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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文章:“香山邦”与“宁波邦”比较

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20 |2条回复 |1440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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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广东社会科学 2010  虞和平



(摘 要)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家乡邻近澳门和广州两个外埠,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宁波籍买办虽暂时未产生,但宁波的人文底蕴和港口条件,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打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不能很好地发挥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保守和单线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 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开拓性


〔关键词〕香山 宁波 买办 外贸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14X(2010)01 08


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近代中国买办中的两个最大、最典型的群体。现有的研究对这两 个群体的各自状况已多有陈述,并显示了这两个群体产生时间的早晚不同和势力地位的前后交 替,但尚少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 。本文将从生成条件、扩展方式和历史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既分析其产生时间不同和势力地位交替的原因所 在,也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特点所在,以利于进一步认清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的面貌。



一、生成条件之区别

买办是随着中外贸易和外商来华经商活动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虽有各种称谓,但 总的来说是外商所雇用的业务管理和经营人员。买办的产生需要一个基本环境,即要有中外贸易 的存在和发展;还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外商的到来;二是要有中国的贸易商人,特别是 外贸商人的存在;三是要有外商和华商的结合。 香山和宁波两地都有悠久的外贸历史,但在鸦片战争之前仅香山具有产生买办的条件。

香 山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建县,所辖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是一个临海的移民社会,自古有一定的外贸传统,并经营盐渔、铁器之业,但至明朝嘉靖之前尚处于较低水平。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年)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开始,澳门的中外贸易和国际贸易逐渐发展 起来,并形成为一个中外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心;入住的外国商人也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在第一 次鸦片战争之前的300 年中,澳门的外贸虽受明、清两朝政府对华商外贸禁、放政策的变动而起 伏,但始终延续不废,特别是在华商外贸受禁时期,显得格外兴盛。如康熙五十七年 (1718 至雍正五年(1727 年)禁止华商下南洋贸易期间,澳门成为中国对南洋和西洋贸易的独一之地, 外贸有较大发展,经清朝驻澳门当局批准注册的葡商船只,从原来的9 艘增至禁海当年的23 雍正三年(1725 年)又增至25 艘。与此同时,在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也快速增加,从原先的 2000 余人增至1724 年的3567 人,其中经商之人虽无确数,但当占一定比例 。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宣布广州为对英独口通商之地后,澳门在广州的影响下外贸进一步发展,直至鸦片战 争前兴盛不衰。

此外,毗邻于香山的广州具有更悠久的外贸历史和更发达的外贸商业,为香山籍买办的产生 和发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广州在唐玄宗开元二年(714) 建立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外贸专管机构 市舶司,并由此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到清朝时,广州的外贸虽因朝廷外贸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但一直处于逐步发展的状态。康熙二十三年 (1684 (苏)设四大海关,允许民间与外国通商。其中,以粤海关所在的广州发展最快,于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设立专营外贸的洋货行13 家,史称“十三行”, 征收税银9 万余两 ;到乾隆十六年(1751 年),洋货行增至26 家,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银更大幅 增加4. 56 倍,达50 万余两 。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规定英国商船“只许在广州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不准入浙江海口” 的规定后,使广州成为对英独口贸易之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如在黄埔靠岸的外国船只,乾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 (1760 1761年度)17 、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度 (1771 ~1772 年度)30 艘、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三年度 (1777 1778年度) 33 。到18世纪末、19 世纪初,每年在广州进口的外国商船迅速增至七八十艘、一百多艘,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甚至超过200 达185万余两

广州外贸发展对澳门、香山商贸业发展来说,不仅提供更好的外围环境和条件,而且起到直接的增进和拉动作用。广州被定为中国对英独口通商之地后,因英商在广州居住受诸多限制,澳 门便成为英商旅居和设行之地,进而成为许多中外贸易活动的直接发生地。与此相应,进入澳门 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华商也大幅增加,既有十三行派人前往交易,更有其他华商入澳经商,使澳门 华人数量在19 世纪初达到1. 万左右,比18世纪末增加1 倍多,出现由华商开办的福、潮八 大行店和嘉应四大行店,使中外商人之间的接触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更加密切 澳门、广州两地的外贸发展和外商集居,使香山籍买办的产生具备了基本条件。

澳门虽是葡萄牙人的租居之地,但作为香山的一个辖区,与香山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广州则是香山的毗 邻之地,且以香山为重要一翼,因此在该两地的对外贸易中无疑有不少香山商人的参与。康熙十 八年时,就允许中外货物“在于香山、澳门旱路界口互相交易” 。在澳门入香山的隘口处设立外贸关闸,每月开放两次,洋货进之,“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 ;葡萄牙商人“随时可以进入关闸,与香山县的牙行贸易,不少中国商人也不时入澳,与他们洽谈买卖” 。在澳门和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和商行,都需要雇佣中国商人采购货物和管理账务。如在澳门,“一切 ;在广州,十三行中亦聘有为洋船和洋行服务的买办。这些买办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代买办。 虽然,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出第一代买办中香山籍买办的明确数量,个案例证也极其少见, 可能也只有吴健彰一人,但是从第一代买办产生的方式来看,香山籍买办应不在少数。早在雍正 朝晚期,广东官府就规定由海关“为外国商船办理聘用买办、通事、引水等事宜” (1809年)经广东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奏准,规定: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择土著 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道光十五年 (1835 年)又重申:买 办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外国商船停泊澳门、黄埔时所需买办,一体由该同知发给 。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买办的产生,一是要由清朝的澳门地方官府任用;二是要从本地的殷实商人中选择;三是要由族人和邻里的担保。就这三个必备条件而言,无疑把买办的来源主要 限定在包括澳门在内的香山县境内。于是有一定经商和外贸传统的香山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以 其能与外商结合的地理、人脉、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优势条件,理应较多地被地方官府任 用为买办,成为中国第一代买办的主要来源。


近代宁波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宁波市、舟山以及绍兴市所属的余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之前,宁波没有产生买办的三个基本条件,因而没有买办出现;宁波自古以来就有对外贸 易,从北宋起,在宁波设立市舶司,主营与日本、高丽的贸 易;清代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宁波与广州、上海、福州同时设 立浙海关,除继续主营对东北亚的贸易外,也兼营少量对欧洲诸国的贸易。乾隆二十二年 定广州为独口贸易之后,宁波的官方对外贸易虽有较明显的衰落,但民间的外贸意识和力量已经 养成,走私贸易照样盛行。除对外贸易之外,宁波的沿海贸易也比较发达,有所谓南北商路的存 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都在其商业网络之内。

同时,宁波还有较发达的沙船航运业和钱庄 业。宁波的钱庄兴起于明代中叶,快速发展于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约有数十家之多,另外还有宁 波人在上海等地开设钱庄;而且宁波的钱庄还发明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 。此外,像香山商人有毗邻的广州作外部发展的平台一样,宁波商人也有毗邻的上海作为外部发展的平台,在鸦片战争 之前,上海对外贸易和商贸业虽然没有广州发达,但它却拥有比广州更大的发展潜力,且早已有宁 波商人前往经商。同时,宁波和上海毗邻人口稠密物产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拥有比香山和广州更为广大的外贸腹地和更多的外 贸物品。这就使鸦片战争后宁波买办的迅速崛起,乃至超越香山买办,具备较好的自身条件。



二、适应时代之不同

宁波籍买办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比香山籍买办晚出世上百年,但其 产生的时代已经与香山籍买办产生的时代大不相同了。这里所说的时代不同,就其对香山和宁波 两地买办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来说,主要指五个方面:一是指中国外贸区域格局的大变化,即中国 的外贸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二是指外贸物品构成和数量的大扩展。三是指来华外商构成 的大变化,即从葡萄牙、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扩大到欧洲诸国、美国和俄国。四是指外商在华 经贸行业结构的大变化,即从原先的进出口贸易一业,扩展到航运、工矿和银行等业。五是指买 办雇用制度的改变,由原先的须经官府选任和发给牌照,改变为洋商可以自由雇用。

1844 年清朝 与美国签订的 《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规定:“凡合众国民人贸易船只进口,准其自顾引 水”,“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应各听其便”,这就使外商轮船可以自由雇用买办;接着在与法国签订的章程规定:“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等中国员 工,使外商企业有了自由雇用买办的权利。这两则规定,无疑给买办的产生打开方便之门。

五大变化对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的发展都带来极好的机遇,但是却产生不同的结果。

就香山籍买办而言,他们没有主动、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去发展的自己的队伍。第一次鸦 片战争后,随着香港被英国侵占和广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两地的洋行快速增加,需要雇用更多 的买办。于是,香山籍买办以其邻近的地理条件,在珠江口首先快速增加起来; 而且由于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向上海的转移,以及外国在华洋行从粤港澳地区向上海及其他通商 口岸的扩展,香山籍买办亦随之向这些地区扩散,数量进一步增加。这虽然使香山买办获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并不是主动的、全面的发展。在香山籍买办向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的扩散过程中可 以看到,他们主要是跟随原先服务的洋行去到那些新的口岸,并仍然主要从事茶叶、丝绸的出口 业务和消费品、奢侈品、鸦片的进口业务,以及替外商轮船揽载货物,较少向新的外商企业和新兴的机械化学等工业领域扩展,加之因离开自己的本土而产生地理和生活因素上的制约,使其持续发展的条件 受到限制,后继乏人。因此,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等新通商口岸是保守型的发展。

香山买办的这种保守型发展,可以用郝延平的一组统计加以证实。据该组统计,1870 年代 之前香山人在上海当买办的状况是:琼记洋行在1850 至60 年代所雇用的23 名买办中,广东人 占20 名;旗昌洋行在1830 至70 年代所雇用的15 名买办中,广东人占8 名;怡和洋行在1840 至70 年代所雇用的24 (已扣除表中所列的1880年代后开始雇用的7 人)买办中,广东人占 12 名;宝顺洋行在1830 至60 年代所雇用的21 名买办中,广大人占14 。在这4家洋行的83 名买办中,广东籍买办有54 名,占65%,在这些广东籍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可能占据多数,现有 的研究者们都以此来论证香山籍买办在上海的大发展,但这只是这组统计所显示的一种表面现 象,其内部还潜藏着保守发展的本质特性。这4 家洋行原本都创设于广州,先后成立于1818 ,是香山籍买办在广州的老东家,当它们从广州向上海扩展的时候,就把在广州的香山籍老买办或比较熟悉的香山籍商人带到 上海做买办,然后又再由这些带过来的买办推荐香山籍新买办作为后继者,致使上海的香山籍买 办就在这4 家洋行扎堆,而很少见及有香山人在其他外商企业担任买办者。 而且香山籍买办到上海之后,仍操旧业,继续做他们原先所做的茶、丝出口,消费品和鸦片 进口贸易和代理轮船业务。这种业务结构,在1860 年代之前,上海的外贸物品结构尚未发生大 的改变的状况下,是与时代相适应的,但是在此后,随着上海的进出口物品结构的大改变,就显得 不合时宜了。如著名的香山籍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始终从事的就是这些老业务。如此死守 老东家、死守老行业的从业惯性,使香山人出任买办的机会逐渐减少,后继者虽仍有之,但渐趋 落伍,乃至萎缩。特别是著名的买办,自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之后,似乎无人可举。

就宁波籍买办而言,他们主动而充分地利用鸦片战争后的有利条件,使之很快得以出世和崛 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及其毗邻的上海同时成为通商口岸,各国外商相继涌入,特别是上 海更被外商看做最佳的扩展之地,外资的贸易商行、轮船公司、工矿企业和银行相继开办,快速 增加,使宁波籍买办应运而生,不仅在宁波本地当买办,更多地到上海等新设通商口岸当买办。 这些日益增多地充当买办的宁波商人,主要是以其原有的经商基础,并紧跟外贸格局变化的 时代潮流而进入各种外商企业担任买办的。如果说于1840 年代初第一个宁波籍买办定海人穆炳 元的出现,是因其略懂英语而被英商录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此后源源而来的宁波籍买办,则大多出于自身条件和时代条件的结合。在1860 年代之前,当丝、茶仍是上海港主要出 口品时,那些原先就从事丝茶贸易的宁波籍商人首先利用自身固有资源,挤入洋行担任丝茶贸易 的买办,分割原由香山籍买办掌控的这一片天下。如鄞县商人杨坊,原在宁波做过绸布店店 员,有一定的丝绸知识,后到上海入怡和洋行做收丝工作,1849 年升任买办,主管生丝和茶叶 的采购 。镇海人方仁照在原先在上海从事丝茶出口业务,从1850年代起出任英商李百利洋行 的丝茶买办 接着,宁波籍商人又随着上海外贸物品范围的扩大而入洋行从事其他各种进出口物品的买办,打出一片新天地。如余姚人王槐山,原在上海某钱庄任职,1865 出任英国上海汇丰银行首 任买办。镇海人叶澄衷,以贩卖进口五金起家,后出任某洋行的五金买办;镇海人虞洽卿,原先 在颜料行做事,颇有经营之方,遂于1893 年入德商鲁麟洋行当跑街,旋升买办,负责颜料业务。

此后,随着外商经营行业的进一步扩展,宁波籍买办亦相继在各个行业中产生,如航运买办朱葆 三、烟草买办邬挺生、颜料买办周宗良、开平煤矿买办刘鸿生、五金买办傅筱庵,钟表买办孙梅 堂,以及在天津的银行买办王铭槐、军火军械买办严焦铭等。 与此同时,宁波籍商人还随着上海外商企业设立国别的扩大,而相继进入各国洋行和企业担任 买办。他们除了进入香山籍买办集中的英商和美商的洋行和企业当买办外,对当时在上海的各国 籍企业都有进入,遍及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俄国、日本等国籍的企业。 可以说,到19 世纪末,在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是遍地开花,无孔不入;大小兼有,老少同业, 队伍迅速扩大起来。而且出现不少大买办,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宁波籍买办,都具有与唐廷枢、徐 润、郑观应不相上下的地位和影响。 从19 世纪八十年代起,宁波籍买办的总数开始超过广东籍买办,更超过香山籍买办。在上 《海关十年报告(1882 ~1891)》记载,这一时期中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 后,上海的宁波籍买办持续发展,一直保持了最多数的地位,到了民国时期的1941年,以宁波 籍买办为主的浙江籍买办更是比包括香山籍买办在内的广东籍买办占有绝对的多数,据日本学者 根岸佶的研究,在90 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为43 名,广东籍买办则只有7 。另据今人马学强的研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有籍贯可查的五百余名买办中,以宁波人为主的浙江 籍买办竟有245 名之多,而以香山人为主的广东籍买办只有58。

在天津,做买办的也首先是广东人,但后来宁波籍买办逐渐增多,并超过广东买办,而且经营范围更广泛,不像广东籍买办多集中于航运一业。

在汉口,1866年时宁波籍买办就已可与广东籍买办并驾齐驱,有外商评价为“这里最适合 洋行需要的有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里的商人 都是……宁波人,或是同宁波人更接近而同广东人疏远的那些地区的人。”



三、扩展方式之相异

黄逸平曾经总结出买办的三种主要来源,一是由外商自选的中国同行中的优秀商人和合作 者;二是由老买办介绍来的家族成员、亲戚、朋友和同乡;三是由外商从其行号做工的华人学徒 中逐渐选拔提升上来的。这三种来源是买办群体扩展的三个方式,在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群 体的扩展中都有表现,但具体的表现程度是不一样的。

香山籍买办发展途径比较单一,基本为单线扩展。这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香山籍的新增买办主要靠老买办介绍,或介绍家族成员,或介绍同乡。香山籍买办中世袭的买办家族较 多,就是一种印证。据胡波的研究,香山买办世家中著名的且阵容较大的有:莫氏 家族,先后当买办者17人,延续60 年左右;唐氏 (唐廷枢)家族,14 人,延续四五十年;徐 (徐润)家族,11人延续四五十年;郑氏 (郑观应)家族,11 人,延续三四十年;鲍氏 (容闳)家族,4人,延续三四十年。这7 大家族,先后涉及67 人,延续时间最长莫氏家族达60 年左右,一般都在30—50 年之间 。这种买办世家的形成和延续,虽然使其家族中的买办代代相传;也能使一些与老买办有一定人脉关系 的香山人进入买办的行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买办来源的扩大。在胡波开列的“近代香 山部分买办一览表”中,总数为90 人,买办世家占了67 人,比重高达74%;对照上述民国时 期买办数量的统计,这里开列的90 名香山籍买办可以说基本接近实际数量,这说明由家族的前 辈买办推荐而来是香山籍买办扩展的主要途径,也充分显示了香山籍买办来源的相对狭窄性。

二是香山籍买办承袭固守旧主、旧业者较多。因为老买办介绍新买办基本上限于自己所在的 洋行和行业,因此新增的买办亦基本继续老买办任职过的洋行和行业,很少出现向其他洋行和其 他行业扩散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当时洋行的业务主要是收购出 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进口少量的西方消费品、奢侈品和日益增多的鸦片;外国在华投资 设立的企业主要限于贸易和少量的轮船航运业方面,还没有涉及工业和金融业;中国自己的现代 性经济成分尚缺少产生的条件,因此香山买办所从事的业务,除了为洋行管理一些内部事务之 外,主要是代营丝茶贸易;即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没有转营他业的条件。在鸦片战争以后, 粤港澳地区的外贸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外资投资领域亦改变不大,只有香港有以银行为主的新外 资企业出现,因此香山买办亦有少量的向银行业扩张。至于香山买办向上海等地的扩散,则主要 是随着原先所在的洋行的迁移和分支机构的扩展而带来的,因此他们到了上海等地以后,仍然主 要集中在这些原洋行中,在上海主要集中于琼记、旗昌、怡和、宝顺4 大洋行中;并做着原有行 业的事情,仍然主要经营着丝茶贸易和轮船运输业务。

香山籍买办的这种任职单位和行业分布,不仅限制了它的队伍扩大,而且潜伏着使其队伍萎 缩的隐患。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香山籍买办所任职的4 家主要洋行,有3 家从1860 年代中期 起相继破产或衰落。宝顺洋行于1867 年破产,70 年代虽经复业,但势力已经大减,到1917 后便趋于衰落。琼记洋行于1870年代后走向衰落。旗昌洋行亦于1891 年宣告关闭 。与此同时,香山籍买办所从事的丝、茶出口这两个主业,也从1870 年代起开始衰退,生丝出口值占出口总 值的比重,从1870 年的34%左右,下降至1880 年的26%左右、1890 年的24%左右,前后减少 的幅度将近30%;茶叶出口值所占的比重亦同时从53%左右,下降到45%左右和27%上下,前 后减少将近一半 家洋行的关闭和衰落,以及丝茶出口的大幅度衰退,无疑使香山籍买办失去了一大半根据地,严重地削弱了它的队伍。

宁波买办的发展途径则比较广阔,呈现为多线发展。宁波买办虽然也像香山买办一样推荐、 引用亲友、同乡充任买办,但由此产生的买办所占比重较香山买办低,而由黄逸平先生所说的另 两种途径所产生者较多。因此,宁波买办中买办世袭的买办家族较少,比较明显的只有:朱氏 (朱葆三)家族,6 人,延续三代,约三四十年;虞氏 (虞洽卿)家族,3 人,延续三代,约四 十余年;王氏 (王铭槐)家族,8 人,延续三代,约四十余年 量,都远远少于香山的买办家族,延续时间亦较香山籍的买办家族为短。总量来说,宁波的买办大家族只有3 家,所涉人数只有17 人,相对于上面所述1930 年前后的200 名左右的宁波籍买 5%,微不足道。这就使宁波籍买办的来源要比香山籍买办的来源宽广得多,使更多的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当上买办。 更为重要的是,宁波买办产生时,正值洋行和外资企业大扩展之际,加之宁波商人在鸦片战 争之前没有与外商的雇用关系,因此使他们能够广泛而自由地到各国洋行和企业谋求买办之职。 他们不仅进入香山买办所盘踞的英商和美商企业,而且更多地进入德商、俄商、法商、日商等各 国商人的企业。

同时,还凭藉宁波商人原有的较为宽广的从业范围,在外商各个行业中出任买 办,既打入原先由香山买办所把持的丝茶、轮船运输行业,又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开辟众 多的行业。有记载说:在上海,“输入贸易方面,金属、燃料、棉布、棉纱、砂糖、机械、杂货 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有逐年增长之势。” 美孚、亚细亚二公司之煤油,亦“十之六七”由定海商人经销 。在外资银行的买办中,宁波人也占有半壁江山,出任买办的有王槐山、徐庆云、许春荣,虞洽卿及其儿子,朱葆三的长子、长孙,厉树雄、叶子衡、 傅筱庵父子、许葆初、王容卿,以及王铭槐及其次子和4 个孙子

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在队伍扩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除两者的不同社会经济因素所造成之外,还可能有深层的心理因素。香山籍买办由于产生较早,历时较长,使他们 一方面与自己长期任职的洋行主人之间积累了较多的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对买办这一 职业已经形成了较深的思想认同,特别是一些买办世家,已经把买办职业当作一种家族事业来 做,希望将买办职业在自己的家族中传承下去,长盛不衰。这些心理因素可能是他们死守旧主, 并着重推荐自己家族成员继承和出任买办职务的原因所在,也表现出香山买办比较忠于自己的老 板和职业,比较重视守成的特点。而宁波籍买办产生较晚,为时较短,没有香山籍买办那样的心理包袱,而只是想着如何闯入买办这一行列, 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买办、大卖办。因此,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四处出击,可 以不拘一格,也显示出他们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价值实现,较少守旧,而较多开拓的特点。



四、结语

由于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产生发展于不同的时间和时代,采用不同的扩展方式和途径, 使他们在中国近代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过不同的影响。 香山籍买办以其最先产生和较早发展而首创了中国近代的买办制度,可谓开通商风气之先; 又因其赶上了洋务运动而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中发挥了沟通官商关系的重要作用,可谓培早 期工业化之基;还因其较早受西方文化之影响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可谓 领思想启蒙之潮。 宁波籍买办虽然产生发展较晚,但是也起到了香山籍买办所没能起到的作用。如以其后来居上的态势 而拓展了中外通商的渠道;又因其自我投资、经营民族经济的行业和企业较广、较多而更多地促 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成长。

总之,在近代中国,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各领风骚几十年,各显特色于世间,整合起来 共同构成中国近代买办的历史和全貌。

主要著作有:根岸佶:《买办制度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48 年版;郝延平: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 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 中译本;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 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版。 1770》,第202 页,转引自费成康:《澳门四百年史》,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45、15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307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第46卷,第53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733 隆三十八年八月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与广东巡抚福保合奏为查明粤海关关税盈余比较短少缘由折》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广东巡抚李质颖等奏 报粤海关通年征收关税总数折》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 十二日),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第733 《粤海关志》,道光十八年版刊印,第24卷第34 吉什斯:《历史上的澳门》,1902年版,第225 瑏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中译本,第1 卷,第50 瑏瑧参见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浙江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年,宋代卷、清代卷;戴枚等: 《鄞县 志》,1874 年印行,第2 瑏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82 瑏莹瑐瑧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87 瑐瑠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742、459、443、646 瑐瑡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4 66页;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 梁》,第98 瑐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730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 1931)———<海关十年报告 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21 瑐瑶根岸佶:《买办制度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48年版,第234 《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第40 瑐瑦庞玉洁:《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69 瑐莹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59 瑑瑠HsiaoLiang lin,China’s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 1949,P.109、117 11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 册,第1606 瑑瑡张守广:《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76 瑑瑢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 瑑琐民国《定海县志》第16 《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51 页;张守广:《超越传统———宁波帮的 近代化历程》,第76



作者简介: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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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20 17:15:51 (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
作者 虞和平,虞 是宁波绍兴嘉兴等地的大姓

江浙的学术风气,自古就很浓。江浙人对广东乃至大陆各省人群和文化的研究,都非常深入。不夸张,十个上海人,起码五个识讲粤语,七个识模仿全国各地的方言

但广东人就较迟钝、没放什么心思在学术研究,对外省的文化完全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原先广东人最擅长的、对英美的信息吸收,也逐渐被江浙人超过;甚至江浙人更多掌握 德 法 意 俄 等外国小语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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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20 17:21:06 (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
羊网近几年突然聚集大批本地的低下层小市民,疯狂转帖反党新闻,充份显示出,这些低下层废物的loser本质

广邦文化要崛起,必先灭绝斩杀本地的劣质民粹声音,培养 精英、霸权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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