乡所急,火速拨黄金38万两,并调动旗下的五福轮船公司轮船,由儿子雄材、法材亲自押运,把大批物资送到潮州,修复南堤、北堤和东堤。潮州人感其恩义,在北堤建“郑公智勇纪念亭”,在南堤立了一块“郑公智勇纪念碑”。

       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郑智勇主持成立“暹罗潮州飓风海潮赈救会”,认捐10万铢,以为表率,并请国王认捐1万铢,各地侨胞认捐14万铢,共25万铢,购买大米、食物、衣服、耕牛等送回潮汕,还拨款修堤浚河,建立贫民工艺院等。后来汕头市在中山公园西侧对岸韩堤路筑有“赈灾纪念亭”。

       郑智勇自己是在街头流浪长大的,没有入过学校的大门,因此对教育恒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对读书人十分敬重。当时在暹罗的华文教育很落后,学校甚少。1916年,郑智勇与高晖石、许必志、萧坚麟等华商共同捐款暹币30万铢(郑智勇独捐4.26万铢,居第一位),创建培英学校,历时4年工竣,1920年建成开学。

       郑智勇热心兴办学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的夙愿。1917年,清迈华英学校也是在他的倡议下开办的,据当地报纸记载:“郑先生来迈,目击华侨子弟众多,对于华校之设极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资二千铢为创华校倡导也。郑先生登高一呼,侨胞响应,华英学校于焉诞生。此后,郑先生遂被选为华英学校永远名誉总理。”在郑智勇等侨领的推动下,1925年,华文学校在暹罗已发展到48所,1928年更增加至188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局势动荡,海路不靖,华暹轮船公司生意大受影响,卒至歇业。而暹罗政府在1919年实行禁赌政策,郑智勇的收入大减,而他年纪也大了,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不复有当年的锐气。

1937年3月5日,郑智勇在大夫第逝世,享寿八十七。

        《中华民报》在追述其一生行谊时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郑智勇遗体送回家乡淇园安葬。他的家庭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孙28人,曾孙9人。暹罗政府把一条公路命名为“郑差哇呢”,以纪念郑智勇对国家、对社会的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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