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最近拆迁引起一系列媒体报道，你可能都不曾听说过市二宫里还有个歌舞厅叫艺苑。

娄烨拍《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曾来这里取景，用了段1分钟的戏，向我们展现了什么叫1989年广州人最潮的夜生活——舞池、探戈、镭射灯。柔情的舞曲和扭动的身姿，是那个年代里最摩登的一道风景线。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电影中的艺苑舞厅场景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先兴起的“夜蒲”方式，歌舞厅曾引领过一个时代的浪漫潮流，也曾在另一个时代成为“腐化堕落”的代名词，之后在更新更潮的娱乐方式面前失去锋芒，变得老气，逐个消失。

旧式舞厅虽然会消失，但处处“敢为人先”的这座城市，总是走在夜生活“潮流前线”，让最新潮的业态遇见最喜欢“夜蒲”的人们，把闷热南方的夜生活演绎得生龙活虎。

灯红酒绿之间的琐碎事，串起了一部广州“夜蒲”威水史。

摩登时代

80年代，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在很多人心中是摩登的代名词。这种摩登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跳舞。

从近现代开始，广州就从未停下过自己的舞步。解放前，广州就有许多购票入场、现场伴奏的营业性舞厅，还配有职业“舞女”有偿为单身男子伴舞。解放后，营业性舞厅被认为藏污纳垢，被大范围取缔，广州人学苏联人跳了十几年集体舞，到了文革期间，又改跳“忠字舞”。直到改革开放，男女合跳的交谊舞，才重新作为一种社交和娱乐方式在广州复兴。

交谊舞

1981年，广东颁发《关于开办舞会、音乐茶座和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对外演出录音等活动的暂行规定》，3年后，国家出台《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前后两个文件，让舞会在广州彻底解禁，各类舞厅应运而生。这当中就包括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里的艺苑——一个处级事业单位管辖的营业性舞厅。

夜生活的寂静也从此被打破。

艺苑歌舞厅门面

作为广州乃至全国最早的营业性舞厅之一，艺苑当时声名远扬。紧身衣喇叭裤的驻场乐队在这翻唱港台金曲，相当专业的圆形舞池， 玻璃鞋柜，五颜六色的霓虹招牌，搭配上四处“喷激光”的镭射灯，放在这个年代叫做复古，在那时候却是妥妥的新潮。

尝鲜的人蜂拥而至，有头有脸的公务员、国企工人，下班后，要到这里跳个交谊舞才感觉身心放松。“场场爆满，留位都没得留，要托上几层关系才有可能买到张一两天后的票。” 后生时就混遍了广州大小“夜场”的本地人梁姨，对于艺苑刚开业时的盛况至今仍印象深刻。

最初是“公家人”，后来跳舞的潮流就扩散到全民。彼时，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整个广东都在普及国标舞，一些地方甚至开了“扫盲班”，专门教人跳舞。微博有老广回忆：“公务员必须会跳。”各种舞蹈比赛一个接着一个举办。

一个全民跳舞的年代到来，探戈、森巴、“慢三慢四”等术语常常挂在人们嘴边，还诞生了一批为了跳舞不惜磨穿鞋底的专业级“死忠粉”。他们四处征战，捧回来的大赛奖杯堆满了各地的文化宫。

同时诞生的就是一批舞厅。夜店达人Petter回忆：“当年，广州农林巷路的公共汽车站对面就有个农林大舞厅，还有一个老的中华电影院，电影院里本身就带有舞厅。当时，很多舞厅都是由原来的电影院改造而成。”

1986年4月，广州新华电影院打出了全国第一块“老人专场舞会”的牌子，跳舞从此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一些老人宁愿不喝早茶，也要花上一蚊几毫到舞厅去换几个小时“风流快活”，传闻里，有人甚至靠跳舞治好了关节炎。

老人专场舞会

不光电影院配套舞厅，连一向只接待外宾的音乐茶座也逐步向群众开放跳舞。老广州所熟知的南桦、金鹰、南方舞厅等一批“跳舞圣地”也在这段时期相继出现。

十年不到，广州营业性舞厅的数量就超过100间。没有什么“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思想禁锢，也没有那么多黄赌毒的烂事儿，压抑了十年舞蹈欲的广州人，用专业级的国标舞步，画出了那个时代最摩登的风景线。

今晚去边蒲？

优雅的交谊舞曲在艺苑舞厅里昼夜绵延不绝，来跳舞的人也在各种舞会、比赛、培训班的“鞭策”下越跳越专业。“没练好都不敢下舞池。”一名叫“天津逍遥人”的网友讲了这么一句话来回忆艺苑当年。

80年代后期，当中年人还在艺苑里打磨舞技时，艺苑外的潮流，已经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作家鬼虎子的“中国夜蒲史”《百年夜店》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小青年们纷纷穿上了高帮运动鞋，把长裤脚系在鞋里，戴半节有小洞的黑色皮手套，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

霹雳舞

1987年，一部名为《霹雳舞》的美国电影被引进中国。广州作为当时的“流行风向标”，霹雳舞一夜之间便在这座城市的街头病毒式地蔓延。一些有门路的年轻人模仿电影里的“旋风马达”（主角名），扛着录音机到珠江边，一边踩着温拿五虎的劲爆节奏，一边大跳霹雳舞。舞步之诡异，不时引来旁边散步的“烧酒佬”们指指点点：“抽筋咁款。”

这种“抽筋咁款”的舞步，也改写了广州的舞厅生态。

1988年，广州市文化局旗下的“南方舞厅”被台湾人翁莉莉包下。这位来自宝岛的商人对舞厅改头换面，还引进了海外DJ，北京路上从此多了一家名叫“台北大舞厅”的Disco。“蹦迪”，从此成为本地年青人最潮最浪的夜蒲方式。蹦的当然是最潮的霹雳舞，“识做”的DJ偶尔会插进来15-20分钟的慢曲，行内人称此为“媾女（泡妞）时间”。

台北大舞厅 图@广州的历史脉络

有人挂住媾女，有人蹦迪蹦出了名堂。一位时常在这里跳舞的少年，后来被艺人看中带去了香港，以“海鸣威”作艺名出道唱了首《老人与海》，在珠三角红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尚无知名度的歌手，在随中唱广州艺术团赴新疆演出时秀了段霹雳舞，名声大振，“林依轮”三个字从此出现在了广州演艺圈。

几乎同一时间，人民北路的贵都大酒店卡拉OK厅开张大吉，一脚踢开了广州营业性卡拉OK歌舞厅的大门。宝丽金的大碟头一天才透过FM电波传到广州，次日晚上就有逛完夜市的后生仔女买票进来劲歌热舞，唱片公司常派人来这里发掘广州的明日之星，很多人靠着翻唱大碟过了把明星瘾。

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南方的营业性娱乐场所随经济迎来大爆发，Disco跟卡拉OK厅在广州遍地开花，也留下了许多“行业黑话”：“旧台的DJ最串，JJ最高卡司，12点有银色飞碟，D&.D装修最靓，多有钱仔女。” 

1995年，NHK拍摄纪录片《中国~12亿人的改革开放》，曾到台北大舞厅采访：“改革开放带来什么？”镜头前一名广州仔嚣张回答：“全世界的人喜欢什么，在广州都能找到。

在广州能够找到的东西，又被来广州做生意的人带到全国各地，一点点改写着中国的夜生活。

时代变化太快，时髦的广州仔不再把自己的休闲娱乐局限在音乐茶座或影院茶楼，也不再满足于交谊舞那种克制而拘束的轻歌曼舞。许多客源流失的交谊舞厅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极少数像艺苑这样硬件和氛围堪称专业级的舞厅留住了些交谊舞的“死忠粉”。

1995年，广州歌舞厅里的舞者

资深DJ Shadow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回忆：1991年到1998年的广州是Disco跟卡拉OK的天下。“蹦迪K歌”成了90年代夜广州最潮的生活方式，用人们很熟悉的一个字来讲，就是“蒲”。

不仅本地人在“蒲”，很多来穗投资办厂、经商贸易、或探亲访友的港澳老板晚上也时常被广州人待着去“威”，跳着舞唱着歌就把几千万的合同签了。暧昧的环境往往容易滋生乱象，但文化局高层发话：“不要管死它（夜店）。”

危险的舞步

当然不能管死，但也不能不管。

盗版碟在八九十年代的岗顶、海印曾风靡一时，《古惑仔》之类的VCD一卖就是脱销。电视机里，洪兴打仔在夜总会作奸犯科，现实世界，“山鸡”“浩南”在歌舞厅频频“蒲头”。——以“广州+夜店”作关键词在网上搜索早年间的历史碎片，不是黄赌毒，就是打架斗殴。

90年代歌舞厅

1987年6月30日，一名叫张靖欧的作者在双月刊《青年探索》上写了这样一幕：东山一女生在舞厅认识一外校男生谈起了恋爱，常相约在家里鬼混。“一天不和男生玩，当晚便睡不着觉。”然后细数舞厅四大弊端——荒废学业、诱发早恋、滋事生非、诱发犯罪。

这种看似奇葩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从舞厅在广州出现的那一天起，外界质疑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像曾经的武侠小说，后来的电子游戏，舞厅，就是那个时代的“洪水猛兽”。为了进场跳舞，有学生千方百计改身份证出生日期，也有学生偷偷冒领了家长一个月的工资。龙蛇混杂的歌舞厅，也逐渐成了老百姓眼中堕落、情色、混乱的代名词。

90年代 后生仔最潮的夜蒲就是夜店蹦迪

就在张靖欧发文的4天之后，广州南关舞厅外就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一名男青年被刀捅死，只因在舞池中不小心踩了别人一脚。事后有人起哄：“舞厅舞厅，这就是报应。”（《南风窗》）

明目张胆的犯罪让人不寒而栗。而在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也有许多暗流在舞厅内外涌动。

彼时，广州人口只有300万出头，但包括舞厅、卡啦OK、DISCO在内的“夜总会”数量却超过500家。有两位记者算了笔数，就当时的人口比例和实际需求来说，他们认为广州的夜总会数量不合理。1994年，一篇名为《羊城夜总会探析》的文章发表在了《瞭望东方周刊》，揪出了广州夜店三大乱象：三陪、不合规、偷税漏税。结合《青年探索》跟《南风窗》三本杂志一起来看，这些当年在歌舞厅里嗨到不行的广州仔们真是不知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三陪。所谓三陪，其实就是陪吃陪喝陪跳舞，从80年代开始就作为舞厅的“配套服务”而存在。但舞厅素质的稂莠不齐，使得很多三陪活动最后都演变成了情色交易。公安不是不管，但公安也承认：“要彻底取缔并不容易。”一些舞厅十几年来查了又查，关了又开，三陪乱象屡禁不止，因为“无法可依”。《羊城夜总会探析》里记录了一位“蒲友”对“三陪小姐”的看法：

“让小姐陪唱、陪饮、陪跳舞，和自己带女朋友、女同事去消费性质一样，应该一视同仁，并受到尊重。”

歌舞厅三陪小姐

迷幻的音效灯光在舞厅里催生的远不只有情色交易，同时抬头的，还有毒品。1999年，“毒名远扬”的东山霹雳娱乐中心被查，成了广州第一家被审理的涉毒歌舞厅。随之而来的，是雷厉风行的缉毒行动。南方网报道：在广州娱乐场所中发现的吸毒者有九成是青少年。

新千年前后，国内外的歌舞厅连续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前有奥地利Disco大火夺去84人生命，后有哈尔滨50名三陪小姐惨遭抢劫强奸，再联系此前广州东山舞厅的毒品案，歌舞厅终于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广州也终于对歌舞厅下重手了。

2001年，广州展开对夜总会的专项整治，半年关了300多家存在安全隐患的歌舞厅，还有250多家被勒令整改，或停业整顿，很多改着改着就没了下文。失了根据地的“蒲友”垂头丧气，市安全生产委却备受鼓舞：“全市伤亡事故比去年同期下降35.83%。”

2002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出台，严打黄赌毒的广州，一律不再审批新的娱乐场所，并对违规夜店实行“一次性淘汰”制度，广州歌舞厅迎来“存量时代”。

2004年，广州公安潜伏夜店玩“无间道”，3个月关了14家歌舞厅，拘了上百号人。后来更是全城“宵禁”，规定夜店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凌晨2点，很多经营不下去的歌舞厅选择了自行了断。

2004年，百警包围一夜总会 ，66人涉毒被抓。摄：陈昆仑

一地鸡毛之后，在夜店里摇头晃脑的“舞林高手”们总算安分了不少。

新时代的劲敌

一度抢尽了风头的DISCO、歌舞厅等“搅局者”们相继退场，幸存下来的艺苑等“正规军”情况却并没有好转。

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它的名字，叫酒吧。

就在政府出台政策整治营业性舞厅的1998年，一家名叫Windflower的酒吧出现在了环市东，门口的台阶泛着荧光，花园的内外飘荡着爵士乐，颇为雅致，气氛与喧闹的Disco、卡拉OK截然不同。

类似的“和平路”、“大象堡”、“小山吧”等很快也在环市路、淘金路、华侨新村一带旺了起来。紧追潮流的广州人再一次用脚投票，把“夜蒲”跟“媾女”的场所转移到了这些从名字到氛围都更有情趣的酒吧。

精明的生意人纷纷入局，把钱投向了酒吧这个新兴市场。

2000年前后，广州酒吧迎来了最火的高峰期，环市东、沿江路、五羊邨一带都自发成了远近闻名的酒吧聚集地。政府也下重本，先后把白鹅潭、珠江啤酒厂改造成了酒吧街。自称“夜店小王子”的Billy年轻时就常去广州各大酒吧取经，这位“小王子”后来成了胡桃里华南地区的门店董事。要为年轻人打造“一站式夜生活”的他，在广州一路把分店开了20多家。

事实证明，在“夜间经济”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得年轻人心者得天下。

沿江路的BABYFACE、歌哥在当时名震四方，虽然仍保留着旧日DISCO的“蹦迪”属性，但玩法已经截然不同——百大DJ、装置艺术、沉浸式舞台，随便拎一样出来都让台北大舞厅等旧时代的“遗老”们望尘莫及，更别说早已“步入中年”的老式交谊舞厅。虽然，歌哥2010年时发生过“特警持冲锋枪带走包括穿校服人士在内的600多人”丑闻，但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其在年轻群体当中的受欢迎程度。

跟“清吧”不同，大型“闹吧”仍然保留着蹦迪的属性。

老式DISCO或交谊舞厅们不是没有抵抗，像是台北大舞厅在新世纪后拆分成了北京路的“旧台北”跟太平沙的“新台北”，艺苑请来了教练驻场，免费教学，隔三差五就举行业余或专业的国标舞大赛。

但面对强大的资本与日新月异的潮流，“情怀”就像是高墙面前的鸡蛋一样脆弱。

2004年后，“旧台北”不再招收DJ，“新台北”在网上连一句记载都没有留下便倒闭。艺苑里的国标舞者也从精神小伙跳成了白头人，半天等不来一个舞伴。

没人跳舞了吗？

就像是一个缩影，台北大舞厅和艺苑舞厅——这两个曾各自引领过时代的“佼佼者”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局，折射出的，是整个“夜蒲”文化的潮起潮落——酒吧遍地开花，舞厅近乎绝迹。

是这座城市没人跳舞了吗？

2000年，摄影师徐培武用胶片相机拍下了这样一幕：越秀公园某广场空地上，数十对男女大庭广众跳起了交谊舞，没有舞池，也没有灯光；

2001年，东川名店城的篮球场上举办了一次街舞比赛，打扮新潮的后生仔又是空翻，又是倒立，周围一圈坐满了观众；

2007年，新快报做了一辑图片报道，其中一段文字说明这样写道：广州的流行前线、烈士陵园、广州美院、陈家祠、荔湾广场、蓝色快线、滨江路、芳村码头、市一宫、东川街舞广场、天河城广场、新安大厦等地，已成了街舞爱好者们经常出没的“蒲点”；

2014年，关于广场舞扰民的争论首次出现在了广州媒体的报道当中；

2001年，CSN在东川名店城第一次举办街舞比赛。当时，东川名店城是广州街舞文化的核心地。图：Dickid

答案显而易见，广州人依旧热爱跳舞，在公园，在江边，在小区的空地上，只是不再是去充满年代感的歌舞厅。

市二宫周边的羊肠小道里不只有艺苑，南华东路里还藏着一家叫始建于1990年底的华贵舞厅。跟艺苑一样，华贵也是当年广州数一数二的交谊舞厅。但“姗姗来迟”的华贵，却比艺苑早退3年。2017年，华贵舞厅倒闭，“享年”27岁。

在华贵倒闭前的2014年，南方都市报曾采访了老板波仔，留下了新千年后为数不多关于歌舞厅生存现状的文字记载：

“……喜欢到舞厅来跳舞的，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还有些六七十岁的。现在，那群人中的很多要不就去了(去世)，要不就回家带孙子了……”

就在南都记者采访波仔的那一年，市二宫传出了要大拆大建，盖80米大楼的消息——远远超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的30米限高。口水战打了好几年，大楼要建多少米不得而知，但市二宫要拆的传闻，终于在2019年时尘埃落定，拆迁名单里就包括了艺苑。

无独有偶，市二宫拆除前，南都也对艺苑进行过采访。熟客陈太记者面前诉心声：“很想看到‘新鲜血液’，就是坐着看年轻人跳也舒服。”

艺苑舞厅，独自前来的舞者。摄：南方都市报 张志韬

2018年8月，艺苑被一群年轻人包场，办了一场名为“复古”的舞会，但DJ放的却是DISCO、FUNK、DUBSTEP，全场不见一人跳交谊舞——这种代表了一个年代的舞蹈。

6个月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艺苑舞厅罕见地迎来了一波前来打卡的年轻人，跟“大爷大妈”们挽手共舞。

但电影热度过后，艺苑的舞池很快又归于寂寥，直到今年5月，它被挖掘机连根拔起时，才再次引起了媒体的“集体怀旧”——“再见了！艺苑舞厅！”

变成一片废墟的艺苑。摄@殷大新

在接受识广采访之前，自称年轻时“蒲遍广州夜店”的梁姨并不知道艺苑要拆，唏嘘不已的她立马话起了当年：“广场肯定唔够舞厅跳得过瘾。”

只是在文化公园跳了快10年的她，已经快忘记艺苑的门口长什么样了。

参考资料：

1、《广州艺苑舞厅悄然拆除：开设于80年代初，一代人的浪漫留在风中》-南方都市报

2、《广州夜场:独领风骚之后》-三联生活周刊

3、《百年夜店》-鬼虎子

4、《中学生进舞厅弊端管见》-张靖欧

5、《舞场观，观舞场》-鸣戈

6、《羊城夜总会探析》-杨春南，曹红斌

7、《小巷深处的“华贵”舞厅》-南方都市报

撰文 | Uma

编辑 |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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