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城，正在离一个“乌托邦理想”越来越远。

曾经，它宣称要做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城，十所高校，自由流动。从2016年开始，大学城的学校却纷纷开始建造围墙。最新的例子是“财大气粗”的中山大学，不仅在校园四周建好了围栏，还特意修建了几个看起来颇为气派、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的校门。

有形的围墙让不同学校间变得泾渭分明，无形的围墙也在增加：曾经让大学城师生引以为傲的一卡通，也在随着部分学校的退出而成为历史。

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有过于理想化的规划问题，有安全问题，有利益问题，还有深层次本来就难以破除的学校间的藩篱……这个“乌托邦理想”向现实一步步低头的过程，再次映射了一种反复被仰望的理想主义大学城模式的崩塌。

有形的墙，你追我赶

大学城的内环、中环、外环三条环路，精确地将小谷围岛按功能划分成公共休闲区、生活区、教学区。在2004年第一批三万多名学生入驻大学城时，他们被许诺的，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校园”。十所高校的人员，可以在不同学校间自由流动。

现在，理想中消除了学校间藩篱的格局，已经被各所学校自己建造的围墙，割得支离破碎。

2016年6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开发布大学城校区生活区围栏安装工程招标文件，计划在生活区开展建设1140米长、2.5米高的围栏工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紧随华南理工大学的步伐，进行筹备。很快在第二年，就建好了大部分围栏，一些没有栏杆或围墙的地方也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昔日宿舍区的四个出入口，靠近内环一侧的被永久关闭，另外两个门24点之后关闭，只剩下一个24小时开放。

其他学校也纷纷跟进。最近几年，广东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都纷纷启动围墙修建工程。今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生宿舍围蔽项目也开始实施。

截止目前，除了广州大学等三所大学尚未建造围墙外，其他学校都已经全部或部分修建了围墙。

围墙增多意味着很多原来的道路被截断，自然会带来一定不便。例如中大宿舍区有一条路，是广外学生通往大学城北站的捷径，走路过去最快十分钟，但中大的围墙建起来之后，如果要从广外去地铁站，就必须要走多几公里的路。

一些原来靠近宿舍区的“走鬼档”也被迫迁移。广东工业大学的围栏今年国庆后正式启用，原来广工靠近中环西路边聚集了一帮“走鬼档”，被广工学生亲切地称为“六饭”（第六饭堂），在围栏启用后则不得不转移到别处。

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引来部分学生的不满。广中医的一个校园自媒体就发问：“广中医建围栏，是安全，还是束缚？”

以安全之名

广州大学城的诞生堪称一个狂飙突进的奇迹。本来是农业岛的小谷围，2003年9月动工，2004年10月十所大学迅速进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变身高教园区。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曾表示，广州大学城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城市化扩张的产物，建设速度“不可思议”。

很多在别处被认为是狂飙突进的乌托邦式规划，都被用在了大学城的建设之中的。最重要的理念是知道现在仍然受到追捧的“共享”。因为共享，所以区划分明；因为共享，所以学校不设围栏。

但这种理想却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安全相撞了。

这座被江水环抱，对外隔绝的小岛，内部又并不只是装着象牙塔——还有围绕着大学城南北两个地铁站的若干办公空间、住宅小区，散落全岛的四条村落、三家综合性商场、两家4A以上的旅游景区，一家三甲医院，和一家偶尔会举办大型演艺活动的体育中心。

大学城当初有这样丰富的场所规划，目的是为了健全小谷围岛的功能属性，让它不至于每到寒暑假，学生撤离后，就成了真正的孤岛。但大量学生以外的人员也被这些场所吸引而来，或是因为这里相较于市区更低的生活成本而委身在此。甚至学生的生活本身也不可能脱离这些外来人员。

2016年，大学城第一堵墙竖起来的同一时间，大学城里的学生们正人心惶惶。

15年6月，一名从浙江远道而来游玩的女生，在大学城自行车馆的厕所内被发现杀害，当时她的尸体甚至已经在南方的暑气里开始腐臭。警方最终在大学城城中村之一的穗石村出租屋内抓获了凶手，16年6月，判其死刑。短短五个月后，广外大学城校区一女生失联，几天后，在广外教学区中央的语心湖，她的浮尸被发现。

偏偏这样的安全事件，对于大学城来说已不是头一回，早在2011年10月，两名大学城学生在外环路一处草坪遭遇持刀抢劫，一个多月后，番禺警方抓获劫匪，那时候他已经跑到了广西。

不涉及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更是不计其数。被偷走一辆刚刚为全新的大学生活购置的单车，几乎成为每一个新岛民的成人礼。其他入室盗窃等问题也时有发生。

没有人能够统计出频频出现的学生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到底有多少是外来人员造成的，但外来人员显然是最容易找的“背锅侠”。

直到如今，大学城也称不上安全。此前，在识广被“和谐”掉的《大学城到底有多危险》一文中，识广就指出：大学城道路错综复杂，监控不足，黑点众多，存在大量安全隐患。

既然没办法改变学生与外来人员共同生活的状态，那就把外来人员隔绝在校外。这种戒备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自然就是建墙。

无形的墙，暗自生长

除了肉眼可见的，由砖块、铁栏和花里胡哨的的人脸识别交织起来的墙以外，大学城很多曾经致力于校际资源共享的政策，也在最初美好的大饼画完后，渐渐被各种无形的现实因素拦住。

在大学城最初的规划中，不仅希望一些共享度比较高的公共设施例如体育馆、图书馆能实现共享，更希望促进不同学校之间教学、科研、生活等功能的交流共享。

基于这个规划，2007年3月起，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课程推出，岛上学生可任意选修十所高校开设的互选课程，十校之间学分互认。但据新快报当年报道，互选课程推出的第一学期，原计划的77门课程只有7门开成，而学期结束时，部分学校并不承认学生在外校修读的学分。

时任广外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詹文都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认为，现在各高校老师的课程较多，本来就有点分身乏术，如果再开设大学城内的跨校通选课，老师们精力难以顾及。再则，大学城里每个学校管理规定、政策不一致，学生没有积极性。

直到如今，这个跨校选课的设想还存在，但却名存实亡。

除了选修课以外，2014年10月，大学城的图书馆也开始推出“共享措施”：师生只需带上有效证件就可免费进入大学城十校的所有校区图书馆阅览，申请后还可前往其他九校借阅图书。

但这套图书馆跨校互借的流程，远比学生在本校图书馆开通申请借书要繁琐，需要上网下载表格填写，再拿着表格去外校图书馆的指定处确认，确认后有限期还只有一年。原本为了增进便利而制定的政策，反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消磨了它的便利性。

广外的学生曾就大学城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共享状况发放过600张问卷，在收回的502张里，表示使用过别馆文献资源的只有30人，比例为5.97%。

时至19年，大学城十校图书馆互借服务仍在运作，但不要说真正跨校借书的人寥寥无几，就连原本凭一卡通可进出任意一校图书馆的基本权限，也被悄悄地取消掉了。

一卡通，这张“岛民身份证”。在诞生之初，它对自己功能的宣传是“在广州大学城内的十所高校联网、全区通用，集饭卡、热水卡、羊城通、购物卡于一体”，据2007年入学的华工学生回忆，当时的一卡通可以去每间学校饭堂吃饭，去超市刷卡，充网费和电费，还有羊城通功能，甚至还可以去租公共单车。

后来，羊城通自家升级后与一卡通的卡芯不再兼容，广州的公共单车更是早就黯然退场，中大、华工、广外陆续开发了自己的校园卡，退出了“共享联盟”，它们的说法是：“两套系统为不同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两种卡片内金额不能互转。”

如今，只有几所学校仍旧保留着“一卡通”，大多数学校用的都是自己的“校园卡”，当初的那个“一卡通全岛”的美好设想也最终落空了。

拆墙总比建墙难

今年，在距离广州几百公里之遥的，以高校众多而著名的武汉，同样发生了一件与建墙有关的新闻：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七所武汉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组成的“七校联合办学”项目于11月26日宣布暂停。

武汉七校的联合办学在国内同类的校际合作项目里是历史最悠久的，从1999年就开始实行，参与这个项目的武汉学生可以跨校、跨学科辅修第二学位。曾经，它还有着“一张录取通知书，可以上七所名校”的豪迈宣言。

显然，不管是在天南地北，大家都把口号喊得很漂亮。但也显然，不管是在天南海北，现实的引力总会让那些试图飘浮在它上空的教育乌托邦落到地面。

不同的学校之间存在着经费、资源、教学水平上的差异，水平高的大学既无义务，也毫无动力向水平不如自身的大学开放优质资源，更不要说是无差别的共享。

具体到学生的层面，高考成绩差异决定了所上大学的不同。在学校资源满足本校学生就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学生们也不欢迎来自外来的竞争对手。

其实，无形的墙一直都存在。广州大学城如今的建墙，只是完成了十所高校间原有的，十多年来愈发坚固的壁垒的，最后一步具象化。

多年以来，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城市，都对一种没有围栏、能够共享的“大学城模式”心向往之，并反复尝试，却毫无例外最终都重新建起了有形、无形的围墙。

建墙总比拆墙容易，因为现实中墙本身就存在，只需要往上面垒几块砖就完成了，但反其道去拆墙，就是一个要动其根基，耗时多年的大工程。

撰文 | 克朗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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