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厦门一女子穿和服（实质是寿司店的工作服）做核酸检测遭志愿者劝阻，被要求换了衣服再来；去年12月，一位女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组穿和服的照片，惨遭网暴；今年2月，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在洱海游玩拍照，却被保安驱赶；今年4月，一位穿和服的女子在辽宁某公园拍照，又惹来路人上前指责……

▲左滑查看，图源网络

“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连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忍不住发文称：中国开放的城市里不应该容不下一身和服。

对于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穿和服一事，从法律和情理上已经有很多的评论，因此我们也不再赘述，只想从和服说起，谈谈关于中日文化的冷知识。

和服，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称吴服。

中国的东晋、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由于群雄割据，未有实现统一，故当时中日尚未有正式的外交往来，但是在孙坚、孙策、孙权统治下的东吴地区由于临海，故商贸往来较多。

当时东吴风格的服饰就是经此商路传至日本，塑造了和服的雏形，“吴服”一词亦因此而来。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正是位于当时东吴的核心区域。

吴服在日本文献里面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日本应神天皇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时期，百济给日本的贡品里有两个从吴国来的缝织女，后来应神天皇因为感叹吴国的服装精致华美，再次派遣阿知使主前往吴国求缝工女，但没等到就驾崩了。

到了下一代雄略天皇在位时，阿知使主带回两名织女，为“汉织女”（当时的“汉”指的是曹魏，并非现代汉服的“汉”）和“吴织女”。

汉织女由于制衣技术不如吴织女，在历史上从此消失；而吴织女死后被当作日本初代“吴服大神”在吴服神社里被祭祀。

随后，京都大酒神社的石标上也纪念她为“太秦明神　吴织神汉织神蚕养机织管弦乐舞之祖神”。

17世纪日本谣曲《吴服》中，也咏唱吴国绫织女为天皇制作御衣，但纺织时候流泪、思念故国之情。因此某程度上，说苏州人是和服的祖师也不为过。

直至到了中国唐代，日本遣唐使朝贡，获赠大量光彩夺目的朝服。后来，日本效仿隋唐服饰，和服亦在沿承唐朝服饰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这一时期，日本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和交流和吸收。这些遣唐使者还把唐代文化艺术、律令制度都带回了日本。

“衣服令”就是奈良时代制定的制度之一。”衣服令”规定了礼服、朝服和制服──朝服包括冠帽，按官职等级区分；制服是无官职的公务人员的服装，按行业分类。

另外，和服右衽的传统也是由此时的日本朝廷制定，衣服前襟向左掩的特点，也是受到唐文化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期和服为唐朝汉服翻版。此时期的和服基本上完全模仿当时期中国服饰的模式，而日后贵族阶级所穿着的“唐服”样式亦于此时期留存下来。

而一直到明治时代为止，日本古代的和服裁缝都称为“吴服师”；到了大正时代，日本服装界人士为了呼应官方的国族运动、去除中国古代影响，所以改称“和裁士”并成立“和裁士会”，然而，吴服店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但由于中国自宋朝之后，就曾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统治，其汉唐衣冠服饰也逐渐偏离了原来的风格，取而代之流行的是蒙元统治者和满清统治者的衣冠服饰。

▲清朝宫女

例如近代被当作中国民族服饰的长衫、马褂、旗袍等，实质都是源自满清的服饰。因此，在汉服圈子有一种说法，就是想了解唐朝衣冠，不妨看看和服，而想了解明朝衣冠，不妨看看韩服。

步入近代，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由古代国家彻底向前现代国家转营，令其迅速崛起，先在甲午战争打赢了曾经的“东亚老大哥”大清国，然后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

这让痛心于国家始终处于封闭积弱的中国青年大受刺激，在晚清至民国初年，掀起了到日本留学的热潮，以图寻找出中国走向开放和现代的路径。

这些有志青年，在日本学习或流亡期间，自然也入乡随俗地学会了穿着和服。

戊戌变法后，章太炎因为发表文章呼吁革命，多次遭到清政府通缉。1906年，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入乡随俗，制作了一件和服，并请人在和服绣家徽的地方绣了一个“汉”字，以表示自己是个中国人。

后来，章太炎回到上海遭遇软禁，他将这件一直随身携带的汉字和服和一封诀别信，寄给了新婚妻子汤国黎。

在信中，他这样写到：“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为纪志，观之亦如对我耳……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意思是，寄给你的这件和服就是我革命生涯的见证，你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即使我死去了，我的魂魄也长存在这件和服里。

除此之外，穿过和服的中国近代名人实在多不胜数。

我们最常见到女革命家秋瑾的照片，就是身穿和服和手握短刀的形象，鲁迅先生在一张摄于1909年的照片中也是身穿和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珍藏着一件孙中山先生穿过的和服，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孫文”。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曾身穿和服，但这并未影响他日后领导中国国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右）穿和服照片

周恩来总理在青年时也留学于日本，虽然没有和服照片，但有相关记载。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另外，周总理在中国也穿过和服。据记载，1964年9月22日，松山芭蕾舞团一行人进行第二次访华演出。

10月11日晚，周恩来观看松山芭蕾舞团演出，并接见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当时，松山给“周恩来总理”赠送了夏季的单和服，总理很高兴，立即在首都剧场的贵宾室里试穿。

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人穿着和服与否，跟是否爱国并没有相关性。

一方面，日本古代服饰借鉴了中国汉唐衣冠，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服饰也融合了日本服饰的设计特点，而其中被认为是中国国服的中山装，就是是典型代表。

关于中山装的起源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期间委托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回国后命荣昌祥裁缝王依图生产，再经过一些改进，最终得到了中山装的定版。

另一种说法也与日本有关，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的学生装。1926年11月，《良友》画报出《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时，刊登的孙中山照片的介绍就径说：“先生喜服学生装，今人咸称为中山装。”

由于孙中山喜爱日本的学生装，所以这种设计理念也一直延续到中山装的设计之中。

▲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不少身穿学生装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国家领导人在出席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某程度上说，中国的中山装实际就是日本的学生装的本土改良版。

更有趣的是，日本的学生装却是在明治维新时对德国军服的本土化改良，至今在日本依然被当作男生校服的形制。日本的学生装在近代历史上亦曾广受中国青年的喜爱。

▲日本高中校服

而在电影《精武门》之中，李小龙身穿学生装，到虹口道场踢馆，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痛打日本武士的经典一幕，亦曾激励了无数的国人。

除了服饰，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字也存在着非常深刻交融关系。

日语和汉语不存在源头上的关联，但用以书写的日文，却完完全全是从中国本土传过去的。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撰写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一书中，论证并肯定了日文起源于古代中国。

“大约在1400年前，汉文就传入了日本。但直到推古朝，只有一小群专家使用汉文，他们对当地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以及隋唐文化制度的引进，学汉语和懂汉文的人数才大大增加。”

汉文逐渐被日本所接受，推动了日文的形成。日本学者把一个汉文字符对应一个日语读音，从而形成著名的万叶假名。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日本人进一步简化汉字的楷书形式，比如将“伊”简化为“亻”，形成片假名。

到了19世纪，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量学习西方知识，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

而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起步上比较晚，虽然有学者在鸦片战争后也翻译了西方著作，但在数量上却远远不及日本。于是康有为提出，翻译日本书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主张。

以梁启超为首的留学生发现，日本就像是中国翻译西方文学的代工厂一样，不仅翻译水平比较成熟，而且日文中本来就有大量汉字，于是便将大量的日语词汇便补充到了汉语当中。

现在我们常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一些基本术语和词汇，大都是来自日语，如服务、组织、纪律、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法律、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上下滑动，查看源于日语的词汇

如果不使用这些日语词汇，可能我们现在也很难正常沟通了，更何况像“元气、逆袭、宅家、便当、正能量”这些日本的流行语，现在的使用群体也已不限于中国的二次元文化圈，还常常出现在正式官方媒体之中。

更值得一提的是，“警察”、“派出所”这两个词也是来自日语，而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也是重点参考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而建立的。如果真的要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恐怕警察应该改称衙役了。

无论是服饰，还是语言，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实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难以割裂。

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盛唐丝绸之路与西域的交流，历史上中国强大的时代都是积极拥抱和融合外来文化，中国也只有通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而经历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狭隘自大、盲目排外的年代了。

各位自己友，

你怎么看中国人穿和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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