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投票门”,为什么企业家们都站柳传志?-羊城网——懂互联网,更懂广州!

 

前一阵子,正当中兴案和中美贸易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传出了一个关于联想的“丑闻”,对联想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事件的起因是有媒体爆料,说在5G的的行业标准投票中,联想没有给华为的标准投票,而是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美国公司,使得华为在标准之争中以微弱劣势落败,痛失占据5G制高点的良机。

 

此消息一出,吃瓜群众们马上一片哗然,纷纷指责联想为了一己之私,竟然不支持同为民族企业的华为,简直是卖国求荣,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企业,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舆论持续发酵,令74岁高龄的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也坐不住了。这位在中国商场纵横多年的老企业家,深知众口铄金的厉害,更加知道在中国,一个企业卖卖假货骗骗消费者都是小事,但一旦被扣上“卖国”、“汉奸”的帽子,那可是灭顶之灾。

 

于是,老人家不得不出山,先是发了一封《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的内部信,然后又录制了一个音频,指责这次把两年前的技术投票拿出来炒作,是有意针对联想的阴谋,有人想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联想头上。

 

柳传志的表态在网民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正面回应,但在企业界倒是得到了众多大佬的认同。

 

马云表态说:“相信柳总!坚定支持柳总!商业避免不了竞争,但竞争上升到无底线、扣政治帽子,煽动民情民愤实乃商业之悲哀,社会之悲哀。”

 

秦朔则在他的“秦朔朋友圈”文章里称:“社会舆论要力避三人成虎的非理性扩散,否则再大的企业也抵抗不了”。

 

此外,360的周鸿祎、当当的俞渝、新希望的刘永好、新奥的王玉锁等等一批企业家也纷纷站出来支持柳传志。

 

为什么联想在行业标准的投票中没有支持华为,企业家们却纷纷对其表示支持呢?难道这些企业家因为家大业大,不如吃瓜群众们爱国?

 

关于这个道理,我先讲一个故事。

 

在1870年,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教案。事情的起因是当年四五月间,多位儿童失踪,而到了六月初,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外国教堂育婴堂有几十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民间开始传言,说“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害孩童作药材之用。”

 

接着在一连串误会事件之下,群情汹涌不可收拾,数千群众包围教堂,继而发生命案,多名神父、修女、使馆人员和信徒被杀,教堂被焚。事件发生后,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联合抗议。

 

当时的清政府外交能力极低,这件事又确实不好办,一时间朝廷上下竟无人愿意接手处理。最后逼得要请直隶总督、中兴名臣曾国藩出马。

 

曾国藩抵达天津后,对事情的始末做了详细调查,查明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用孩童制药”更是无稽之谈。于是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处死为首的十八人,并将天津知府知县发配充军,平息了这起“天津教案”。

 

曾国藩对此事的处理,一方面出于秉公求实,教堂确实并无伤害孩童,因此被杀确属无辜;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国的爱护——熟悉洋务的他深知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挑衅对抗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中国,后来的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均是明证。

 

但当时无论是朝廷上下,还是公众舆论,都对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大为不满,认为他“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湖南同乡更是以其为耻,曾国藩自觉一心为国竟落得个千夫所指的下场,郁郁寡欢,不久就抱憾去世了。

 

为什么曾国藩会被视为卖国?因为在当时的吃瓜群众眼中,并没有具体案情的是非对错,只有立场站队的问题。你曾国藩竟然不帮着中国人,反而迁就洋人对付同胞,不是卖国是什么?

 

殊不知,曾国藩的爱国之心,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切,也更理智。他知道怎样的处理方式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利,也知道一味迎合民意,只会对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后来的义和团事件,便是如此。

 

听完故事,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联想投票门”。

 

许多国人对事情的判断,喜欢以立场、道德作简单粗暴的二元判断。在他们眼中,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帮着中国人是“卖国贼”,联想投票时不投给“自己人”,在他们看来自然也是“卖国贼”了。

 

其实,对于5G标准的投票,已经是两年前的事。当时并没有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即使是有,究竟哪个标准更优质、哪个标准更符合未来的方向,每个企业也还是有自己的判断。断不能说只要中国企业的就是好,中国企业只能投中国企业的票。

 

一个企业家要考虑的,首先是哪一个决策对自己的企业发展更有利,对行业发展更有利。企业家首先要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所以在做出商业决策的时候,不可能仅仅考虑“对方是不是中国企业”这个单一的因素。所以即使联想真的没有投票给华为,也断不应该被解读为“卖国”。

 

可是这个道理,懂的人并不多。

 

所以,面临同样舆论环境的企业家们对联想的处境感同身受,自然会对柳传志有物伤其类的感慨。这才有纷纷支持柳传志的发声。

 

其实,爱国与否,并不能简单地以表面看到的东西就妄下结论;而商业上的决策与判断,绝大部分更与爱国与否扯不上关系。一个企业只要依法经营,为股东创造利润为用户创造价值,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便是对社会有益的好企业。

 

在这个底线之上,在商业上作何决策,还是留给企业自己去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