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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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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知青旧地重逢:通往彼岸的夜路有悬崖、鲨鱼和军警

三爷 发表于 2016-5-19 |0条回复 |4282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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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云边雁 于 2016-5-19 19:4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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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知青在香港东北水域的吉澳岛上建立逃港纪念碑。

假日的马料水码头,人头涌涌,许多游人在此等候前往东平洲和吉澳岛的渡轮。这些香港东北水域的荒芜小岛,向来都是港人游山玩水、露营远足的热点,近年因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而更受欢迎。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一片海域,四十多年前却是一众中国年轻人的逃亡地,俨如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德国的柏林围墙。

当时正值文革,年轻人被迫离开学校、离开家庭、以“上山下乡”的口号,被投放到中国各地的农村。将近十年的时间,一代人的青春以“知青”为名,在没有知识与希望的荒凉土地上静静地消磨殆尽。

逃亡,成了很多人唯一的希望。陆地相连的另一个世界香港,则成了难民们几乎唯一的选择。但有很多人,背负著这希望,永远消失在茫茫海面上。

离岛立碑,仍记当年“一绳两命”

这是2016年5月1日早上,过百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从马料水码头出发,乘渡轮沿赤门海峡行驶,沿途观赏两岸的八仙岭、马鞍山、马屎洲及船湾淡水湖等。这片新界东北内海波平谧静,山峦起伏。偶尔经过一个孤岛,上面有年轻人在攀岩,船上的老人家亲切地跟他们挥手。

这批老人家头发半白,是居港逾四十年的知青。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齐,热烈地谈论著当年的下乡生活和逃港征程。“你是哪间中学?”“你在哪里下乡?”“你偷渡了几次?”,是他们记忆与相认的凭证。此时,渡轮把孤岛抛在海中心,抵达香港及深圳边界的“之”字型海岛。他们要去祭扫岛上的“逃港纪念碑”。

2014年5月1日,一批已从精壮青年变成花甲老人的居港知青,在香港东北水域的吉澳岛上建立逃港纪念碑,纪念当年殁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此后每年的同一天,他们都登岛祭拜,悼念故人。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

“原来这个岛是这样的,我当年都没机会看到全貌呢,”陈少芳1974年逃港,是广州下放到博罗县的知青,如今重临旧地,她却觉得陌生。“我当年上岸的时候天还没光,一上岸就有岛上的居民接待我们。第二天马上就屈蛇(偷渡者像蛇一般卷曲,藏在船的暗格内)送到了沙头角,还没看清这个岛是什么样就离开了。”

陈少芳当年跟很多偷渡知青一样,为免父母担心,没跟父母道别就踏上偷渡的征程。

当年这样的离别,可能是永远的天各一方。因为逃港是“投敌叛国”,他们不被允许再踏进国门半步。到了1980年,当局才以“非法探亲”的名义从轻发落这些逃港者,鼓励他们回国探亲投资

这么艰巨的逃港征程,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陈少芳笑说:“我什么都不会,一切都靠我先生的打点。他为我准备好指南针、干粮、胶鞋、篮球胆。我唯一的准备就是跟先生一齐游泳。我们一有时间就到处练习游泳,当时珠江满满的都是练习游泳、准备偷渡的知青。”

到了下水那天,陈少芳的先生怕她水性不好,还用麻绳把两人系在一起,共同进退,生死与共。如此患难情侣,船上还有几对。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一条麻绳,就是月老手中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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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知青祭拜当年殁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

“每个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壮的英雄”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众越港者立”是这个小小纪念碑的碑文,隐晦地铭刻著一代逃港知青的血与泪。这个碑不像“回归纪念碑”那般张扬,它只静静隐身在岸边,面对不断拍岸的海浪,默默守护著那段沉重的往事。

“我们这一辈子发生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记录下来,不要留给后世子孙做,这样留给后世子孙的东西会更真实,我们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负责,”快70岁的黄东汉是纪念碑的其中一个发起者,他在《立碑记》中如是说。

黄东汉是1970年偷渡来到香港的。他退休后开始写逃港知青的故事。他花了六年的时间,写了20余万字的《起锚》──“起锚”是当年逃港的暗语,几年前却阴差阳错地被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用作宣传2012年政改方案。

《起锚》中的逃港知青,今天又聚首在邮轮上,曾经的伤痕与噩梦,时过境迁,都付笑谈中。

逃港路线 无不凶险

“逃港是当时的地下的集体行动”,陈秉安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他是一名记者,专注研究大逃港的历史。

“起初,知青还有革命的热情,积极参与农活。但这些城市青年很快就发现他们难以适应农村贫困的生活,又跟农民好不起来,因为他们为农民增添了很多负担。”而更令知青失落的是,他们对前途悲观失望,“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失去读书的机会,荒废了学业。既在农村找不到前途,又回城无望,于是很多人萌生外逃的念头。”

陈秉安用了22年时间收集资料,在2010年出版《大逃港》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文革时期的1972年至1974年是第三波大陆难民的逃港潮。(其余三波为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当中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受过初、高中教育的青年人。

陈秉安说,当年全国十几个省都有人逃港,主要是广东省及周边省份,当中又以广州知青最多。

知青作家蔡可风的粗疏估计,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来,还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发后,就渺无音讯,生死未卜。

广东以外地区的青年主要混入供港鲜活食物的火车逃港,广东地区则有四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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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革知青逃港路线。研究/彭嘉林。

东路经惠阳到大鹏湾下水,然后泅渡到最近的香港岛屿(东平洲、鸭洲、吉澳岛)。这条路线守卫最松懈,但亦最危险,因为大鹏湾紧邻太平洋,风浪和鲨鱼随时令逃港者葬身大海。

中路守卫最严,不需游泳,但要攀越陡峭险峻的梧桐山,避过无处不在的边防军和狼狗,再“扑网”(翻越边界的铁丝网)翻过香港新界。

西路从深圳湾(后海湾)下水,泅渡过对岸的元朗,路长但成功率较高。这片海域虽然没有鲨鱼,但上岸时需穿过大片沼泥地,当中的海蚝会把身体割得遍体鳞伤。

当时还有一条路线是经中山、珠海游泳先偷渡到澳门。由于澳葡政府不像“抵垒政策”(指由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市区才具备香港居民的身份,此前踏足香港新界地区即可)前的香港,会发身份证给偷渡者,因此偷渡者要设法避过警察,再“二次偷渡”去香港。

翻山渡海 冒死逃亡

“每个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壮的英雄,”陈秉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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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青向记者展示当年知青于香港聚会的图片,第三排右六为前人大代表刘梦熊先生。

逃港知青们首先要拿到证明,才可以到深圳一带。但当时深圳是敏感的地带,公社或大队不会随便开出证明。怎样才可以拿到证明呢?这就要靠知青用土法把普通证明的字迹褪去,留下公章,然后再在上面写上特定的内容。然而这种行为一旦发现,就会受到极严重的惩罚。

及后,知青需要走五六天山路才到海边。他们会带备面饼、炒面粉等干粮。面粉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要靠后门才可买到,通常混入油和糖一起炒熟,饿的时候就吃一把。为了躲避农民和民兵的巡查,知青会昼伏夜出,白天躲在山上的草丛、棺材穴,忍受蚊叮虫咬、上晒下蒸的苦况,晚上则靠微弱的星光和简陋的指南针行走。由于山路陡峭,光线暗淡,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当年活生生摔死的人就不计其数。

来到海岸,尽管知青平日训练有素,但面对汹涌的大海,他们不会贸然徒手下水。知青会事前准备橡皮艇、球胆及轮胎等工具,但由于偷渡者太多,这些工具往往一货难求,亦被炒卖得很贵,有些知青只好用避孕套代替。当年各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避孕套很容易就免费取到。他们将多个避孕套吹胀,串挂在颈上加强浮力。

为了躲避巡查,知青会在晚上下水。视乎身体质素和下水地点,他们一般要游三至九小时才到对岸。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这些知青大都疲惫不堪。夜间风高浪急,往往一个大浪打来,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方向。他们只能依稀朝著有光的地方缓缓游去。可怕的是,东线大鹏湾时有鲨鱼出没,有一处地方更有“鲨鱼沟”之名,鲨鱼随时可能袭击偷渡者。

“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与鲨鱼奋斗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受触动。”
千辛万苦渡过跨海一关,来到香港亦不可松懈。在新界地区,一批自以为思想进步的香港“土共”会私自把偷渡客抓起来,反解回大陆邀功,令知青的冒死付出功亏一篑。

如果能避过这些土共的滋扰,在1974年“抵垒政策”颁布前,知青上岸后可直接找警察求助。然而,他们人生路不熟,除非被警察发现,一般都会受原居民的“接待”,要其报上亲友地址,然后送出市区讨大“利市”,价钱视乎地段房价而定。到此,知青逃港才算成功。

这趟艰辛的逃港征程究竟有多大机会成功呢?根据知青作家蔡可风的粗疏估计,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来,还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发后,就渺无音讯,生死未卜。

至今这段逃港的历史还是一笔糊涂账,官方虽不视为禁区,但一贯避而不谈,究竟当年有多少人偷渡,多少人伤亡,自然都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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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祭人士带同挽联向众失踪或偷渡期间意外去世的知青致意。

法国学者:他们让我了解到《人民日报》以外的中国

这场大逃亡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也包括法国人潘鸣啸(Michel Bonnin)。

汉语流利的潘鸣啸被中国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潘”。他曾参与法国六八年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中国哲学充满兴趣。为了学习中文,他七十年代曾希望到北京交流,但文革中断了中法间的文化交流,他只好到香港学习。他笑说:“当林彪的飞机摔落到蒙古的时候,我的飞机也在香港降落。”

来港后他半工读,一遍教法语,一边在新亚书院学习中文和中国哲学。香港人多喧杂,老潘跟法国的朋友一到周末就去东平洲度假。一天晚上,他正要关门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问他可不可以住一个晚上,他是从“那边”偷渡过来的。老潘接待他,当夜就跟他彻夜长谈。

“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因为当时的消息仍然封锁,他让我了解到了《人民日报》以外的中国。”自此,潘鸣啸慢慢萌生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念头。1978年,他较早就出版了关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20岁在中国农村》。其后,他的博士论文亦由新儒家转向中国当代史。如今,他已经成为“知青学”的权威。

如今回想,他庆幸自己当时去不了北京,而来了香港。“来港两年后,北京恢复了与巴黎的文化交流。我有巴黎的朋友去了北京交流,但他们懂得很少,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仍然很封闭,外国人在中国像是动物一样,走在街上会有很多人围观,追著你。中国人都不跟你说真话,就算是同宿舍的朋友,也会说谎。后来我带他们接触香港的知青。他们说,这里一个晚上学到的,比在北京的一年还要多。”

文革五十年,再看这段历史对香港还有什么意义呢?

“香港很好的地方在于有这么一群人保存了那段历史。但我觉得香港好像有点不够重视这批人。”潘鸣啸语带唏嘘,“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与鲨鱼奋斗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受触动。”

“这样的故事,我们不能忘记。”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少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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