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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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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夹缝间,不再任性的中国新中产

风声依旧 发表于 2016-5-23 |0条回复 |621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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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静:走红的热剧《欢乐颂》,反映出中国中产在板结社会中努力创造空间的生存境况。 图为北京上班族拥挤在地铁车厢中。摄:Kevin Frayer/GETTY

TVB刚刚把《琅琊榜》搬上香港的荧幕。大陆那边,则是《欢乐颂》在一片火爆中落下帷幕。两部热剧都来自侯鸿亮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琅琊榜》在演绎“家国天下、情义千秋”,《欢乐颂》却讲述“家国”当中个体的艰难、“情义”背后阶级的阻隔。
《琅琊榜》改编自粉丝众多的知名网络文学作品。而《欢乐颂》与此不同,它以名不见经传的原著,同样在电视收视、网络点播与社交媒体热度三大战场赢得胜利。甚至,这个胜利比《琅琊榜》来得更为迅速。《琅琊榜》与《欢乐颂》,一个温情一个残酷,但都受到观众的追捧,它们的成功,正在于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与全新阐释。

早在《琅琊榜》中,主创团队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革的讯号:《瑯琊榜》里的“家国”宏大叙述,早已变成“空洞的能指”──徒具其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当它拉起“家国天下”为表,争取官方认可的同时,悄然间以“情义千秋”为里,将王朝权力的更迭,讲述为个人的平反昭雪、重归正统。梅长苏的故事,借用“正义”的名分,行的是“亲我主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避讳人情伦理)的情感法则。为现实中的逻辑,寻找到了合乎官方价值的表达方式。

及至《欢乐颂》,“缝合”的主题变为了“撕裂”: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五位姑娘,阴差阳错共同住进了欢乐颂小区22层:高管安迪智商超群,但却疏于人情世故,从海外归来寻找失散的弟弟;“富二代”曲筱绡貌美又毒舌,向老爸表态自力更生,以博好感抢家产;外企HR樊胜美一心想钓金龟婿,原因却是有个无底洞一样榨取女儿的家庭;小康之家出身的关雎尔,乖巧又倔强地想要在上海独立;小城姑娘邱莹莹,憨直淳朴,感情受骗后终于发愤图强。五个背景不同的姑娘相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互之间有欣赏也有鄙夷,期待理解却又难以认同。

当代都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个体的艰辛生活。欢歌笑语“姐妹情谊”的背后,是阶级的隐隐现形。但也正是这种撕裂,令身处夹缝之中的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2007年赵宝刚导演的《奋斗》。在这部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甩掉“富二代”女友,想与平凡姑娘共同奋斗。他设计项目获得两千万奖金,最终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但是“赚了两千万又怎样,赔了三个亿又怎样?”佟大为饰演的陆涛,将POLO衫的领子高高竖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

在《奋斗》中,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横行霸道。

然而,《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导演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的新变化:经济领域的全球交流仍旧继续,但是人们却发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带来的是本地底层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而上层食利者赚得盆满钵满。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级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民族矛盾互相推进:小到不欢迎外地游客,大到要筑美墨边境墙,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和民族主义高涨。而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和《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高楼林立的繁华上海。在《欢乐颂》里,“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中产生活的主旋律。北京皇城根下那种就算喝着大碗茶、也要指点江山笑谈天下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上海黄浦江畔的精明、务实与利己。而这种变化,也正昭示着八十年代末那些残存的启蒙主义理想已被涤荡净尽,人们的目光,从政治上的“大历史”转向金钱里的“小时代”。

《欢乐颂》中,合租在欢乐颂小区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从房租水电,到约会开销,还有家乡的父母兄弟,哪怕是月入上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哪里还敢任性?生活如此,爱情和婚姻也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因此才需要把各自条件和婚前财产一一理清,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中国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不仅收入,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连剧中的富二代曲筱绡,谈起生意都会为二百万毛利润锱铢必较,哪里还有《奋斗》中,陆涛那样拿着两千万不当回事儿的潇洒?如安迪和魏渭这样的商务精英,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

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无论哪个阶层,对于自身的状态,总是充满不安全感,这才是“不敢任性”的根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变动中重组;经济发展也从原先的轻车快马变为减速前进。2015年的一轮股市过山车,更是让刚刚安稳的中产阶级再次惴惴不安。当没有既定的规则可供依循,唯一能够抓住的就只剩金钱。剧中樊胜美有难,安迪递上一万元钱时,我们倏尔发现:原来金钱已经成了最大的情义。人们小心翼翼的守护住自己的财富,无论多少,再也不敢任性而为。

“阶级”的隐身与现形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大堂)而有人按了“B1”(地下车库)一样,隐蔽而深刻。

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大大简化了阶级之间的差异。在当前,各个商业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产业链布局。哪怕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也会推出入门级的包包、买得起的口红或与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装。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级中通行无阻。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负累,月薪几万的樊胜美之流,与月薪几十万的安迪之流,在生活的舒适程度上,并不会产生天壤之别,她们都可以在别人的目光中披挂一身名牌,哪怕一个是入门级、一个是限量版。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中国人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和牛的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在外企做HR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富二代”在清晨看见穿大牌款式睡衣的樊胜美,便出言讽刺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富贵人家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级的关键。这是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级制定的规则,从内到外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却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不时露出马脚、遭到嘲笑,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中国中产日常生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经济上属于同一阶层的人,气质越来越趋近。这背后,是异常残酷的事实:依靠一己之力跨越阶层的突围者、搅局者越来越少,中国社会正日益走向板结。中国人曾嘲笑那些以他者姿态闯入富裕阶层的前辈,他们磕磕巴巴不会讲一句完整的英语、黑西裤黑皮鞋中露出一截白袜、吃饭总是改不了吧唧嘴的恶习。然而三代以后,他们的儿孙终于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里用英语谈笑风生、身着礼服在各种“公主之夜”上翩翩起舞、懂得分辨不同年份和产地的红葡萄酒,优雅得体。但这却昭示局外人:他们再也没有入局的机会了。

社会板结,阶级固化。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的相似,《欢乐颂》里的新中产们或是费尽心力想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或是亦步亦趋尾随其后、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然而她们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积累而成的话语经验,就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了。这里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中国新中产:寻找新的话语空间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人民币6至50万元,是界定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欢乐颂》里2202房三位租户中的两位,都算是标准的城市中产,剩下一个也是相差不多的准中产。按照原著的发展,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樊胜美来自重男轻女的乡镇,要承受父母一辈的盘剥压榨,关雎尔自二线城市的小康家庭,想靠自己闯出天地。她们的原生家庭各不相同,但最终交会在欢乐颂小区2202室这个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不同的起点与路径,令中产内部就充满了诸多分歧,因此话语统和也就更加艰难。

什么是富有情趣的生活?中国中产试图摆脱先富之人的脚印,转而重新定义自我。因为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他们才不会被指认为相对于富裕阶层的后来者与低等人,而是成为与之平等但不同的另一社会集团,甚至在文化与道德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欢乐颂》里,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当邱莹莹萌生了开咖啡网店的想法时,安迪瞧不上她的智商,曲筱绡看不上她的本钱。但是这种充满个人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方式,恰恰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道。邱莹莹不像关雎尔一样处处模仿安迪的行事做派,也不像樊胜美一样总是想挤进曲筱绡的富人圈子,但是她在网店事业中展现的机灵、勤勉与行动力,却最终让安曲二人刮目相看。其他角色里,樊胜美将目光放回经营自己而非挤入上流,赵医生也靠自己的聪慧才智和个人魅力,获得了安迪的友谊和曲筱绡的爱慕。

什么是可以成功的道路?这一代中国中产的道路之所以崎岖,是因为他们是全新一代,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孕育出来的本土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前辈可供参考,因而充满了拙劣的模仿,也充满了创造的可能。和西方语境下的传统中产相比,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开拓更多的空间,只能以经济水平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也尽力尝试着在文化上标明自我的身份。站在贫富两极的中间,他们的姿态正从“惶恐”转为“自觉”,努力撑破贫富两极的界定,为社会酝酿着流动的力量。

《欢乐颂》里的年轻中产,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在身为富裕阶层的安迪和曲筱绡不带她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中,这三位姐妹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

诚然,《欢乐颂》中,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三位年轻的中产一代,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中产阶级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欢乐颂》留下的时代命题。

(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大众文化、网络文学与新媒体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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