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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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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启示录

峥嵘 发表于 2016-6-6 |0条回复 |13917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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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无论这些商人是富可敌国,还是苟且偷生。

清代中国出现过一群世界一流的大商人,集中在广州外贸领域。从观念到财富,他们都处于世界顶尖商人阶层。从日后结局看,对他们来说,不要说如西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般保存资产,就是保得身家性命都不容易。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商人或以悲剧收场,或归于平淡。

一、垄断

中国的广州十三行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个垄断机构,只不过垄断的原因不同。

广州十三行从事外贸,帮助洋商销售货物,在没有外交机构的前现代社会中,他们也拥有类似现在海关关员、外交官、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贸易商等种种身份,帮助洋商纳税、担保,在洋人与官府之间传递文书,从事进出口贸易、代销洋货等。从乾隆下令“一口通商”之后,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十三行行商是当时最大的贸易商。

十三行,并不代表清朝广东官方认可贸易商只有十三家,只是沿袭明朝的“十三行”的说法而已。

十三行实行垄断的首要原因,大概是担心华洋杂处扰乱民心。在朝廷看来,让商业在纯正的农业社会中大行其道并不合适,难免人心不古、人人为奸。清代中后期日益封闭,华夷之分越来越严,也是垄断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清帝并不认为商业重要,通商只是赏洋人饭吃,没有茶叶大黄,洋人恐怕会滞胀而亡。嘉庆十九年的上谕说:“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甚至领土亦“赏给”于“恭顺之邦”。英夷的“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

从明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白银大时代,以茶叶、丝绸、瓷器换回从墨西哥到日本的白银。这并没有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相反,康熙之后,中国越来越回归小农经济和农本思想,尤其在所谓的乾隆盛世末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华丽的锦袍下是无数的饥荒窟窿。

由于洋商希望驶入中国北方,进行更大范围的贸易,这引起各地官方担忧。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只留下广州粤海关,以免国人受到洋人洋货的沾染。

一个只有坏处的政策当然无法行之久远,十三行的垄断在当时也有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十三行垄断经营后,各行之间可以协商,互相约束,互相帮衬,形成有序的自律组织。过去,曾有小商行肆意欺骗洋商,而洋商的欺诈风险也难以杜绝。有了受约束的大行商,起码可以减少大规模的招摇撞骗。即使有欺诈,也可以让朝廷蒙受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行商之间可以互相协商定价,用今天的话来说,官方垄断还避免了各贸易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保证贸易有序。

垄断权在朝廷手中,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集权财政效率。地方势力缺乏财政支持无法坐大,而直达北京的财政渠道又非常通畅,财政集权的方式让北京的权力更加集中,垄断与集权的财政、社会架构是相适应的。

垄断行商与朝廷皇室,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群体。高贵的官员们既可以得到洋商滚滚而来的白银,又不必降尊迂贵与不懂礼貌的洋商直接打交道,体现出皇室至高无上的尊严。

那么多进出口贸易,合法的出口只有一个,遍地流油,金山银海。粤海关制度让一个小群体在不丧失身份体面的同时,尽情享受垄断利润的好处:内务府多少,当地官员多少,皇家多少,大家坐地分钱,毫不避讳。坐镇广东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定,多由来自京城的宫廷内务府官员出任,是皇帝向亲信输送利益的最直白的方式。

粤海关有独立系统为宫廷服务,粤海关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海关关长,当时两广总督年薪仅2万银两,粤海关监督年收入可达40万银两,因为任期不固定,只只肥猫上任之初先吃饱再说,以免日后被撤后悔。

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此后100年间,广州十三行向清廷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称为“天子南库”。

由于垄断,行商是当时与晋商、徽商并肩的商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园,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粤海关监督的园林式私宅。《帝国掠影》引用使团副使斯当东描述说:“(宏雅园)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据说这个产业属于前任粤海关监督,他从对英贸易中贪污大宗款项修建这所住宅,以后调任北京附近,继续贪污,最后被处分抄家,产业没收归公”。

海关税没有一定之规,大概估算,核税方法通常分为正税、比例、估值三种。正税是按货品从量课税,分为五大类:衣物类26项,食物类55项,用物类210项,杂货类143项,另加船料类18项。所谓比例,是指定出一货品的征税标准,其他货以比例从量课,未分类,共计470项。估值,是定出货物价值,从价课税,亦未分类,共401项。米谷、珠宝、贡舶,则免税。

税制复杂,没有精确计量,更要命的是,上述税项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因人而异。有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正如洋商所记载,基本上没有钱办不成的事。

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每到特殊时期,还得捐输报效朝廷。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085,000两,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行商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因为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总而言之,皇室过生日要报效,战争要报效,基础建设也得报效。这就像没完没了的报恩与赎罪,成为行商的原罪。

经济实力显赫,政治地位低下,十三行的商人注定成为巨大的捐献者,如同一只只献祭的肥羊。他们与洋商关系密切,与官府更得打成一片。清代档案显示,洋船到港口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

为了让自己地位上升,买官用顶戴装扮自己是正常现象,物质精神双丰收。行商中的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现在,多数人使用的伍秉鉴照片,还是穿戴正式、身形瘦削的官服照片。在旁人眼里,大行商算大富大贵。在地方大员眼里,捏死他们也就跟捏死个虫子似的。

1757年得到垄断权,使十三行走向鼎盛。但是,垄断权力在朝廷之手,也是十三行彻底衰败的根源。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垄断机构,垄断对垄断并没有什么不妥。经英女王特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南非好望角以东的贸易,与十三行的垄断对接近百年,也算是旗鼓相当。

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垄断源于覆盖风险的需要,从飓风到海盗到疾病,远洋贸易冒生命危险,动不动就本息全亏,所以出资方要求垄断,以自身的管理方式、金融与舰队,最大限度地覆盖风险。

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真正控制公司事务的,是伦敦金融城的25位神秘银行家。伊丽莎白一世以及其他一些贵族也以虚拟出资方式成为是公司股东。其他入股超过1000英镑的小股东有500人,无权进入董事会,没有管理权、发言权和知情权,享受分红权。

25个大银行家族组成了一个董事会,下设约10个管理执行委员会,基层则有十余人为独立团体,其中三至四人负责管理,组成“特派委员会”,史称“大班”。如果派驻中国广州的机构,就是“广州大班”,有时“大班”特指“负责人”。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个商贸企业,还是金融与军事机构,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东印度公司铸币权、司法权、开拓领土权、战争权以及宣战、结盟和缔结跳跃的特权。同时,东印度公司还拥有税收权、贸易垄断权和“特殊商品的绝对垄断权”。

随着远洋贸易风险下降收入上升,远洋贸易成为全民致富运动,平民贸易兴起,亚当斯密理论流行。加上英政府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救济,使公司丧失了部分财务自主权,而政府内部权力制衡独立雏形形成,快速脱离威权统治体制,官方军队力量上升,从美国到印度民族起义不断,反垄断的呼声越来越响。

1813年和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分别被废除。但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之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扮演着印度统治者的角色。1860年中,公司在印度的所有财产交付政府。公司仅帮助政府从事茶叶贸易(尤其是与圣赫勒拿岛)。《东印度公司股息救赎法案》生效后,公司于1874年1月1日解散。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几乎是最后的美好时光。

二、连坐

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之后,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与外界通商。两年之后,广东当局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宣布建立洋货行,仿效明朝制度,重建十三行。粤海关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行商家数不定,少则4家,多则26家。要成为十三行的官方指定行商,充当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白银到10万两白银之间,也有说在2万两到6万两之间,总而言之,这是一笔够普通人家生活一辈子的收入。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经清廷批准,十三行的16家主要行商们宣布,建立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会——广州公行,颁布了13条章程,制订了生意的利益均沾原则,制订了股份制原则,还牢牢控制主要外贸商品的定价权。每船货物大行商可以承揽一半货物,另一半由其他行商承揽。章程中规定了股份占比分配等,就是拿到现代商业社会,这些章程也毫不逊色。

朝廷不可能放任中国最富裕的一群商人自行其是,商人自律组织之上有朝廷的影子。1728年(雍正六年),清政府设立商总制,商总制下设总商,由粤海关监督任命,由所有行商中身家最殷实的行商来担任。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一直是由行商中实力最雄厚的同文行潘振承来担任。1808年,潘家的潘有度宣布解散同文行,广东十三行总商改由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担任。伍家从伍秉鉴成为总商,到1833年伍秉鉴之子伍崇曜接任,成为公行制度取消前最后的总商。一直到去世前,伍秉鉴依然总揽全局。

擒贼先擒王,朝廷抓住总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控制整个“广州十三行”,总商就是十三行的CEO,粤海关监督代表朝廷担任董事长。

担任总商有好处。1813年(嘉庆十八年)潘致祥奏请暂时歇业,粤海关任命伍浩官和卢茂官担任总商,凡是评订货价及对外通商的事宜都由总商负责,其余行商不得过问。

担任总商风险也很大,不管是欠债、还钱、与洋商交往,凡是行商的问题惟总商是问,有句话是“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行商的风险在于为洋商作保,凡是关税上缴不足、欠债等等,惟担保的行商是问。行商之间还得连保,行商如有“欠饷之案,俱移会督抚,将乏商家产,查封变抵,其不敷银两,着落新办行业之新商,代为补足。如行闭无人接开,众商摊贴完结”。如果遭遇个大骗局,或者担保的洋商货物卖不出去,或者遭遇连环商业欠款,行商就完了。

连坐制度历史悠久,基于血缘、邻居、同业等的互相担保政策,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力的控制武器。朝廷控制行商也如法炮制。

都说十三行巨富,但一方面要向内地的茶商支付巨额订金,另一方面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年收取大笔税费,再加上担保行商洋商,从乾隆末年开始,资金周转不灵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行商。行商高负债是常态,就像现在的大企业,资产虽多,负债更高。

行商之间资金紧张像野火一样互相蔓延,行商之间是紧紧捆绑在一起连带责任的关系,火烧连营的结果是债务危机蔓延整个商团。

行商无法形成社会融资,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封闭的行业。道光元年后,不断有行商破产。朝廷只知道要钱与惩罚,根本不知道商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更别说建立商业规则。朝廷的眼界远远比不上行商,不可能给行商创造规范的发展空间。

当时西欧各国放债,年利率大概在3%左右,而广州则在20%到40%之间,跟今天的高利贷一样,用这样的利率借款离破产不远。行商向洋商借款使用的是市场利率,洋商又不是活雷锋。当洋商结束贸易季回国,把未售完的货物交由自己信任的行商代为买卖,两三年下来利滚利,行商往往就此欠下巨债。

西方人有时拖欠行商巨款,如果得不到赔偿,行商会被拖垮。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和费城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清中期,就有中国商人越洋诉讼,并且还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

著名鸦片贩渣甸和马地臣的商行开张之前,渣甸租了十三行中的东生行义和馆,每年租银6500元,以3年为期,期满再签,这时已破产的东生行欠渣甸银65万元,由其他行代为清还,租房也有还帐的意思。

到了1814年(嘉庆十九年),频临破产的行商都接受过英公司选委会的援助。1814年8月选委会备款226,000两援助行商,断然拒绝粤海关监督命令公开欠款数目的要求。1815年(嘉庆二十年)七家洋行向选委会求借85,400两作纳饷准备。总商伍浩官请求选委会公布七家洋行所欠债款,也被拒绝。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选委会以一分利计息对六家行商放债,用于纳交行用。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因纳进口税饷以及进奉皇上万寿,行商又向选委会借巨款。

行商之间也互相借贷,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5月,怡和行伍浩官放款接济其他七家行商,由英公司选委会担保清偿,贷给七家洋行做纳饷之用。

十三行有巨富的一面,也有压力山大的一面,伍秉鉴一辈子小心谨慎,据说只开过一次玩笑。时有行商因生意失败而家破人亡。

1780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借贷本金实数仅为107万,利滚利翻出3倍多。乾隆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偿。这是连坐清偿的开始。

以下是余熙、卞秀丹《广州十三行衰败的原因新探》转引的《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资料: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行商吴绍平买外商的货物二十五万无法偿还,被发配伊犁以示惩戒,他的欠款由其他的行商分五年按六次分摊还清。

1795年(乾隆六十年),石中和货价抵后五十九万八千两,入狱。

1796年(嘉庆元年),蔡世文欠款50万两,自杀。

1808年(嘉庆十三年),沐土方货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发配伊犁。

1810年(嘉庆十五年),郑崇谦货价及外商一百零五万九千两,发配伊犁。

1823年(道光三年),潘长耀欠饷银和外商十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五两,身故。

1828年(道光八年),梁经国欠巴斯人和美国人一百九十万元,身故。

上述商人都是当时比较大的商人,却落得如此下场,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被打破,贸易出的多入的少,行商不堪债务重负,家数越来越少。直到道光九年以后,行商之间的债务捆绑及对英商的承保制度才渐渐解除。

由于责任太大,很多行商富不过三代,一些大商人择机自行退出,贻养天年。

进门不易,退出也难。按照清廷规定,行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著名行商潘致祥曾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花了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好不容易脱离洋行界。过了六年,朝廷不满意担任总商的怡和行和广利行,认为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又被招重操旧业。伍秉鉴为了让自己退出,花费了50万两,结果总商的头衔落在自己的儿子头上。

行商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到有自律组织,已经很不容易,此时更需要社会化的融资渠道,以及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法律支持。

贸易双方没有正式规则,只是凭借长久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导致违约状况时常发生;对外贸易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是皇帝的圣谕和偶尔颁布的一些章程。

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法律支持。行商有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一群人,而清帝、朝廷的官员们和大多数平民,面对突然其来的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潮,还躺在床上做着春秋大梦呢。行商生得太早了,难免夭折的命运。

农业社会发展不出建立在制度上的商业文明,没有商业文明作后盾,十三行注定做不大。全球贸易链重洗后,加上清廷为鸦片战争失败找替罪羊,十三行一败涂地。

三、怡和行

清代时,大行商怡和行伍家,从福建到广州做茶叶生意。第五代伍国莹这一辈,到大行商潘家的同文行中打工,做帐房。

伍国莹的老板、同文行老板潘振承(潘启官一世)非常了不起,可以说是清代最具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他曾坐着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可能是“哥德堡号”)去过瑞典,多次游历南洋,参股瑞典东印度公司,懂四门外语。潘振承从洋行打工到创立同文行,在广州一口通商80余年的时间里,担任洋行首领达39年之久,经营乾隆年间最大的外贸公司。

潘家花园和后来的伍氏花园,均超过大观园。洋人在潘家花园宴饮,是一种殊荣。在美国人亨特《旧中国杂志》的笔下,对传统的最富裕的中国人穷奢极欲生活描绘是:

“我最近参观了广州一位叫潘启的中国商人的房产,他每年在这处房产上花费达300万法郎……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据说他拥有的财富超过1亿法郎,这已经比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国王还要富有……他有50个妻妾和80个童仆,还不算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

至于伍家花园,伍氏花园的绘画有过数次拍卖。画上,画有身穿绫罗绸缎的女人与亭台花园。“他的确有一个家仆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他穿各种颜色的绫罗绸缎。他大摆筵宴,席上有几十道菜,包括燕窝汤(燕窝从爪哇进口而来)、鱼翅”。

伍国莹在同文行任帐房,所学到的内外贸知识可想而知。

177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与伍浩官做茶叶交易的记录。茶叶生意,一般小行商不能做。可见伍家已有一定实力,进入积累人脉、积累原始资金、积累信用的过程。

伍国莹从事丝和瓷器交易,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伙人,“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后来,伍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美国旗昌行交往密切。这在伍国莹时代就打下了基础。

伍国莹非常了解行商的成本,他不想主动进入。伍国莹只想闷声发财,对粤海关官员避而不见,激怒当局,被迫加入自己并不熟悉的盐商行业。伍国莹担任盐商的第一年就巨亏。伍国莹终于明白跳不出如来手掌,向潘振承求助。

粤海关要增加行商数量,是因为泰和行、裕源行等洋行纷纷倒闭,粤海关收入下滑。于是,在1782 年间已资本充裕、夷务熟练的伍国莹创建自己的洋行。1784年,大度的潘振承资助自己的账房先生(邻居兼福建老乡)伍国莹和伍国钊兄弟收购破产洋行。

乾隆末年,潘振承本人陷入无尽的麻烦。多位行商欠下外国商人的高利贷而破产。作为总商,潘振承需要分担亏损。加上看不到头的战争、天灾,捐款越来越多,他支持伍氏组建两家新行——怡和行和源顺行,也有帮助同文行分担负荷的意思。伍国钊的源顺行没有坚持太久就破产了,二哥伍秉鈞的怡和行则蒸蒸日上。“怡”字取得是第四代的伍章茂(字怡伟)的字,全球有名的怡和行就此出炉。

刚开始时,日子难过。在1787 年,由于还不起高利贷,伍国莹曾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会计诱到夷馆里,囚禁多日。随后,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1788 年初,十三行总商潘振承突然去世,伍国莹的现金流再度断裂,连关税都交不起了。潘振承的继承人潘有度忙作一团,自顾不暇,难以向怡和洋行伸出援手。创建仅仅五年之后,怡和洋行就“欠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甚巨”,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商人承担无限责任,破产就捉将官里去,拿出所有的家族财产,甚至要充军伊犁。不愿被发配,不愿为奴,1788年,伍国莹惊人地举家逃亡。直至1793 年,伍国莹的次子伍秉均才以“沛官”的新商名重建怡和洋行,再度开始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

按照《安海伍氏族谱》记载,伍国莹直至公元1800 年才去世。所以,他从1788 年起就被逐出广州十三行,不得再参予外贸。伍秉均把怡和洋行的商名“浩官”改为“沛官”,想必是为了避嫌。

伍家经受这个打击后,到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伍氏两兄弟联合应募洋商。伍国莹虽然同意了,但只拨给1万两银子给两兄弟领牌照和请客打点之用,以后的营运资金全部是两兄弟自行解决。东印度公司看好伍国莹过去担任同文行账房时的优异表现,在怡和行刚开张时就慷慨地下了3600 箱武夷茶的大单,这算是一笔种子投资。创业三年后,怡和行便跃居十三行的第六位,还拥有7 万余两白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债权。

1801年,年仅35岁的伍秉钧病逝。弟弟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年纪才32岁,他是怡和行的灵魂人物。伍秉鉴精于计算,会说洋泾浜英语,讲义气,官场兜得转,估计为人也比较稳、狠,一直到露头角之前,都能沉住气。

伍秉鉴又叫伍敦元,其子伍崇曜商名伍绍荣,这五位伍家男士做生意时都用鼎鼎大名的浩官作为商名。行商中通行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伍浩官不是一个人,而是伍氏家族不同时期的五个人,伍秉鉴的乳名叫阿浩。

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由于半年贸易季过后,洋商不能住在广州,只能到澳门,此时会把钱存在行商那儿,最牛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818年(嘉庆二十二年)把57万元的现金存在怡和行。

最知名的伍浩官,就是伍秉鉴,在全球商界享有极高知名度。

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是,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在广州苦苦挣扎三年,也没能还清欠款。

某日,伍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张7万元的本票,用洋泾浜英语说:You an I are No.1olo flen,you be 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说了一半,伍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 now have set tee counter,all a finishee;you go。(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这是精明而大度的做法,不让美国商人离开,行商也得起担保作用,这个美国商人已经挣扎三年,显示了诚信,却没有得到机会或者运气翻本,何必留下一个一无所用的人质呢,回到美国,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伍秉鉴与洋商关系极深。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是个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贩卖过茶叶和鸦片,还认了一个义父——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伍秉鉴间接成为美国铁路大王的“义父”。

1848年,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去世,遗产估计有2000-3000万美元,换成今年也有上千亿了。阿斯特从事海外贸易时,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就是伍秉鉴。

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美国商人外,伍秉鉴也与印度商人做生意。道光初年,有一个在广州做买卖的印度商人,叫做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与伍秉鉴有生意上的来往。他的一个远亲、印度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来到广州后做棉花买卖,印度大量棉花销到广州,也跟伍秉鉴有了生意上的来往。

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做棉花生意发了财,后来回到孟买,他就在孟买扎下了根。伍秉鉴就请他做了怡和行在印度的代理商。于是,伍秉鉴跟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之间生意频频,书信频频。如今,在孟买的档案馆里面,还保存着一批伍秉鉴给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

长住广州的美国人亨特记载,伍秉鉴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旗昌洋行(Russell & Co.)是19世纪远东著名美资公司,1818年由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米德镇(Middle Town)商人塞缪尔•罗素(Samul Russell)创办于广州,在广州到波士顿之间从事跨国贸易,早期主要经营项目是茶叶、生丝和鸦片。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1830年起为旗昌洋行之高级合伙人。

伍家和旗昌相结合是双赢,本质上,伍秉鉴成为旗昌在中国贸易的代理人,旗昌则成为伍家全球贸易代理人。旗昌依靠伍秉鉴的怡和行,靠着一棵很大的经济支柱。伍秉鉴的怡和行通过旗昌洋行,成为真正的国际贸易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官府的追查与勒索。

伍家在武夷山区拥有大片茶园,每年将从该处出产的名茶运往伦敦,在英国市场深受欢迎。伍秉鉴的货物输出到英国、美国和印度,放手由伍家驻广州的代理人办理,这些代理人指的就是旗昌洋商。

伍秉鉴的国际视野与判断能力是惊人的。在美国独立后,他准确预见到美国经济的崛起。伍秉鉴不仅拥有国内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通过美国代理人,伍秉鉴不断向美国投资。一个前现代农业经济主导的族群中,居然有商人大投特投美国铁路,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观。通过旗昌洋行,伍秉鉴参与投资密歇根中央铁路和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还有美国的证券交易和美国的保险业务。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商人,一个梳着辫子的农业社会的商人,没有坚船利炮三桅船,居然成为全球闻名的商人。在狭小的制度空隙中,伍秉鉴的经营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伍秉鉴生意手面阔绰,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1834年,据伍家自己估计,财产是2600万银元。这是个被低估的数字,因为1826年伍氏家族已经分家,即使这样还超过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半。

2015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15万亿元,如果有一个家族坐拥7.5万亿元的财富,听着是不是很吓人?

伍秉鉴不愿意长期站在前台。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伍受昌)掌管,自己退居幕后。1833年,伍受昌病逝,行务交给弟弟伍崇曜。伍崇曜,原名元薇,字良辅,号紫垣,商名绍荣,是伍家最后一个总商。

伍秉鉴没有能够真正退出,朝廷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伍秉鉴甚至表示,愿意把80%的财产捐给朝廷,只求朝廷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20%的财产。这让人联想到现在一些大商人宣称,可以把企业交给政府。很可惜,伍秉鉴的乞求没有被允许。直到1839年,伍秉鉴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身处皇商系列,不是你想退就能退的。

伍秉鉴主导的伍氏分家,充满了中国特色。这个有国际视野的人在处置财产时,兼顾了国际投资与中国特色。

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有四个儿子,长子伍秉镛(东坪)、次子伍秉钧(衡坡)、三子伍秉鉴(平湖)、四子伍秉鉁(南洲)。分家产时,伍秉镛、伍秉鈞已先后去世,伍秉镛的子孙及伍秉鈞的孙子(伍秉鉴的孙子过继给伍秉鈞)继承财产,与伍秉鉴、伍秉鉁共同参与家产分割。

首先,成立类似于信托的东西作为家族永续资产,与怡和行资产、每房资产切割,以免日后家族资产不继。伍国莹在怡和洋行建立以前经营所得的资产,一向独立储存,并没有归入怡和洋行的资本,这些资产连本带息全部拨入家族祠堂基金账户,优先用于祭祀先祖,以后子孙不得对其拆分。

大家议定,用该项资金购置生息财产,并设立账簿登记,由各房轮流管理;每年收到的租息除用于祭祖及子孙喜庆活动的开支外,有盈余的就平均分配给四房。永远不能议论将该笔资产划入洋行内使用。

这笔钱非常重要,是为家族挡风避雨的风险基金,同时还为家族培育未来人才,看守祖坟风水命脉。中国历史上,从范仲淹家族,一直到红楼梦里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强调的都是建立这样一个家族共同基金。

其次,伍秉鉴四子伍元华接手怡和洋行的经营管理。其他银两、房屋商铺、田地等,平均搭配分为四份,由四房代表以抓阄的方式,认领有关财物和契约证券,当众签字交割完毕,以后各归各管。

四、信用

在鸦片战争之前,长期贸易季大笔资金往来,产品来回,除了依靠政府、资金与枪支,主要靠的是头脑与信用。

每年春夏季节,各国商船顺着西南季风来到广州。每年冬季,东北信风从珠江口持续地刮向南海和印度洋。在此之前,洋商往往要经历长达10个月乃至一年的航行,中间有风暴、武装海盗等,九死一生,从欧洲穿过南非好望角,到达亚洲。

各国商船先在澳门先接受检验,然后在贸易季由虎门沿着珠江到黄浦。船靠近黄埔港时,有官员上船查验。商船的船长会递上一杯酒,或送上一盒当时刚刚发明的火柴,在官员“顺风顺水”的祝福中,船进黄埔港。靠岸后,船长和商贸的负责人———大班就会乘小艇,前往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挑选合适的行商为自己的船只担保,还要通过行商收购自己带来的货物,并且为船只回航采购相应的中国商品,行商负责为相应的商品上缴税银。

西方商人在广州不能乱走,处于被圈养状态。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中描写道,“他们被圈定在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的河边,那城墙日趋破敝但依然威风凛凛。他们时常爬上他们所租寓所的屋顶,隔着城墙凝视这座中国城池里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庭园宽敞的住宅。他们获准沿西城的外墙边散步,在路过城门口那些成群的中国兵丁身边时,可以透过长长黑黑的城门过道向城里观望”。

女性连封闭的商馆都不能居住。根据怡和洋行档案中保留着《义和馆租约》,1832(道光十二年)3月,十三行中的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等9个商行“会馆公立”的租约,商定:馆内瓦面墙壁破烂、楼阁门扇被白蚁食烂,以及馆内门扇三年油漆一次,均由会馆负责,墙壁及上盖每年的粉刷,则由渣甸自理。租约同时强调:“自租之后,不得携带夷妇在馆内居住,又不得囤贮违禁货物,如违,会馆立即取回,毋得异言。”

清朝时,外贸是防夷、抚夷的一部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制定的《防夷五事》规定:外国人可以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这三天进城,必须在中国翻译引领下,前往指定地点购物或是玩乐。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不能携带女眷。清政府甚至把妓院都给外国人指定好了,要想逛窑子,仅此一家。在清政府眼中,这些特殊行业的女性,大概比一般特殊行业女性的地位更低下。

西方商人租住在行商的商馆中,边上是栈房、商铺、作坊等等,有各色货物,商人如织。黄埔岛上,居民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他们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这里是船只修理和海员居住的地方。西方人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严苛的管制。等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垄断后,工业革命基本成功,清朝还沿用这一套贸易方式,大部分欧美商人就接受不了。

大商行必须有实力,有信用,讲义气,会看朝廷与洋商双方的眼色。行商是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经济最了解的人。如果清朝官员真是精英,向行商了解全球经济动态,不至于最后如此狼狈。朝廷不屑于了解“蕞尔小邦”的情况,行商也必须照葫芦画瓢。十三行公堂上挂的全球地图,把清朝版图放在正中间,占据了大半个地球的面积。即使有洋人指出来,也没有人敢改,改了就是卖国。

商人之间要建立信用不容易,原因有二。

一是无商业规则。

中西商人都有信用不良之辈。由于有垄断权,中国又有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大行商大敲洋人竹杠。外国人的描述是:“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除了少数零星商品外,所有与外商交易的货物必须由“公行”议价,即使不需议价的瓷器贸易,也要从卖价中抽30%交纳“公行”。

《中西纪事》还记载:“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只要有垄断权,不管面对国人洋人,敲竹杠是必然的事。

二是远洋贸易风险极大,资金周转不灵,产品管理不当次品增加,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只有管理非常到位、又讲信用的商行,才能长时间保持与洋商的良好关系,同时以良好的产品信用获得对方的信任。

在一个非标准、靠人力畜力的冷兵器时代,长途贸易必须经过许多道关卡。从茶叶原产地到销售地,要保证产量质量,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茶叶主要出产地是闽北武夷山,另外加上安徽南部和江西婺源一带。

要把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得先从武夷山走一段山路,然后到江西的河口镇,从河口镇通过信江、鄱阳湖到南昌,这段是水路。南昌处于赣江下游,一路顺赣江到南安,到赣江尽头后,开始陆路运输,换成挑夫去挑,挑过广东背面的南岭山脉,经过浈江梅关,再到南雄。到了南雄再换上船经过浈江,南雄到曲江之间一条狭窄的江,通过浈江运到曲江,然后到达北江,小船换成大船,大船再从北江一路直下广州十三行。

物流如此不便,经手人如此之多,流程这么复杂,如果茶叶的数量和质量还能够保持稳定,这家商行的实力一定强大,管理制度一定严格而到位,并且对于产品有一套业内公认的评判标准。

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签,就被外国的公司鉴定为是最好的茶叶。一般来说,怡和行的茶叶卖出去的价钱也比较高,特别是美国商人,大多数是跟怡和行打交道,买怡和行的茶叶。怡和行把自己做成了茶叶大品牌。

在东印度公司的交易里面,怡和行一直占了很大的份额。伍秉鉴当了总商以后,在东印度公司里面所占份额最高。1830年一年,怡和行卖出的茶叶是50800箱,占的份额是整个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里面18.6%,价值1,274,000两。这还没有加上其他国家的商人,还没有加上英国个体户的商人。把他们加在一块的话,怡和行每年卖茶叶的交易额达到几百万两的数目。考虑到几两银子能让农民过得相当不错,这样的交易额是大得惊人的交易额。

五、衰败

即使在行商钱最多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从未高过。

英国人约翰•巴罗对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描述:“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另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看清了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具体描述商人见官员的“盛况”:“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领口是第一粒扣子,第九粒扣子估计在腰部。这种视线是卑微而畏惧的。

由于鸦片走私盛行,行商包括伍家不可能不了解鸦片交易。那时,跟鸦片无关的商人估计不多,尤其在19世纪输入中国的鸦片持续增长之后。朝廷禁烟的决心,与当时鸦片成为贸易主导产品的实际情况,注定行商的日子不可能好过。

加上东印度公司垄断权消失,紧接着鸦片战争失败,懂洋情的行商不仅要辅助官员谈判,要为战争失败买单,最后更成为卖国的象征,及民众情绪的宣泄口。行商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被压垮。

从鸦片战争前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所谓世界首富的伍家父子,实际地位非常难堪。

1822年(道光二年),十三行大火。原先作为洋商旅馆和办公场所的十三行夷馆前广场的栅栏烧没了,广场很快变成小贩叫卖的农贸集市。两广总督阮元不同意重修。1826年,阮元离任。征得两广总督李鸿宾和广东巡抚卢坤同意,伍秉鉴之子伍元华雇人重建了广场栅栏,还造了一座坚固的石门。

1831年初,卢坤升任湖广总督,漕运总督朱桂桢调任广东巡抚。朱桂桢刚到广州,恰逢两广总督李鸿宾去海南镇压黎族暴动,朱桂桢于是又代理两广总督。朱桂桢认为十三行夷馆前广场周围立着新建的栅栏和石门,是侵犯了中国主权,内地哪里容得下“鬼子码头”。朱桂桢把十三行总商伍元华一顿责骂,指责伍元华贪图鬼子洋钱,表示要伍元华的脑袋,然后命人拆毁石门和栅栏。

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记载,伍元华“下跪并连续磕头长达一个小时,粤海关监督也在旁帮他开脱,这才得到豁免”。31岁的伍元华被关入监狱,经过伍秉鉴多方奔走才得以释放。

事情没有结束。1831年12月10日,达尔文登上双桅帆船“小猎犬号”,开始了震动世界的环球科考旅程。1832年2月初,商船“阿美士德号” 离开珠江口,并未像其他英国商船那样南下前往马六甲海峡,而是转向东北,前往东海和黄海。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阿美士德号”商船对中国东南沿海朝廷了详尽的考察,为英国人日后的战争与通商作准备。

道光帝大怒,认为十三行对外国船只疏于管理。悲催的伍元华再次被抓,他下跪,遭鞭打。伍秉鉴花了10万两银子,才把儿子从狱中赎出。

清朝经济情况越糟糕,内忧外患越多,十三行的压力也就越大。朱桂桢拆毁商馆广场栅栏和石门后,正如伍元华如预料的,此地屡屡发生涉外冲突。到了1833年(道光十三年)4月,英国商人因义士向伍元华投诉,说是英国商馆窗外有人总在半夜砍木头,噪音令他无法入睡。于是,伍元华张贴布告禁止,却没有收效。

见识到行商在官员面前的卑微,因义士认定伍元华懦弱无能。第二天一早,因义士跑到粤海关投诉,结果在门口被一人用菜刀砍伤胳膊。因义士大怒,当天中午买了一箱烟花、爆竹、火箭,堆放到粤海关门口,声称如果清政府日落之前不能将砍伤自己的罪犯绳之以法,就将火烧粤海关。

官民除了嘲笑他没有干别的。下午六点,因义士见官吏就要回家,一把火点燃引信,将烟花、爆竹、火箭一股脑地发射进粤海关衙门大堂,顿时火光熊熊。

火势很快得到控制,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朱桂桢等广东大吏反而给了因义士“很诚恳的答复”,派兵连夜抓捕砍伤因义士的人,第二天戴上枷锁游街示众。因义士名声大燥,伍元华再受夹板气,身为十三行总商居然管理不力,再次被逮捕入狱。伍秉鉴只得以重修粤海关和“报效”镇压瑶族暴动的名义,前后捐了50万两银子,才使伍元华重获自由。

这是行商地位的典型象征,他们毫无尊严,两头应付,却被两头欺侮。伍元华的身体彻底毁了,出狱后一病不起。伍元华弟弟伍绍荣接替担任十三行公行总商。朱桂桢下场是托病辞职,从此在官场上消声匿迹。

这只是小事,行商想必对尊严早就不抱指望。行商的灭顶之灾很快到来。

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亚洲贸易特许经营权,公司进入破产清算。这让十三行十分恐慌,伍秉鉴、卢文锦等行商多次到夷馆去问询,提出愿意在钱财方面帮忙,他们再精明也不了解全球正在发生的变化:英国将打破垄断,进入散商时代;接下来,英国将用枪炮打破中国既定的社会与经济秩序;而最大宗的合法贸易品茶叶,英国人即将进入标准化生产时代,成为中国茶叶最有力的竞争者。

1834年,英国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花大价钱从中国引进茶苗和种子,督导在印度阿萨姆种植茶树,还试图将它们与阿萨姆本地茶树杂交。光是会种还不行,印度人不会炒茶、发酵等技术,所以英国还重金聘请中国茶农去阿萨姆传道授业。

中国商人进行了血腥的抵抗,首批前往阿萨姆的17名中国茶农全部被刺杀。但趋势无法阻挡,中国茶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生产贸易方式,无法与标准化的远洋贸易抗衡。

1836年,阿萨姆生产出首批被市场欢迎的红茶。1839年1月,这种红茶已经打入伦敦市场,获利丰厚。1839年2月,英属印度当局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资产重组为阿萨姆公司,随后又与一家孟加拉茶叶公司合并。这家公司从诞生之初就是广州十三行最大的竞争者。东印度公司的垮台,让十三行多了一个竞争者,也多了个挖坑者。

形势恶化爆发的导火索是鸦片。

英国外交部直接向广州派遣驻华商务监督,英国对华贸易进入“散商”阶段,参与鸦片贩运的人数更多。1800年为4570箱,1838年为40,200箱,增加近8倍。在这39年里,约有427,620箱鸦片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武装走私、贿赂等方式输入中国。英国格林堡在《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说:“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道光帝决定严厉禁烟,中英贸易关系迅速恶化,行商们夹在官府与外国人之间,两头受气。鸦片战争,清朝打的是糊涂仗。一直到结束之前,道光拿着的报喜不报忧的战情都是假的。战争结束,行商面临的是五口通商,结束了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以及朝廷寻找罪人,宣泄民众情绪,为赔款买单。

行商动辄在风口浪尖。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严厉禁烟。伍家显然应该早就得到了消息,做了“弥缝”的工作,警告鸦片商人这段时间要谨慎。但是,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伍秉鉴、伍绍荣父子以及鸦片贩子估计不足。他们习惯了官员的贪腐。鸦片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这成为伍家的罪证。

3月18日,林则徐把伍秉鉴的儿子、伍元华的弟弟伍绍荣和其他行商狠狠申斥了一顿,指责他们“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责令他们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维”,以监视外国鸦片贩子。

战争硝烟弥漫,外商不愿妥协。三天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

已经进行过市场调查的林则徐大怒,一方面传讯英国大鸦片贩、与伍家交往密切的颠地,不给颠地24小时往来的护照,另一方面拿行商是问。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伍家祭出老办法,用钱财换生命,遭到断然拒绝:“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当天,林则徐摘去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的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并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就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经商一生,三品顶戴,枉为世界首富,在洋商与官员面前无半点尊严。

双方越来越僵。林则徐抛弃行商,封锁商馆。考虑到平时交往与人身安全,伍秉鉴父子悄悄送去食品与饮用水,这又成为汉奸罪证。由于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英方暂时妥协,3月28日交出鸦片。6月3日就爆发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截至6月25日,历时23天,当众销毁收缴到的鸦片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这让林则徐做出了错误判断。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记录,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行商成为马前卒,此前广州横档屿防御工程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战争时捐献更是源源不断。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时,风花雪月的奕山将军派行商调停。在广州城外,一无军二无权的伍秉鉴之子伍绍荣与英军义律达成交易。

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600万银元中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银元。

琦善与义律议定的赔款600万银元,奕山在《广州停战协定》中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有人认为是伍家父子早前私下向外国鸦片贩许诺的烟价偿还款。伍家父子要有这样的本领倒好了。关键是,伍家根本不应该承担如此重大的外交职能。

战败求和,打败不要紧,谁谈判谁是卖国贼。伍秉鉴被官府派为求和使臣,在中英签署《广州和约》背上汉奸骂名。到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因为缺少人才,伍绍荣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耆英等人已签下《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第五款理论上终止了十三行的地位,中国从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自由贸易就此开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怡和行的垄断生意戛然而止。

除了受此打击,在条约的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广州十三行再次成为肥羊,伍家被勒缴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银元。

1842年,经受了连串打击的伍秉鉴已经心灰意冷,他毫无留恋,他的舞台已经失去。这一年的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一个中国巨富,而不是华工,因为制度不合,主动想移民美国,实在是超前,他的思想行为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伍秉鉴不仅是个世界首富,还是一个看清美国崛起做多美国的人,也是一个意识到商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根本冲突、主动想移民的人。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9月,74岁的伍秉鉴风烛残年,在内忧外患中、在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去世。

再过了十三年,又一次鸦片战争。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对伍绍荣而言,还得忍受一切,他得到的骂声比他父亲伍秉鉴更多。

不断的坏运气中,有两年是例外。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春是个例外,广州人反英军入城,两广总督徐广缙请伍绍荣向英国新任驻香港总督文翰及英商解释,英军暂时没有入城,不仅徐广缙及广东巡抚叶名琛晋爵受赏,连伍绍荣也被皇帝“著加恩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并“赏给三品顶带”。

1854年(咸丰四年),伍绍荣带头捐款助军饷,召募壮丁抵抗广东天地会起义,因为“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有功,被清政府赏给二品顶戴花翎及布政使衔,这个头衔超过了伍秉鉴的三品顶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攻打广州,出于习惯性需要,官府让怡和行出面在中英之间调停。中国此时无还手之力,伍绍荣的调停受到侮辱。

1857年2月21日里,《伦敦新闻画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另一张速写表现英国驻广州领事在卸任时跟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等老一辈的行商们辞别的情景。”这个伍浩官是伍绍荣,行商用西方礼节握手,左边第一个行商领头的估计应该是伍崇曜,右边这个是英国驻广州的领事,叫做巴夏礼。在调停时,巴夏礼打了伍绍荣一耳光,伍绍荣只能忍受,没有什么人为这个耳光负责。

同治二年(1863),伍绍荣在广州病逝,死的时候市民“佥以死一大汉奸为幸”。一个商人,失去了垄断地位,有个奇货可居的二品顶戴,居间调停,不符民望,成为“汉奸”。

伍秉鉴的思想太超前,行为方式太中国,他在夹缝中成为首富,最后心灰意冷而亡。伍秉鉴不可能成为罗斯柴尔德,伍秉鉴甚至不认为这笔财富是自己的,只是朝廷寄存在他那里的。

他是个小农社会的商业过客。

注:

1,《浩官〈伍秉鉴〉之子——伍绍荣》

2,《广州十三行衰败的原因新探》,余熙,卞秀丹,《中国期刊编辑联盟》2014年12月14日

3,《十三行故事:伍秉鉴与他的家族 》范小静,《南方网》2014年8月5日

4,《行商制度与鸦片走私》戴鞍钢,《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2日

5,《闽商的巅峰广东十三行》罗三洋,《中国民商》2013年第八期

6,《清代世界首富伍秉鉴的财富人生》贺痴、吕静霞,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10月1日

7,《思园公潘健行为世界首富伍秉鉴分家产》

8,《游走于黑白两道间的商业巨子》罗三洋,《中国民商》2013年第十二期

9,《中国的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李远江,《东方历史评论》,2015年4月4日

10,《广东十三行史话》之二十二《从旧金山到上海:广东十三行的转型》罗三洋,《中国民商》2014年第十二期

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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