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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危机条件已成熟

银沙 发表于 2016-6-22 |0条回复 |460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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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体上可以通过下列关键词索引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治理整顿、92年邓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加入WTO,私产入宪,等等。

每一个关键词背后,都有着深切而纠结的故事,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以一种步履蹒跚的姿态向着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迈进。这个过程中,通过体制和政策调整,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等经济活动的关键要素,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民众对财富、对经济安全的追求,成为这一轮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站在自由化立场,大约2004年之后,能够构成经济改革内涵的类似关键词,就几乎难以寻觅了。经济改革客观上“退隐”了,而计划经济体系留下的遗产——包括庞大的国营企业、金融体系、教育医疗体系等等,基本没有再进行产权和市场规则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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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差,图为山西太原卖西瓜摊贩。摄:Jon Woo/Reuters

一种混合共生的经济组织形态,从此大行其道。在这种经济格局下,私有部门通过要素投入,改善管理和创新机制参与竞争,提升要素生产效率,分享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的红利;而通过变革治理机制,国有部门享受市场准入的保护,以及金融、土地等廉价要素带来的优惠,也开始过上做大做强的好日子,逐渐成为庞大而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一次强烈冲击,那一年,外资快速外流,国际市场大幅度萎缩,中国经济从过热转向极寒,而决策层很快祭出统称为“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一轮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主要标的的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推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得到鼓励和纵容,地方债务开始突飞猛进。这一轮带有浓厚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扩张过程,在经济数据上保持了靓丽记录,但是其沉重代价则一直延续,人们将为之不断埋单。

2012年以后,中G换届,新一届领导层打击腐败的动作让人惊讶。其最终政治后果,迄今依然难以厘清。而在经济方面,新一届领导层缺乏清晰的市场化承诺,经济政策表述前后矛盾,在实际政策取向上,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意愿来改善经济结构,真正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乏善可陈。人们看到,一方面官方作出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等等廉价承诺;另一方面,依旧遵循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很多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没有任何经济合理性的项目,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项目,依旧大行其道。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中国经济的种种败相开始显山露水。概括而言,其表现出下列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病症: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汇率危机与通货膨胀,将带来失业和官僚懈怠等等后果。本文尝试概括勾勒这些病症的典型特征。

房地产泡沫扩大

房地产泡沫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症结之一。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了黄金时代,契合着深层的土地出让制度,地方财政结构,金融体制等等,房地产行业一枝独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然而,从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等指标来分析,房地产行业早已泡沫化。可时至今日,由于行业利益和权力的深刻纠缠,房地产领域早该发生的市场清空过程依然没有发生。

房地产行业总是成功把压力传导给金融行业,金融行业的压力带出货币政策变化,财政刺激措施会不断加码,整个过程交叉反复,实质上还是通过再泡沫化,来拖延危机的爆发。即使到了2016年,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应对,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模式。

有种说法是: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一业兴旺,百业萧条。但是房地产行业毕竟不能长久对抗供求规律。客观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海量存量房,都意味着这个行业黄金时代的过去,为泡沫埋单的时候正在到来。

债务危机

债务问题是近期越来越凸显的危机信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杨领衔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的研究报告,提供了一副全面图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其实已经承受巨额债务压力,该报告显示,中国整体资产负债率为49%——而国际上通常把安全线设在60%。

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已经显著高于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而到了2016年5月10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报告,称中国整体债务已增至大约GDP的280%。

无论是历史,还是国别经验,都表明:这种超高比例的债务负担,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简单推算可以看出,这些债务的利息支出与名义GDP增值大致相等。这意味着:资产回报已经不足以支撑资产的利息负担,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流动性崩溃的时间点)正在到来。

谁能为巨额债务埋单?一种可能是:通过金融管制,通过压低利率,提升利差,让居民为企业部门进行隐形的转移支付

还有一种可能是,政府通过处置掌握的国有资产,比如国有资产卖出,或者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减轻债务问题。这个方式获得的收入,理论上可以成为支付债务的资产,但这种做法,将面临棘手的政治问题,必须平衡不同的记得利益集团,需要额外的政治资本。目前看来,决策层并不具备这种政治意愿,也不具备这种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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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高铁驶离车站。

债务和银行资产质量,都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引发点。 图为上海高铁驶离车站。摄:ChinaFotoPress/GETTY

银行资产质量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也将面临日益严峻的不良质量问题。

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过,因为会计口径及信息披露不透明,这个数据很明显被低估了。知名投行法兴在最新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银行业整体损失可能会达到8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商业银行资本的60%,财政收入的50%,GDP的12%。

曾经成功预言过美国次贷危机的投资人 Kyle Bass 则在一封致投资人的信中指出,中国银行体系的总资产已经超过30万亿美元,如果中国银行体系在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损失10%的资产,银行股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是美国次贷危机时候的5倍。

为了避免银行体系崩溃,银行需要进行资本重组。而中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帮助其摆脱困境,因此需要大规模的定量宽松,对于已经拥有庞大资产负债表的央行来说,继续扩表的空间有限。而继续投放货币,肯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代价。

除此之外,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社会心理息息相关,如果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下降,大量资产外流,也会导致金融危机提前爆发。

汇率危机

中国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主导人民币汇率贬值,标志着一场汇率风云的开始。从2014年6月到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降低了5000亿美元。这场来势汹汹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要追溯到更早以前。

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13年11月。随着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加息预期不断强化,这就显著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中国货币当局的应变,更多是一种无奈举动,来化解压力,而不是被外界通常理解成的主动策略。
2015年12月,美联储宣布加息,标志着次贷危机以来持续宽松的美元开始换轨,美元进入加息通道。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通货,美元加息对国际资本格局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而这种影响力是逐步释放的,石油,贵金属,大宗商品,和各国汇率都会随着美联储的加息节奏而此起彼伏,对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当然同样影响至深。

美元加息的态势,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构成了基本压力,中国货币当局无力加以化解。根据蒙代尔定理,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同时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跨境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在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中,决策层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理念上也没有接受人民币自由兑换,因此,央行就陷入了一场输不起又赢不得的汇率攻防战。

就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趋势而言,人民币显然还有继续贬值的压力。不过,人民币贬值导致对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和经济成就重新定价,这是目前体制不愿面对的不确定前景。因此,央行宁可动用各种政策工具,进行一场资源消耗战,也要坚守目前的汇率防线。高级官员们也在多个场合纷纷强调“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总之,官方在不断投入政治资源,争夺经济现象的解释权。央行的汇率操作,其政治意蕴越来越强烈,汇率从一个十分技术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选择,也因此,其相机决策机制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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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6日,中国北京,一名求职者跟招聘人聊天。摄:Kevin Frayer/GETTY

通货膨胀

在中国经济体内,通货膨胀一直是个谜。官方宣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一直十分温和,根本看不出惨烈的通货膨胀。在一个被深刻扭曲的经济体中,为了服务某种政治目的,行政机构会充分调动资源,压低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扭曲CPI。这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可以做某种解释──过去十多年物价飞涨,有目共睹,但在维系最脆弱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行政机构也用力颇深。 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很多行业的制造成本大幅度下降,对冲了货币投放本来应该导致的价格上涨。

不过根据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傅利曼)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超发理所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截至2016年3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人民币144.62万亿元,与1990年的1.53万亿相比,增长88倍多,而同期GDP增长幅度是36倍。因此,中国广义货币发行一直远远高于GDP增速。从M2/GDP角度分析,中国、美国、日本在2015年底的这一数据分别为2.06、0.69和1.84倍,中国这一数据显著高于美国和日本,可见同样单位的GDP实务对应的货币媒介数量,比例悬殊!虽然这些数据不能简单理解,但是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

通货膨胀是一场“货币战争”,会把财富从债权人转向债务人。通胀的财富剥夺和资产结构有关,通胀程度越高,剥夺越厉害。目前在中国,政府和国企都是负债率非常高的组织,相对而言,家庭部门的债务率要低很多。因此,通货膨胀会把财富从家庭部门转移到政府和国企手中。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损害经济效率,扭曲价格信号,在通货膨胀期间,人们更愿意持有实际物质,而减少货币持有量,这样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这种通胀带来的财富损失,加剧了转型社会的震荡烈度,也是过去几十年社会焦虑的间接原因….这种社会心理成本的损失,是很难估量的。

通过强力的财政刺激政策,纵容通货膨胀的宽松信贷,可以制造经济复苏的迹象,掩盖经济体结构性问题,又符合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利益格局。至于那些被通货膨胀以隐蔽方式剥夺了财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话语权,参与权都被代表了。他们对政策没有影响力。通货膨胀这种公众福祉的砒霜,的确可能变成权力的蜜糖。

危机后果之一:大规模失业

经济危机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企业破产和失业队伍的扩大。曾经作为制造业基地之一的东莞,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据悉,从2014年以来,已经有2000多家台资企业大举撤离东莞,500万工人被逼离开。

近期有媒体报道,苹果公司代工企业富士康,解雇了昆山工厂的6万名工人,并用机器人取代他们,以此降低劳动力成本。富士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代工厂,雇佣了超过百万产业工人。通货膨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这些工厂失去竞争优势,因此它们通过技术改造,使用机器人替代,或把工作机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便宜的国家。

失业浪潮在危机下看似不可避免。不过,大规模失业是否引发社会冲突,或许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

由于年轻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等造成的家庭娇惯,使得年轻一代即使面临失业,也会有更多的资源构成缓冲垫。这种压力不会即刻转向社会。对体制来说,这大概是一个好坏参半的消息。

另外,中国经济体的分工已经十分细致,工人们缺乏长期共同生活的体认,缺乏共同的社会标签,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缺乏某种共同的连接,很难形成某种共同身份,更遑论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包括那些成功的工人运动,已经无法在新的经济社会情境中复制,社会抗议或者政治行为,必须借助新的话语体系和符号。但无论如何,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无疑是直接的,这种压力和社会其他不满情绪混合起来,会成为经济危机最不可预测的后果之一。

危机后果之二:官僚体系错位

中国官方长期陷入发展主义的痴迷,这其实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演化版本,也是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必然反应。这种体制会穷尽一切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一个个榨取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些市场要素,形成现在的畸形经济结构。
客观上,依靠土地、人口和资本等要素资源粗放组合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然而因为政治体制的刚性约束,经济结构几乎没有调整的空间。

更何况,这个过程其实还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完成,官僚体制制定经济政策,监管市场运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也常常扭曲市场过程。

因此,在考量中国经济变局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量官僚体制的反应模式。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很大动力,是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官僚集团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动力,这表现为设立投融资平台、大工程大项目、积极招商引资等等。类似强拆这种粗糙、野蛮的政策,就是这种激励机制的副产品。中国官僚体系像一只充足了电的野蛮怪兽,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强行推动经济前行。

一旦经济危机到来,官僚体系会如何反应?根据一般观察,反腐整肃运动展开以来,官僚体系的利益结构有所松动,腐败行为的确大幅度减少,相应的官僚体制能动主义也同样减少。但官僚体制的秩序渴求更为强烈,择机行为趋势大为增长,面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体系以懈怠、懒政、惰政、不作为等方式选择性执行,来规避来自公众和高层的压力。缺乏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缺乏职业角色的尊重,缺乏公平公正的规则,缺乏人格尊严,官僚体系的这些特质以及结构化角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尽管很难全面描述官僚体系的回应,但从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来看,毫无疑问的是:官僚体系的忠诚度下降,离心力增加。懈怠、惰政成为大部分官员的默认选项,少数有想法的,则会选择和体制分道扬镳。这种反应,无疑将会放大经济危机的后果,拉长经济调整的过程。

危机图景可怕吗?

以上勾勒的视角并不完整,但结合这些现象和平时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可以确定:官方疲弱的经济增长趋势、低靡的市场情绪、债务危机、银行资产质量危机、汇率危机和通胀危机等等因素汇总起来,经济危机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经济必将经历一次深刻的矫正过程。

预警经济危机,当然是因为危机将显著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将冲击人们的生活水平,洗劫财富,人民币可能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很可能将经历3-5年的负增长,而所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可能不保,对这种可怕的前景,必须给予足够的风险警示。

不过需要重申的是,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某种意义上,经济危机就是一次迟到的,强制性的调整。这些我们平时经常容易忽略的经济常识,需要被重新理解,以资防范在危机时代来临之际可能引发的没必要的恐慌。

而且,今天的经济危机,毕竟是在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基础上发生。这和人均3000美元基础上的危机毕竟不能同日而语。经济发展本身已经带来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即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损失了30%, 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我们不需要渲染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而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可能催化经济变革,甚至政治变革。

温克坚
青年经济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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