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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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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基传:解析中移动港股上市始末

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19 |2条回复 |2346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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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0941.HK上市始末》共十八篇,作者为原邮电部长吴基传,2012年载于人民邮电报,文中大致提到97/98年金融风暴的细节,以及中央高层对公用事业国企资产证券化改革的长期战略思路,是极具价值的资料: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10/19/content_1013288.htm


http://www.cnii.com.cn/index/content/2012-08/21/content_1001111.htm




          重温历史 展望未来 ——0941上市的回顾与思考        
        
                      2012-10-19                                    


                                    ◎ 吴基传


   
  


    今年是香港回归15周年,也是代码0941.HK这隻目前全球电信运营业市值最高的股票成功上市15周年。由于0941.HK不仅是我国通信运营业境外上市的第一隻股票,也是我国大型国有中央企业主体海外上市的第一股,业内外对这一事件都非常关注,公认这件事对香港稳定回归、移动通信的跨越发展和国企转制改革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建议出版一本书,真实地记录0941.HK上市的前前后后,以便人们进一步总结研究。为此,人民邮电报社组织多位骨干编辑记者采访了当年这项工作的一些主要参与者,详细查阅了重要的档案史料,也多次同我就这项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努力,现在书稿终于出来了,编辑部和出版社约我为书稿写个前言,我应约写下这段文字,以期和大家一起来重温历史、展望未来。


    首先,我想就0941.HK成功上市对当年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和行业员工表示感谢。

    十几年前的这项改革,是在必须严格保密的背景下启动的。一方面,那时香港正处在回归的敏感时期,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筹备在香港“上市”,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香港电信主权的回归、为了香港的稳定,但是到底能不能顺利上市?香港各界反应如何?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另一方面,电信经营体制的变革也是当时十分敏感的课题,同步探索央企股份改造和电信业务海外上市,具体该如何操作?上市后效果如何?这些课题不仅对当时的邮电部,甚至对整个国家都是前所未遇的。加之资本市场有着自己的信息披露规则,我们那时完全不熟悉。因此,关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基本都没有公开发布过,留存下来的公文和记录也不系统。而且当时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在执行时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操作办法,常常一件事要掰成两件交代,一个思路要分成不同的层次交流,甚至对当时直接参与不同任务的同志也是分别部署、“单线联系”,他们各自也只知道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任务,由此导致了解这件事情全貌的人确实很少。为了对历史负责,15年后的今天,把这些史实记录下来很有必要。

    15年前的那次“吃螃蟹”,于我而言也是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这本书的访谈及审读,又把我带回到了香港回归前后的那段记忆。在当时那种特殊而复杂的环境下,我本人作为邮电部部长,历史把我推上了这个关口,责无旁贷地多承担了一些责任,起了主导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忘记,0941.HK上市整个工作的运作,始终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经邮电部党组集体研究共同决策,在行业同仁的辛勤参与下完成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同志,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朱同志,以及先后主管通信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同志,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同志,都对这一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国务院还在两次总理办公会上专门讨论相关问题,李同志、朱同志做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和批示。可以说上市工作是在国务院领导直接关心指导下进行的。

    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得到了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办的大力支持。境外股市操作有着非常严格规范的要求,手续十分繁杂,而央企主体海外上市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政企还未完全分开的国家命脉行业的资产推向国际市场,实现境外上市,常常需要特事特办。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国务院港澳办、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单位,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记得直到0941登记上市的前夕,我们的土地证和外经贸部的正式批准文本还未走完程序,国土资源部、外贸部的相关负责人直接打电话给境外相关机构说明情况,促成了内外工作的同步推进。特别是当时担任中国建行行长并兼任中经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很多重大问题都是我们一起深入交流、反复研究决定的。

    在邮电系统内部,当时大部分同志对“股票”和“上市”这些词都很陌生,对股市运作更是一头雾水。广东、浙江的同志也不例外。国内通信网络部分海外上市,到底如何操作?企业和员工心里都没底。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服从于香港通信主权稳定回归和全国电信企业改革这两个大局,坚决执行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的决策。我记得当时邮电部以及广东、浙江两省都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最多时抽调了3000多人。对于上市,大家其实都是两眼一抹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拿资产剥离来讲,邮电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一块过,吃的是一锅饭,现在一下子说资产要剥离分开,谈何容易。但是资本市场有明确要求,资产必须明晰。我记得当时需要办理杭州电信相关局房的产权证明,可是工作人员一查档案发现,自打新中国成立军管接收就在这了,从来没办过房地产证。没办法,只能从头补办。这样的事儿在当时屡见不鲜。

    邮电部办公厅、财务司、政法司、人事司、外事司、电信总局及驻港机构等操作层面的同志也很紧张辛劳。记得当时还流传几位同志打“波音的”往返京港两地办公的故事。那时他们一方面负责在香港与策略投资人的谈判协商,一方面还要在北京参与招股书的起草。为了兼顾两头,经常需要在香港与北京之间奔波,最忙时一周两地往返达五六次之多,基本上是早晨6点坐飞机飞到香港与策略投资人谈判,下午5点飞回北京,晚上与财务司、办公厅、政策法规司的文件起草小组汇合,一起研究推敲,逐字逐句修改招股书,遇有重要的文件和吃不准的问题,还连夜找我研究定稿,第二天继续轮回,睡觉就在飞机上。

    当时上市工作成为头等大事,前方后方的全体参与人员几乎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很多同志病了挺着,家里有孩子高考也忙得顾不上。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凌晨,省里的一位负责资产清理的女同志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看到电视正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新闻,讲到英国首相布莱尔时,惊讶地问:“英国什么时候换首相了?”家人看她像世外桃源回来的人,都哭笑不得。正是有了这群可亲可爱的邮电人,才有0941.HK的成功上市。

    实践证明,国务院和部党组的决策是正确的,通信行业员工的付出是值得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首先想向所有当年关注支持和为这只股票成功上市付出过心血的人们表示感谢。

    同时,我认为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将它载入史册,更应该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为未来通信信息业改革创新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在书稿采访中,记者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当年的这项工作紧锣密鼓、环环紧扣,在那么短的时间就办成了这项一箭三雕的大事,是不是在运作之初部里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然后再一步步地去推动的?”我说,其实不然。最初我们介入这项工作的任务和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通过入股香港电讯,把这家当时香港主要的电信运营企业稳住,进而帮助实现通信主权顺利回归香港。当然,后来在第一步棋大局已定后,我们及时果断地做出“借船出海”的抉择,也不是一时兴起的拍脑袋决策,而是建立在通信发展改革大局长期系统思考和对股市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应该说,这是一场“偶然的”遭遇战,也是一场“必然的”有准备之战。

    有句名言说得好,“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我是1993年年初从河南省委回到邮电部来担任部长一职的。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探索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当时的邮电部在发展上、改革上都面临新的机遇和巨大的压力。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日益强劲,二是电信体制改革进入了机制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一届党组成立后大家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结合邮电的实际认真思考,形成了一个面向市场、服务市场,全面进入市场,积极推进跨越发展和深入改革的思路。

    1994年,针对当时全球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成熟的机遇,我们果断决定放弃当时已经建了七八年但仍未实现规模组网并普遍亏损的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决定采用当时全球刚刚商用的GSM技术,跳过模拟移动技术,直接大规模建设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移动通信网。但是,通信网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很难实现良性发展,而要实现跨越式换代发展必须要有巨大的资金投入。一下子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移动网资金哪里来?靠高资费、高价格回收资金,不仅周期太长,而且大众市场起不来,怎么能形成规模良性发展的大势?如果降低价格,让市场“水落石出”形成规模,那么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如何解决?这是我们当时大规模启动GSM数字移动网建设后面临的一大难题。

    另外,当时推进电信改革的压力和呼声也很大、很激烈。邮电通信业被马克思称为最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具有全程全网、系统运作的天然属性和特征。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的通信几乎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的。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是政企合一、垄断经营。直到1984年,美国通过法院判决,将当时世界最大的电报电话公司AT&T强行分拆为七个地区电话公司和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后,才真正启动了全球电信改革。但是,美国的电信改革效果并不好,区域式的横向分拆,既肢解了网络的系统性,降低了社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又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局面。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通信严重落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对通信的迫切需求,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下,我国电信选择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路子,一直坚持把依靠政策加快通信发展放到邮电工作的第一位,同时在体制内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三步走”方案循序渐进地推进行业改革,并积极探索在经济核算基础上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发企业活力,推进通信业持续高速发展。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紧张局面的逐步改善,原定的邮电体制改革“三步走”的目标基本实现后,通信行业政企分开和引入竞争的课题被提到了邮电部议事日程。尤其是随着WTO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我国开放电信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大。我们那届邮电部党组成立后,大家对于邮电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已经形成共识,只是在具体按什么模式改,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当时上上下下、内内外外最流行的思路就是模仿美国模式。而且实际上当时邮电部内部也讨论过将部机关完全转换为政府,把各省邮电管理局横切为地区通信公司的方案。但是反复考虑,我们觉得简单地“横切”改革有悖通信的行业特征,很容易破坏通信网络和通信生产的系统性。这方面我们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1958年为了追求通信业的所谓“大跃进”,在上级的推动下全国邮电行业曾违背通信生产的规律,搞了一次各地通信块块大下放,结果肢解了系统性很强的通信体系,破坏了通信生产力,造成了通信质量的下降和全行业的全面亏损。到了1962年不得不又恢复邮电部条条管理的体制。不幸的是这样的体制没有坚持几年,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邮电部又一次被撤销,结果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初邮电通信十分紧张、严重落后的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电信体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我们在推进电信的改革时不能违背规律。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香港回归前一两年,全球电信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欧洲国家开始酝酿探索将原来统一经营的通信网实行纵向业务分离,并通过分别整体上市,实现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实际上,美国1994年推出了新的电信法,也调整了横向划地竞争的做法,开始鼓励跨区域兼并,在这部新电信法的推动下,美国电信市场又通过不断兼并,形成了两家大的全覆盖通信公司主导全国市场的格局。当然这是后话了。由于当时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欧洲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新苗头一出现,立即引起了我们的重视,部里很快展开了系统的考察调研。

    关于通过上市实现国企改革转制的问题,此前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化小经营核算单元,实行承包经营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些改革对于激发企业活力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涉及国家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怎么搞活一直是个难题。分散突围有的成功,有的得不偿失。怎样保持大型国有企业自身优势,又注入市场活力,也一直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实际接触香港股市功能和运作方式,并考察了德国电信整体上市模式后,我们感到股市是实现大型企业与市场接轨的理想载体。上市是转换企业机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在我们为入股香港电讯在香港设立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基本完成第一阶段使命后,很快形成了利用这个载体探索电信网络境外上市的想法。

    事物发展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在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偶然的机遇与路径把握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对国际新的动向一直密切关注和系统思考着,当遇到入股香港电讯这个偶然的事件时,我们方能及时迸发出“借船出海”、分拆移动境外上市的思路。0941.HK的成功上市是一次在系统改革思路指导下,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的科学决策,是系统思维和果断抉择结合的结果。

    抓住机遇和系统思维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推进企业改革,尤其是像电信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有系统化的思考。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改革观,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这个网络化、系统化的行业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在推进通信行业创新时,既不能盲目地横冲直撞,也不能消极地守株待兔。敢于抓机遇、善于抓机遇也十分重要。   

    作为业内人士,一般对本系统事情的思考、理解往往比行业外人士更深、更细、更系统。但是,凡是推进一项大的改革,涉及面一定很广,决策层次往往很复杂。要使社会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对原来较封闭的全国性统一运作的大系统进行一次大变革形成一致的认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当时我们去跟社会各界讨论电信改革化整为零不好,还是要纵向剥离整体转制;企业重组横切好还是纵切好,可能三年也争论不清,搞不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把握机遇大胆尝试的问题。我很欣赏一个管理学家讲的一句话:“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就用不着领导决策了,领导就是要在情况基本清楚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大方向看准后,不辩论,抓住机遇,脚踏实地地去干、去实践。

    15年,弹指一挥间。今年在我们纪念0491上市15周年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行业又面临着新的变革抉择。全球电信业正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大融合、大变革的转型期,原有意义上的电信通信,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及众多电信业务都被互联网综合信息服务业务所替代。全球的人都在互联网上遨游,在网上访友、聊天、互动,在网上展示个性和才华。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服务的时代。全球信息服务业进入了一个重新洗牌的阶段。逐步形成了以互联网服务商、IT制造商以及通信运营商为大三角的相互竞争、融合、渗透的大格局。新的挑战又呈现眼前,当然机遇也会伴随着挑战而来。这些挑战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国现有三大运营商在重新洗牌中如何胜出?

    第一,我们必须认清当前技术的走向:纳米级的微电子技术,几千亿次计算机技术,TB/S级全光纤传输网络技术,超大容量(PB级)大数据处理技术,各种更方便更灵活的软件操作和应用系统,各种能适应不同要求的智能终端系统,都在飞速发展。微电子的摩尔定律、光传输的吉尔定律不断推动ICT产业创新发展,使ICT产业链发生巨大变化,如今人们需要的不是信息系统,而是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从商店可以购买的商品,从网上可以任意下载的需求,这一变化必然引起现行电信运营商服务模式的变化,引起我们内部管理、运营结构的调整以及观念的变化。

    第二,正因为上述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即云服务模式悄然兴起。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改变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平台架构以及服务模式,使之更加集中化、智能化、服务化。电信业对互联网刚出现时给业务带来的冲击还没有回过味来,现时,更大、更强的下一代互联网的新的服务模式又再度猛烈地激荡而来。这可能预示着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云计算的普及和发展,不仅仅是信息服务模式“云化”,更重要的是网络云化、设备云化、基站碎片化和终端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光纤到户以及移动互联给现行的通信业务和服务方式带来了新的商机。我们通信运营商拥有的最大优势是有庞大的以光纤网为主体的强大网络资源,有联系在网络上的十几亿用户群,有百年服务客户的经验和能打硬仗的队伍。但也要看到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创新不足、体制运转不灵活这些短板。因此必须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第三,要勇于站在信息服务的前沿,创造性地拓展新的信息服务业。开拓以物联网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深度信息综合服务。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网络和用户资源,用新的思维和方式提供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人们需要的信息服务,尤其对满足不同人群的信息消费,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打造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地理、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变单一的通信交互为群体的视频的信息交互,以此来带动内部机制、机构的变革,迎接新的挑战。

    第四,在新一轮的挑战中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加大光纤网建设,扩大其深度与密度,加速宽带战略的实施,要充分运用我们已有的海量数据资源,进行综合分析服务并发现业务的新增长点;要引进新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模式,切实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确保信息服务的方便和优质,信息消费要透明。只有赢得客户,才能赢得企业的生存。

    15年前,我们勇敢地对资本市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进,15年后的今天,经过资本市场的洗礼、技术进步的较量和多次机构改革的考验,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我们已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让我们伸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我国信息业的美好未来。

    在此,我要感谢人民邮电报社的采编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从分散无序的资料和参与者的断断续续回忆中,抢救了一段难得的史料,客观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供业内外人士研究。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记忆过去,回首往事,更能够帮助大家总结经验,开拓进取。


    2012年10月   


(来源:人民邮电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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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19 19:43:19 (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2~6)




http://www.cnii.com.cn/index/content/2012-08/21/content_1001111.htm



          为了电信主权回归香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二                

                         2012-08-2110:25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1996年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向国务院汇报了关于大东电报局异动影响香港电信市场稳定的情况,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6年5月28日下午,李鹏总理主持会议,专门针对港澳办提出的关于大东电报局异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会同邮电部牵头推动组织一个由在港华资组成的联合财团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所持有的香港电讯股份,并提出可以考虑由中国电信参与收购少量大东电报持有的股份,以表示中央对香港电讯重组的支持。决定同时要求收购工作必须按市场规则操作。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出让香港电信主权“回归香港”的目标和要求。

1996年7月24日,在港澳办,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与鲁平就收购大东电报局持有的香港电讯股权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出了具体安排。随后港澳办向邮电部发函指出在此次收购工作中,港澳办负责总的政策协调,邮电部主要负责有关电信业务与合作方面的谈判事宜,同时提出中国建设银行通过其所属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负责商业和财务方面的操作。并要求邮电部指定一位主管司局的负责同志与港澳办共同负责准备谈判方案、组织具体谈判的工作。

根据吴基传部长的意见,邮电部党组决定委派石萃鸣同志(时任邮电部财务司司长)参与此项工作。推举石萃鸣同志参与这项工作,有几重考虑,一是,毕竟收购香港电讯股权涉及到资金管理和资本运作,作为邮电部财务专家的石萃鸣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收购加深我们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运作规律的了解,为后续中国电信海外资本运作积累经验。

至此,收购香港电讯的前期工作正式启动。

起初,为充分体现“港人治港”的思路,国务院港澳办坚持主要由香港本地公司和资金来实现收购,所以他们先后联络了几位香港很有实力的企业界人士与大东谈判。香港本土企业家希望大东可以折价转让,没料到英国人根本不把自己管治下的香港企业家放在眼里,对他们推三挡四、爱答不理。与此同时,新加坡电讯异常积极地与大东接洽,甚至提出不计代价的收购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邮电部部长吴基传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博弈,并及时给邮电部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天波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波公司),下达了两项任务:第一是电信主权不能旁落,要他们利用一切影响力牵制、稳住大东;第二是积极筹划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票,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市场的支持,稳定市场和民心。根据吴部长电信主权绝不能旁落的指示,时任天波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兆滨辗转找到了香港电讯的操作层,希望他们能够审时度势,目光放远,立足于中国电信市场的长远发展和合作,慎重考虑股权转让。就这样,折价抛售股东不答应,溢价转让香港电讯管理层不同意,大东减持香港电讯的计划暂时陷入僵局。

但僵局只是暂时的,为防止出现对香港电信业稳定发展不利的局面,必须尽快提出稳住大东电报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

1996年8月初,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再次前往港澳办,与港澳办经济司负责人张良栋、中金公司相关负责人方风雷等人就收购香港电讯有关事宜进行沟通,并就“电信关乎主权问题”的几个主要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几天后,港澳办主任鲁平再约吴基传到港澳中心又单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经过深入交流,邮电部和港澳办终于达成一致,决定以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为主体收购部分香港电讯股份。

参股香港电讯的任务明确后,为了便于操作,邮电部随即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出【1996】807号文件,提出了在香港成立中国电信(香港)公司的申请。并明确由天波公司和邮电电信总局作为出资人组建这个公司。

天波公司是当时邮电部在香港设立的窗口公司。早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确定香港回归后,邮电部就开始关注香港问题。当时,国务院明确要求各部委要积极发挥行业职能,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此同时,国家外经贸部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新思路:继续加快发展内地与香港的双边贸易,不断吸引港资投资内地建设;充分发挥香港对外融资的渠道作用,积极鼓励港商参与内地基本建设。同时,内地的部门与行业也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到香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当中,在促进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同时,促进本部门、本行业的外向型发展。如何推动香港电信事业的安全过渡和平稳发展,如何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地位为内地通信业的发展添上腾飞的翅膀,成为邮电部思索的重大问题。但是邮电部由于其特殊性始终未能获得外经贸部的相关批文。直到1993年春,外经贸部才正式批准邮电部在港设立以经贸和融资业务为主的窗口公司——天波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邮电电信总局是根据国务院关于邮电部改革的“三定”方案于1995年4月在国家工商行政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简称“中国电信”。考虑到电信网络“全程全网”的特点,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对全国通信网络的运营担负有重要的管理和协调作用。电信总局出资参股,对于公司业务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考虑到天波公司是邮电部长期以来在港的“窗口公司”,为便于提高指挥操作效率,邮电部决定将天波(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电信(香港)公司的控股股东,占有51%的股权;同时,放眼长远,安排已经进行法人登记并开始企业化运作的中国邮电总局持有中国电信(香港)公司49%的股权。这样一来,邮电部实际上通过两个所属实体实现了对公司100%控股。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研究并与国务院港澳办会商后,于1996年9月5日正式向邮电部发出回复,原则同意邮电部所属中国邮电总局与天波公司在港合资设立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而对中国电信(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则严谨地表述为“适当参与经营香港地区的通信业务”。

1996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成立,由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总局长高惠刚兼任董事长,天波公司副总经理陈兆滨任总经理。





为完成国务院关于香港电信主权“回归香港”的目标和要求,港澳办与邮电部已就具体实施方案达成了一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业已成立,似乎万事俱备,然而,向谁收购?如何收购?“股权转让”的东风到底何时才会吹来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08/24/content_1002153.htm


          为了电信主权回归香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三        
        

                   2012-08-2410:30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1996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成立,其最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邮电部收购香港电讯的部分股权,并通过参股派人进入香港电讯的董事会。然而有人想买,必得有人想卖。到底该向谁收购呢?这是完成收购任务的第一步。


    光大收购中信泰富持有的7.74%

    1997年年初,邮电部得到消息,中信泰富拟出售其持有的香港电讯8%的股权。1997年2月27日,港澳办鲁平出面会晤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先生,荣智健告知中信泰富由于收购中华电力,继续筹措资金,拟出售其持有的香港电讯8%的股权,新加坡电讯有意收购。鲁平当即明确表示在未得到国务院批准前,这8%的股权不能动,要卖,也不能卖给外国公司。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综合型控股公司,其前身为泰富发展有限公司。1986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卖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持有泰富64.7%的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而中信(香港)掌门人荣智健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后来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中信香港和中信泰富两家原本持有香港电讯20%的股权,后来经多次转让,到1996年,中信香港已经全部出让其所持股权,中信泰富所持部分也已经降至8%。根据以上情况,邮电部和港澳办判断无论站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纯商业角度,中信泰富都会配合股权收购。

    根据香港电讯的章程,要想在董事会中拥有一个董事席位,必须持有13%的股份。根据形势判断,邮电部领导层就香港电讯股权回购渠道问题形成了统一意见,决定从三方面收购香港电讯的股权:一是从荣智健执掌的中信泰富收购8%的股权,二是从二级市场购买大约2%的股权,三是直接向英国大东电报局收购3%的股权。

    经请示国务院批准,港澳办及邮电部会商中信泰富和光大集团同意,决定由光大集团出面购买中信泰富持有的香港电讯的股权。光大集团是国家1983年在香港创办的以金融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由它出面购买香港电讯的股票可以因为其中资国企的性质彰显我国政府对香港经济的信心与支持。

    1997年5月9日,光大出面和中信泰富在深圳签订了购股协议,当时每股市价12.62元港币,共9亿多股,占香港电讯股份7.74%,总金额为113.99亿元港币。此次通过光大收购中信泰富所持香港电讯的股权,完成了解决香港电讯股权问题的重要一步。首先是消除了严重影响香港电讯股权谈判中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收购成本较低,购买价折让比例较大,即使从财务投资的角度看也比较合算。“首轮收购”在资本市场和舆论引起的反映均比较正面,普遍认为光大购股反映了中国国家资本进入,表明对香港电讯在内的公用事业的支持。香港电讯股价也有所上升,反映了投资者对中资进入的信心。

    事后,光大集团又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这是后话。


    与大东一波三折的谈判

    相比收购中信泰富持有的香港电讯股票,与大东直接购股的谈判之路却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1996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和中金公司就专门组成了香港电讯问题谈判小组。谈判小组组长由时任邮电部财务司司长石萃鸣[后来出任天波公司总经理并接高惠刚任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董事长一职]担任。时任天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总经理的陈兆滨任副组长,还有一位副组长则是于1997年8月出任天波公司副总经理,后来担任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现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李平。中金公司的代表方风雷也参与协助谈判。

    1996年11月份,邮电部和港澳办通知大东前后两任主席——斯密斯和布朗,请他们到北京会谈,表达了“为了保证香港回归和顺利交接,希望大东不要采取不利于香港回归过渡和稳定的措施”的意见。大东明确表示抛售不是缺钱,非常希望能够未来与中国电信合作,希望能够就股权转让和下一步的合作进行正式的谈判。

    “谈判小组”从1996年11月开始与大东电报局进行股权转让的正式谈判。天波公司与大东的谈判都是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的“第三地”进行,时而英国,时而荷兰,时而泰国……平均半个月出国一次的频率。然而,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大东一直不愿意放弃对香港电讯的控制权,并把这次收购当做难得的救命稻草,对于购买价格也始终不松口。大东不仅要卖个好价钱,还提出了非分的转让条件——让我方承诺大东拥有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未来的股权,甚至承诺允许大东公司今后可以优先进入中国电信市场。

    光大出面议定收购中信泰富所持香港电讯7.74%股权的举措增强了我方的谈判地位,也使大东看到了与中国电信合作的商业前景,从而使处于胶着的谈判出现转机。1997年4月下旬,第六轮谈判在海南进行,我方提出了分步收购香港电讯的方案,最终大东终于同意转让5.5%的香港电讯股权。

    然而就在谈判即将柳暗花明的时候,大东又突然反水,以香港电讯目前持有大量现金为由,拟进行股票回购,若果真如此,香港电讯将支出近150亿港币现金,大东则会因此套现约90亿港币。如果进行回购,不仅将影响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与大东的谈判,甚至可能造成回归前夕英资蓝筹股变现抽资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6月初,为打破谈判僵局,在谈判组的请求下,吴基传答应亲自见一见布朗,争取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七轮谈判。

    *      *      *

    谈判是双方实力和心理的博弈,向来都不是轻松的事,与大东直接购股的谈判之路已经一波三折,这即将到来的第七次谈判能否顺利进行呢?这之后到底又会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




http://www.c114.net/news/118/a743160.html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4):空口无凭,立据为证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1997年6月4日,大东总裁布朗应邀来京。闻听中国邮电部部长要与自己面谈,布朗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他十分珍惜这次会面,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利好。布朗抵京后一方面急于尽快见到吴基传部长,一方面却在与操作层的谈判中出尔反尔,单方面提出减少出让股权的份额,此举意在把中国电信(香港)的参股总额压在13%以下,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抵制中方代表进入董事会。

鉴于布朗的出尔反尔,吴基传部长指示谈判小组务必要同布朗谈出一个明确的结果再见面。布朗无奈,只好安心继续谈判。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中金公司的代表与布朗进行了持续48个小时的谈判,为了打破沉闷的局面,双方半夜一起到中山公园夜谈,一边散步,一边讨价还价,但仍然没有结果。


会见之路

1997年6月6日,布朗再次提出要见吴部长,时间初定于当天上午10点。会见前,吴部长问负责谈判的石萃鸣、陈兆滨等人:“你们的谈判有结果没有?”答曰没有,吴部长说:“没有结果我先不见。今天机会来了,只要他进了邮电部的大门,谈判就一定能够成功,谈不成我不见他,他也回不去!”吴基传又嘱咐陈兆滨,说上午有要事,谈判没有结果就不要来打扰。

吴基传所说的“要事”是与一位重要的合作伙伴会谈,他就是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兼中金公司董事长,现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上世纪80年代末,王岐山便投身金融行业,1994年起,王岐山出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改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在明确收购香港电讯股权的任务后,中国建设银行所属的中金公司负责此次收购的商业和财务方面的工作。因此,王岐山与吴基传在这段时间经常一起议事。

那天,两人在邮电部主楼二楼的会议室里会谈,天波公司及中金公司的工作人员则与布朗在邮电部前院西侧贵宾楼外宾会见室里继续谈判。一直到了上午11点,满腹狐疑的布朗催促陈兆滨:“吴部长什么时间见我?”陈兆滨一脸严肃地看着这位谈判以来十分难缠的对手郑重地说:“布朗先生,现在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谈判没有进展,而且原本贵方已经同意转让5.5%的股份却又突然反悔,我们没办法跟吴部长汇报。你看,你专程从英国飞到北京,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结论,你也会很没有面子,我们也不好向领导交代。我们的谈判也有半年多了,合作是肯定的,没有退路。但转让多少股权,如何交接,你要尽快决断,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布朗一听也着急了,说:“是呀,如果这次来北京见不到吴部长,总部会责怪我的。”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布朗一看这阵势,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可能想到了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时的尴尬情形。“主权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现在虽然不是谈国家主权,但是涉及电信主权也一样不容商量。布朗意识到已经到了该让步的时刻了。时过正午,布朗终于同意了中国电信(香港)公司的两项要求:一、转让香港电讯5.5%的股权。二、允许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派驻董事一名。

当谈判人员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吴基传时,吴基传十分谨慎,鉴于当时的中英关系以及英国政府在很多事务上的做法,加上此次布朗的出尔反尔,吴基传告诉中方代表说:“空口无凭,立据为证,让布朗写下来。”于是布朗当即草拟了协议。


水落石出

双方协议草案签订落笔的那一刻,吴基传适时地出现在外宾接待室会见布朗先生。吴基传高度评价了双方的合作,说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更加美好的合作前景还在后头。当时双方还没有确定最终的成交价格,谈判小组提出12.4元/股,布朗坚持12.8元/股。听了谈判人员的情况汇报,吴部长很大度地说:“布朗先生,今天转让价格就不谈了,在已经谈妥的范围内,你说个价,就按你说的办。”吴部长把皮球踢给了布朗,布朗一时倒没了主意,他不知道吴部长是真心要让价,还是要检验一下他们的诚意。为难的布朗没有出价而是再次把皮球推回给了吴基传,还是要吴部长出价。吴基传坚决地说:“我不说,你说,价格问题我不和你谈。”现场气氛看似轻松,其实已经接近凝固。吴基传不愿意谈价格,布朗不敢提价格。最终,中金公司的谈判代表方风雷取了个中间价,提出每股按12.6元购买。经过几轮推挡的布朗最终点头同意了。

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终于落下了帷幕,当晚,邮电部“购买大东在香港电讯股份的协议”正式签字,协议约定:

1. 第一阶段,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向大东收购香港电讯5.5%的股权,即6.44亿股,总金额为11.85亿美元,在45天内完成交割。第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已签署正式协议。

2. 第二阶段,中国电信(香港)公司进一步收购其所持有的香港电讯的股权,以实现双方股权平衡;第二阶段出让的价格将以第一阶段的价格为基准,并根据香港电讯的营运业绩和恒生指数的变动情况进行调整。

3. 大东承诺,在第二阶段完成之前不向任何非中国的实体出让大东持有的香港电讯的股票;并承诺如大东的控股权发生变化,事先与中国电信进行磋商。

4. 大东将对香港电讯董事局施加影响以推迟回购。协议公布后,6月6日香港电讯股价上涨11.1%,收市价19港币,达到历史最高点。大东收市价5.71英镑,上涨6.6%,为1996年4月以来最高点。

香港电讯部分股权的转移,实现了把香港电讯的控制权从英国大东转回香港的第一步。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防止香港电讯国际化的既定目标终于达成,为香港的电信主权最终顺利回归香港、为维护香港电信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通过收购香港电讯的股权以及进行银团贷款融资,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后续上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收购香港电讯股权、维护香港稳定、实现电信主权回归香港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这一切跟0941.HK的上市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的中国电信业正陷入深化国企改革以及WTO入世双重重压之下,开放市场、降低资费、消除垄断、政企分开等要求接踵而来,中国电信业这盘胶着的棋局又该如何解开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09/12/content_1006639.htm


          为深化国企改革探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五                

                            2012-09-1213:46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改革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邮电行业面临着供不应求、严重短缺的主要矛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邮电部始终咬住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放松,选择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路子。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邮电部“三定”方案,明确了邮电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三步走”战略。1995年4月,在电信大发展局面基本形成的情况下,邮电部电信总局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的名义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了企业法人登记。1996年,电信总局和邮政总局同时搬出了邮电部机关大院,“中国电信”作为一个单独核算的企业法人在市场运行,标志着邮电部政企职责进一步分开。至此,我国电信改革的第二步收官。接下来,改革的第三步——政企分开、企业转制到底该怎么走?


    “三步走”思路的确定

    改革开放初期,邮电通信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发展十分落后。那时全球每百人拥有电话数已经超过11%。而我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0.38%,即一百人拥有不到半部电话,还不及一些非洲国家。当时邮电通信业的发展环境缺资金、缺技术,乃至缺乏对发展邮电通信的认知和理解。1979年4月1日,被喻为中国邮电系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十七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通信为中心的邮电发展方针,提出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会后,邮电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1979年6月28日,国务院以国发[79] 165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报告中明确了对邮电实行邮电部和省、市、区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的管理;第一次明确了邮电通信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必须优先发展;第一次明确了要尽快改变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面貌,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些思想为以后的邮电政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理顺邮电管理体制,给即将来临的邮电大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1982年,中G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并强调要“大力加强”邮电通信工作。这对于进入改革开放大发展历史时期的中国邮电通信具有重大意义。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电信部门的努力,电信需求的压力得到很大缓解。在电信加速发展局面打开后,邮电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被提上日程。

    实际上,此前关于中国邮电体制改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1988年年初,在杨泰芳部长的主持下,邮电部提出了全国邮电改革“三步走”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该方案明确提出了邮电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邮电工业、物资、邮票发行等管理机构完全实行政企分开,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第二步,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实现独立,进行企业法人登记,邮政、电信专业分别核算,内部政企职责分开;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全国从上至下实现政企分开和邮政、电信分营。


    “第三步”提上日程

    到1988年下半年,第一步改革目标基本实现。1995年4月,邮电部电信总局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简称“中国电信”)的名义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企业法人登记。1996年,电信总局和邮政总局同时搬出了邮电部机关大院,迈开了邮政、电信专业管理独立运行的步伐。“中国电信”作为一个单独核算的企业法人的形成,标志着邮电部政企职责进一步分开,为下一步深化电信改革打下了基础。至此,我国电信改革的第二步收官。随之,改革的第三步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段时间内,刚刚成立的中国联通也正式进入市场。但由于政企分开做得不彻底,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经营与竞争机制,社会对邮电的压力由发展的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压力。

    同年,我国开始“入世”谈判。根据WTO的相关规定,WTO的135个成员中有37个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其中,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国家是WTO的主要成员,在WTO中占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在电信方面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其中就包括要求中国方面建立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完成电信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彻底分离;对外国电信服务者给予国民待遇;向国内和国际公司开放竞争的分阶段的时间表。

    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第三步电信改革方案必须加快出台。

    然而,一方面电信业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等重要领域的信息网络及公众通信网络的安全问题,电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必须与产业发展的进程紧密结合,以符合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国内电信市场进一步打破垄断,实行企业化经营。另一方面,电信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政策、产业特征、与其他行业相协调等方方面面。因此,如何推进改革,既能给电信注入活力又能保持系统的完整性,成为我国迈出电信改革第三步所要面临的重大难题。


*       *       *
    内有政企分开、电信改革的压力,外有打破垄断、开放竞争的要求,电信体制改革的“第三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一方面涉及国家信息和网络的安全,另一方面关系到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电信体制改革能否经受住这“两难”的考验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




http://www.cnii.com.cn/ds/content/2012-09/21/content_1009017.htm


          为深化国企改革探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六        
        
                                     2012-09-2116:05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电信体制改革的难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0941上市前后,从美国到欧洲,都被这一世界性难题所困扰。全世界都在探索电信市场改革的良方。


世界性的难题

电信体制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全程全网的生产特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电信管理体制都和中国一样,实行政府直接管理下的统一经营。

发达国家电信市场改革最早发端于美国。1984年,美国发布《反垄断法》,率先打破电信垄断,强行将世界最大的电报电话公司——AT&T一分为八,即一个全国长途电信公司和七个地区性电话公司,从而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电信业改革。然而,这种按地域横切为主的改革并没能给美国电信业带来持续的繁荣。AT&T解体刺激了美国电信市场特别是长途和国际业务方面的竞争。但是由于电信业具有规模经济和全程全网的特点,被强行分拆的电信公司业务的系统性被打破,割据限制了电信业务的发展。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强行拆分的弊端开始逐步显露,七家独立运营的公司被迫又合并成四家新的公司,其中西南贝尔公司成为横贯美国东北、南部与西南的超级地方电信公司,结果分区竞争变成了分区垄断,有效竞争没形成,新的垄断又在回升。更为严重的是,长话与市话的分离变成了分业垄断,长话与市话不准互相进入,为以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进及综合信息网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曾经的世界500强之首,引领美国电信领先世界100年的AT&T,从此不复当年的风光。

美国电信体制改革的艰难引发了欧洲关于电信体制改革的另类思考。

德国邮电部门自1989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改革,第一步即邮电分设、政企分开:将德国邮电部所管辖的邮政总局改建为三个各自独立的企业——邮政银行、邮政局、电信公司。由此,德国电信从一个国家行政部门变为政企分开、独立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贴近顾客的国有企业。从1995年1月1日开始,德国开始推行第二阶段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把上述三个国有企业逐步变为控股公司——德国邮政银行股份公司、德国电信股份公司、德国邮政公司,同时决定将邮电业务逐步向国内外开放。在此基础上,自1996年开始,德国电信开始探索通过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资的方式来解决电信业发展和改革的问题。

英国、法国的具体做法和步骤虽然各有特色,但在保持原有主体电信的网络和经营的“纵向”完整性方面均与德国相似。英国政府在电信改革中也放弃了美国的强行横切模式,一方面全面开放了电信市场;另一方面保持了主体电信企业BT的基础电信网的纵向完整性。法国的电信改革则基本与中国电信改革的第三步同步,在1996年其电信法出台后,随后开始进行股份私有化转制。


数度考察理思路

欧美大国电信改革的新动向引起了吴基传部长的高度关注。作为通信行业的专家型领导,1990年吴基传从邮电部副部长一职调任中G河南省委副书记,于1993年回到邮电部出任部长。几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使他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改革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知道慎重选择电信体制改革的道路对于电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邮电部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电信体制已无法适应新经济的需要,改革与创新是大势所趋,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加快电信体制改革的步伐。

为此,邮电部先后派出多个学者专家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学习。

吴基传部长首先率团专程赴美国考察,深入了解了AT&T解体后各个公司的运营情况,深感美国模式明显欠缺。

1996年夏,吴基传部长带领电信政务司司长葛雷、国家邮政总局局长盛名环、外事司司长赵新通等一行赴欧洲考察,重点研习德国的电信法规、监管政策,尤其对各公司的运营模式、融资模式、股东利益等做了深入了解。

实地考察让邮电部对“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两个改革模式差异的关键是前者采取按地域划分进行 “横切方式”的拆分,后者采取按业务划分的“纵切上市方式”。邮电部对于如何改制和切分系统的天平逐渐向欧洲模式倾斜。因为欧洲的“纵切方式”既适应通信网络化全程全网的特点,又避免了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垄断。基于科学的分析,邮电部最终决定借鉴欧洲“纵切模式”来进行中国电信业的体制改革。

在确定了采用欧洲“纵切模式”之后,吴基传又开始酝酿一个更大胆的构想——能否借鉴德国电信正在酝酿的最新探索,将部分电信业务和网络纵向剥离出来,通过“上市”来为陷入改革和发展纠结的中国电信业打开一个突破口,既能够为电信业发展募集资金,又能借机把电信企业推上国际市场的舞台接受检验,还可以通过全程全网的纵切剥离注入真正的企业机制。

吴基传十分欣赏管理学上的一个理论——“做领导的就是要在事情的趋势显现,而操作方法模糊不清的时候,敢于拍板,敢于决策。”当这一想法在头脑中朦朦胧胧形成后,吴基传随即开始悄悄地排兵布阵:1996年8月,派邮电经济专家、财务司司长石萃鸣参与香港电讯的收购;1996年9月,吴基传到布里斯班参加APEC第二次电信部长会议,特意带上时任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后来成为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的李平和中金公司的代表一同前往。然而,在当时这一想法还不成熟,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吴基传和当时的邮电部对于海外上市的想法还不清晰,因此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每一步的行动和盘托出,即便是对石萃鸣、陈兆滨、李平、方风雷等直接参与前期探路的几个人,吴基传也都是单线沟通,点到为止。


* * *
经过对欧美电信市场的实地考察,邮电部对破解国内电信体制改革“第三步”难题的方法日渐清晰,“海外上市”的思路也透过体制改革的薄雾透出一丝光亮。上市思路何时最终成形?拨云见日的一股东风如何吹开迷雾?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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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 发表于 2016-3-19 21:47:00 (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7~12)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09/28/content_1010361.htm


          为深化国企改革探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七                

                            2012-09-2810:18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收购香港电讯股权,有力地保障了香港电信业的稳定,圆满完成了政治使命,但是却让邮电部背上了数百亿港元的债务。“如何偿还这些债务”的问题,引出了别开生面的转制契机。


    200亿港元贷款的考验

    从1996年5月开始到199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务院港澳办、中国建设银行的支持和配合下,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先从光大集团手中转购了中信泰富所持有的香港电讯7.74%的股权,而后又从英国大东手中收购了香港电讯5.5%的股权,两项收购总金额高达200多亿港元,其中从光大集团手中收购的股权总价款为113.99亿港元,从英国大东收购的股权总价款为91.77亿港元。为了配合这两项收购,中国建行和中金公司协助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分别安排了总额为10.5亿美元、期限为1年的银团贷款和总额为8.6亿美元、期限为一年的银团贷款。要知道,200亿港元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内电信业一年的收入总额,高昂的贷款该如何偿还呢?

    当时担任中国电信(香港)公司总经理的陈兆滨怀着忐忑的心情给远在北京的吴基传部长打了一个电话:“部长,贷款已经落实了,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贷款还不上怎么办?”电话那端传来吴基传低沉而坚定的回答:“早想过了,我先撤了你,然后我辞职!”为了香港电信主权回归香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位邮电部部长早已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当然,吴基传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在义无反顾地堵死自己后路的同时, 已在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出路了。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一个尚不明晰的思路。


    债务牵出转制契机

    远在香港的陈兆滨不放心,他借到吴基传部长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之机,试探地提起了一个话题。他谈到,天波公司从1993年开始,一共为国内电信建设筹集了1.7亿美元,但是这点资金对于国内建设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即便如此,这些钱还是他们想尽了办法,注册了将近24个公司,左右腾挪凑出来的。为了能够合法地拿到一份批文,筹集一笔资金,要出具大量的材料,有时候光签名就要签上一整天。吴部长何尝不知道天波公司筹集资金的难度,听着陈兆滨的诉苦频频点头。陈兆滨看到部长为此动容,便将憋在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要想筹集到更大规模的资金,可以走上市‘圈钱’的路子。如果邮电部能够给天波公司注入一定的业务资产,比如10个亿,凭我这些年对香港资本市场的了解,我就能通过上市筹集到100亿元以上的资金用于国内建设”。吴基传听后没有急着答复陈兆滨,而是要他在第二天部党组会上把这个想法再做一次汇报。

    第二天,在部党组会上,吴部长给陈兆滨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陈兆滨再次陈述了他的设想,但他的“故事”并没能打动大部分党组成员,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会议室对面的电报大楼正午12点的钟声敲响。“操作难度大、不现实”成了会议的多数声音。此时,吴基传也未作任何表态,似乎这个结果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

    陈兆滨悻悻地离开了办公室,刚刚走出邮电部大门,就接到了吴基传的电话,他约陈兆滨当晚单独谈谈。

    当晚,陈兆滨一坐下就慷慨激昂地再次请缨“天波上市”。三年的香港工作经历让他认识到资本运作的重要,也体会到筹措资金的难度。“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部长。邮电要发展离不开钱,上市是最有效的筹钱方法”。这时,吴基传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陈,你想得还是浅啊。筹钱是重要,但是当下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一条通过上市引入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路子,去实现传统电信企业的脱胎换骨。”随后他谈了自己关于上市和改革的系统思考。若干年后,当陈兆滨回想起这一幕,对比着中国电信业在上市后的跨越发展,才真正体会了吴基传部长的深谋远虑。面对上市,他当时想到的只是资金,只是上市圈钱,而吴基传谋划的却是要利用上市的契机,用上市的手段深入推动国内邮电体制改革、政企分离、企业转制并逐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大棋局。

    一年后的1997年8月12日,当上市筹备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吴基传在给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作报告时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更清晰地展露了吴基传当时的系统思考:“论条件、论短期效益,我们没必要上市,但是香港电信主权稳定回归和全国电信企业改革这两个大局需要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作。股份制上市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不只是融资,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电信(香港)海外上市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对于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1996年的这个夏天,部党组没有通过陈兆滨提出的“天波上市圈钱方案”,但是吴基传渐渐形成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中国电信海外上市。他叮嘱陈兆滨,目前这个方案还不成熟,但是这个方向可以继续探索,他让陈兆滨回到香港后积极地联络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机构的同志一同加以探讨。

    回到香港后,陈兆滨第一时间与时任港澳办经济司司长的张良栋、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的刘志强以及中国建设银行所属旨在开拓海外上市业务的中金公司的方风雷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了一次会,当陈兆滨把吴部长的想法说出来后,方风雷兴奋地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此,在当时香港特定的条件下,陈兆滨和张良栋、刘志强、方风雷四个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研讨沟通推进电信香港上市的问题。


    * * *
    20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部分股权,稳定了香港电信市场,也让资金本不宽裕的中国电信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正所谓福祸相依,世事轮回,这让人头疼的200亿港元的贷款却让海外上市的构想日渐清晰而坚定。然而,当时邮电部和中国电信对资本市场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第一次吃螃蟹到底要从何下嘴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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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化国企改革探路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八                
                         2012-10-1610:23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取经归来绘蓝图

    1996年初冬,吴基传收到一份美国高盛投行转来的请柬,内容是邀请中国邮电部派员出席德国电信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上市仪式,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深感这是一次难得的考察和学习机会。此前,德国电信也是作为政企不分的邮电部所属的组成部分,在体制改革上德国电信采用将电信主体部分整体剥离上市的方法实现了电信企业的改制。吴基传当时就觉得他们的经验可能对中国电信企业改革模式的选择有借鉴意义。

    随即,吴基传在邀请函上写了批示,点名让当时已经开始参与香港电讯股票收购谈判的石萃鸣、陈兆滨、李平代表邮电部去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上市仪式,实地考察取经。这三个人后来分别成为上市后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1996年11月14日,中国邮电部特别观察团踏上了前往德国参加德国电信上市仪式的观摩之旅。

    1996年11月18日,德国电信举行了隆重的上市仪式,公司股票分别在法兰克福、纽约和东京挂牌交易,公司控股74%,26%的股份转入民间机构和私人,上市共集资207亿马克,约合137亿美元,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市集资。德国民众踊跃购买了三分之二的出售股份,一改德国人重视债券和房地产、轻视股票的传统。这笔巨款,使德国电信980亿马克净负债的资产结构大为改观,关键是通过上市使德国电信在运作机制上实现了市场化。

    回国后,天波公司特约著名经济学家王小强撰写了《德国电信上市的启示》的专题分析文章,刊登在专供高层领导阅读的刊物上,为中国电信的上市做了舆论准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电信企业兼并重组是世界大趋势,中国电信要想在改革中做大做强,也必须面向世界,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参与到世界通信竞争中去。走海外上市虽然是一招“险棋”,但却顺应了国际通信业的发展潮流,既可以解决融资问题,更能让企业引入规范的公司管理机制,运作规范,前景光明。

    此时,吴基传心中已是豁然开朗,上市的蓝图已经铺展开来。


    三亚会议定思路

    然而,设想容易,实现设想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无论收购股权、资产海外上市,还是参与境外电信运营,此前国内并无先例可循。另外,当时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外资不得参与国内的通信经营,收购外资股权也好,外资参股国内电信经营也好,统统视为是雷区,这些必须要上报国务院批准。而上报国务院之前,首先邮电部内部要达成共识。

    为此, 1996年年底,邮电部在三亚举办了全国邮电管理局长及相关财务人员关于上市融资的研讨会,邀请了国际知名投行介绍海外上市融资的有关情况。各地管理局长和大部分相关人员都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到关于“上市”的话题。通过会上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大家对什么是“上市”,为什么要上市有了统一的认识。邮电部党组成员最后一致认为,先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权,进而海外上市,是中国电信实现资本运作,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但是,关于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如何上市,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看法。

    1984年10月,中G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市在当时虽然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但具体到操作,所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哪里上市。国内上市?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电信业,动辄需要数百亿、上千亿规模的融资,这无疑会对刚出生不久的中国股市造成严重影响,况且当时国内资本市场的体量有限,如此大的融资规模显然是国内资本市场无法承受的。海外上市?充裕的国际资本无疑对迫切需要资金的中国电信业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但这么大的中央国有企业主体在海外上市,此前还没有先例。而海外上市又存在上市地点的选择问题,是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还是东京?是上主板市场还是创业板市场?以及采取哪种形式,如借壳上市、存托凭证上市、IPO等中的哪一种。

    在经过认真分析后,邮电部最终决定采取红筹股形式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主板市场上市。

为什么要以红筹股的形式上市呢?邮电部的考虑是如果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公司还是内地公司,除了融资方面的作用外,无法融入国际市场,实现经营管理的飞跃。而以红筹股的形式上市,就必须在香港注册成立一个“壳公司”,反向收购内地母公司资产,实现整体上市。这样,作为一个境外注册的公司,无论是公司治理结构还是运营管理,都容易与海外公司“打成一片”,所瞄准的竞争对手再不仅仅是国内的公司,而是世界一流的通信运营公司。另外,香港资本市场成熟,联交所对上市公司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企业上市后能够更为迅捷地进行第二次融资及后续融资;上市企业可灵活利用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多种金融融资工具进行筹资;上市企业可按规定设计和执行管理层及员工的激励机制,从而加强公司对员工的吸引力,并获得适合公司发展所需的高级人才;同时也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企业在上市前及上市后更容易引进策略投资者及合作伙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证监会宣布不再就这种上市方式出具“无异议函”后,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上市的项目只需接受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审查,从而可以大大缩短上市时间。

    1997年3月5日,邮电部和国务院港澳办在共同签发的文件中,向国务院汇报了关于中国电信(香港)境外上市的建议和思考。很快,这个“创意”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认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以及红筹股上市的需求,1997年3月21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电信(香港)公司随后更名为中国电信(香港)集团,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电信(香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国电信(香港)集团能始终作为邮电部全资控股的公司发挥作用,此外也便于今后资产的注入及业务发展和人员控制。5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获得了上市“准生证”,为后续上市铺平了道路,也正式拉开了中国电信业深入体制改革的进程。


    *      *      *
    一个由稳定香港举措引发的、涉及中国电信体制改革全局的全新的大改革思路终于浮出水面。然而,上市公司就是一个壳,中国电信(香港)这个壳里面到底该装点什么呢?境外上市,就是要把企业拉到国际资本市场去评判,业绩和赢利能力是赢得股东的关键要素。中国电信当时最需要借市发展的业务是什么?最让人信服的资产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作者:范学东 李静)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10/26/content_1015093.htm


          为实现移动跳跃发展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九                

                            2012-10-26 13:23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确定优质资产上市目标

    到底哪一部分业务上市既有发展需求,又易于运作,还有发展潜力,经得起资本市场的考验,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目标呢?早在有了上市的念头时,邮电部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先后提出过几种方案。

    最初,邮电部考虑可以将寻呼或卫星业务在国内上市。自1993年8月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决定将无线电寻呼业务开放以后,国内的寻呼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为了适应公平竞争的需要,邮电部此前已要求寻呼业务单独核算,如果首先拆分上市,运作起来比较容易。而我国的卫星通信当时已经经过20年的独立运作发展,资产也相对清晰。然而,当时的国内股市体量太小,即便是寻呼和卫星业务的融资规模也很难满足,国内上市之路难以走通,这个思路遂被搁置。

    后来,邮电部党组在研究选择境外上市板块时,最先曾考虑将属于中广卫公司的卫星通信业务在境外上市,并安排卫星公司的总经理周泽和兼任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但是放到海外市场度量当时卫星通信又显得资产规模偏小,业务成长性差,拿它来上市,投资者恐怕很难买账。于是,有人再次提议让无线寻呼在香港整体上市。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无线寻呼发展最火暴的时期,尚可称之为一块赢利能力可圈可点的完整业务。但是无线寻呼方案也没有通过,因为有人提出,从通信技术的走向来看,无线寻呼再怎么火,也只是个过渡技术,一旦移动通信有了大范围的普及,无线寻呼终有寿终正寝之时。寻呼业务的生命力不长久,到了资本市场上,恐怕不会受到热烈追捧。

    固定电话、长途通信在当时是我国电信市场的主体,但是这两项资产运作起来需要大费周折,要实现资产的完整剥离也非一朝一夕之间。讨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到了“移动通信”四个字。当时,移动通信在全球诞生还不到二十年,进入中国也只有十年。然而,随着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进步,移动通信应用市场的发展潜力不容忽视,短短的十年,全国用户就突破了一千万,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一定会深受广大投资者热烈追捧。

    “移动通信”境外上市的提议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吴基传部长归纳党组同志的意见,最后决定:“上移动通信。”

    移动通信跳跃发展的需要

    我国最初引入移动通信网络的主要目的是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满足广东当时“三来一补”企业一部分人的通信需求以及党政军紧急通信需求。当时的网络规模很小,投资建设和运维的成本很高,动辄万元的“大哥大”和6000元的入网费让用户望而却步,而电信局经营“大哥大”的业务也是亏本的。不只是在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移动通信并没有大规模发展与普及,移动电话仍然是少数人享有的“豪华通信”。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格局确立,市场经济的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吹活了中国经济,也带动了信息的快速流动,萌动了新一轮移动通信的需求。1993年,吴基传出任邮电部部长,面对移动通信发展缓慢的现实与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存在的巨大落差,他敏锐地意识到长期“以我为主”的邮电系统在市场经济的洪流面前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对于加快通信发展,特别是采用新的通信手段迅速改变落后的通信面貌还缺乏必要的紧迫感。而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随后,吴基传深入东莞、番禺、珠海、揭阳、汕头、深圳和粤北的梅州等地调研,深入了解了移动电话发展的问题和困境。

    在调查中,广东移动汇报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引起了吴基传部长的关注。1993年元旦,广东移动考虑到移动电话发展过慢,为了实现首季开门红,将入网费由6000元降到了3000元,放开了自带机入网业务,并与手机经销商协商,联手对手机价格也作了相应调整。出乎意料的是,用户的消费热情一下被激发出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近万户用户,是过去一年的总和。到1993年6月底,广东移动的交换容量饱和,再次扩容,然而用户依然拿着现金排大队。面对这一情况,广东移动联合各方反复探讨后认为不是移动电话没有市场,而是定位有问题。通过在广东的深入调研,吴基传明白了移动通信进入中国六年却没有得以飞速发展的症结所在——高高在上的门槛将广大百姓拒之门外,也必将阻碍自身的发展。

    广东调研之后,邮电部随即召开了研究移动通信发展走向的重要会议。会议明确提出“移动电话不是固定电话的补充,而是通信的重要手段之一”。会议同时决定尽快筹备成立移动通信局,将移动通信经营管理独立出来,实行专业化经营,变以前的块块思路为条块结合。结合当时移动通信发展中网络覆盖不足、漫游难等问题,会议通过了三项举措:一、集中力量加强移动网络建设,对移动通信需求突出的热点地带实现网络无缝覆盖,用优质的网络为规模启动市场创造条件。二、及时引入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逐步淘汰模拟移动通信,实现全网自动漫游。三、积极研究符合市场规律的业务发展模式,降低使用“门槛”,让广大百姓用得起移动电话。

    1994年10月,我国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省开通,容量为5万门,人们手上的“大砖头”首次变成了小巧玲珑的手机。然而,要发展,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大规模网络覆盖的问题。1997年,我国移动电话经过10年的发展,累计用户总数刚刚突破1000万,邮电部就提出“沿江、沿海、沿路”全覆盖的数字移动通信网络这一高瞻远瞩的决定。但是对于刚刚起步的运营商而言,建设如此庞大的网络需要大量资金,大规模建网资金短缺的困境极大地阻碍了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

    通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大规模大产出,小规模没产出”,要实现移动通信的普及,就必须要以规模化的思路谋发展。蓬勃发展的移动通信事业需要大量资金。而海外上市,通过将发展潜力巨大的移动通信资产海外上市融资来解决网络建设资金,无疑是解决移动通信大发展现实之需的上佳途径。

    *      *      *
    “移动通信”境外上市的提议得到了邮电部党组成员的普遍认同,吴基传部长最后总结确定:“上移动通信。”那么,是把移动通信整体上市,还是分步实施,把一部分移动通信资产先行上市呢?新的课题又摆在面前。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b/content/2012-11/09/content_1017926.htm


          为实现移动跳跃发展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十                

           2012-11-09  10:32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逆市而上?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确定上市主体


    直到1997年,我国移动通信总体仍是采取条块结合的方式,大部分省份的移动通信依然归口各地邮电管理局统一管理,要实现全国所有移动通信资产的有效剥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性特征明显,各地移动通信发展严重不平衡,盲目将移动通信整体上市,资产净值的评估也会受到影响,必然拉低股价,极大地降低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鉴于上述考虑,1997年7月,邮电部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上市的请示报告《关于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筹备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中提出“拟将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的移动资产分两步注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并将其25%的股份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募股,融资规模约20亿美元。”

    这两步走的第一步,就是先将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通信资产上市。为什么是广东和浙江呢?

    首先,这两个省份的移动通信起步早,发展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当时仅广东、浙江两个省的移动用户就有264万,用户规模和收入相加,相当于全国的40%。同时,广东和浙江都是沿海开放大省,有着较强的融资吸引力,一定会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除此之外,邮电部选择广东、浙江两省上市还有另一层的考虑,就是借此一并解决这两个省移动通信体制方面的遗留问题。由于资金匮乏,最初广东和浙江两省的移动通信发展都采取了非常规的方式。1988年,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在未取得邮电部同意的情况下,向广东省政府请示,提出设立“广东省移动通信总公司”,并“按照农村电话的管理办法执行”,即划归地方国营。这一做法不符合1979年6月《国务院转批邮电部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确立我国邮电通信行业由中央统一管理的体制”的规定,也不符合1989年邮电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在《关于加强对邮电通信企业的审批、登记和管理的通知》中关于“设立邮电通信企业应报经邮电部审查同意后方可进行工商登记”的规定。但是出于移动通信发展的需要,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一直未作纠正。而浙江移动出于筹集资金的需要,也曾将部分业务剥离引入了部分地方股东。

    这些非常规的方法虽然在当时部分解决了广东、浙江移动通信发展的困难,但是从国家总体电信体制改革的角度,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阻碍管理和发展的隐患。尤其是为了促进移动通信的发展,邮电部已经成立了移动通信局,也确立了移动通信大发展“全程全网”统一规划统一发展的思路,如不及时纠正上述问题,必将给全国移动通信大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而上市,把两个省的移动通信资产按现行已有政策来理顺无疑是事半功倍的良方。

    北戴河会议一锤定音


    邮电部、港澳办、中国建设银行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方案正式上报国务院后,当时分管金融的朱基副总理首先做出批示,同意境外上市融资,加速国企管理国际化。随后上市筹备工作稳步开展。到1997年7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的上市筹备工作进展基本顺利,但依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邮电部吴基传及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岐山联名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准备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了需要国务院批准解决的问题。

    遵照朱基同志的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就邮电部境外上市问题,约请了国家计委、财政部、邮电部、外经贸部、税务总局、土地局、港澳办、证监会、国资局、外汇局和建设银行的同志召开了会议,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一一研讨邮电部提出的各项问题。根据各与会部门的建议,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相关建议,并上报何椿霖、周正庆,核报李鹏、朱基、李岚清、钱其琛、邹家华等领导。建议重点内容涉及到:同意邮电部将广东、浙江和江苏省的移动通信资产注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并单独设立一家上市公司,将其中25%的股份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同意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广东、浙江、江苏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经营电信业务,邮电部要根据外商不直接参与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原则,指定具体管理办法,加强对该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同意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所属广东、浙江、江苏的子公司的市话初装基金和邮电附加费不作为政府性基金管理,可作为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的企业收入直接纳入企业损益核算等。

    这一方案也赢得了国务院其他领导的认可,但是同时,一些领导也提出了若干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当时主管邮电的副总理邹家华在文件上批示:“要突破外商不能经营中国国内电信业务这个原则,要慎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长远的安全的问题。”他同时对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以后,国家占比多少?是否国家控股等问题存有疑虑。李鹏总理则针对文件中“外商不直接参与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原则”这条做出了“这条原则必须坚持”的批示。为了解决尚存的疑虑和问题。李鹏总理于1997年7月16日在文件上批示道“要在办公会议上讨论一次。”

    就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广东省政府认为,广东移动是在广东注册的,是地方企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97年8月7日,邮电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广东移动通信资产归属问题的请示》。

    于是,1997年8月10日,李鹏总理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研究中国电信上市事宜。会议全面认可了邮电部提出的境外上市方案:一、同意邮电部将广东、浙江、江苏的移动通信资产注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公司必须由中方控股,上市股份不得超过25%。二、同意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广东、浙江和江苏设立子公司,但持股者不得直接参与国内电信业务经营管理。三、同意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广东、浙江子公司并视情况再扩大到江苏子公司移动电话初装基金和邮电附加费纳入企业收入,但仍需接受财政监督(由此减少的水利建设基金,由财政不予以返还)。四、以上方案只限于广东、浙江和江苏的移动通信。这一决定为移动通信上市明确了思路,扫清了障碍。

    *      *      *
    至此,中国移动境外分步上市的整体方案正式形成,中国电信(香港)上市已如箭在弦上。上市日期定于1997年10月,筹备时间仅剩两个多月。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任何资本运作经验的中国电信,能否应付接下来纷繁复杂的各种难题吗?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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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市而上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十一                

                    2012-11-23  09:55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两月冲刺筹备上市

    1997年8月10日,上市方案最终获得国务院会议通过,上市日期定在了1997年10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要完成相当复杂的上市工作,对于没有任何资本运作经验的中国电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负责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的承销商——美国高盛和中金公司的专家也十分担心。

    为此,邮电部成立了上市工作领导组,吴基传部长亲自担任组长,杨贤足和周德强两位副部长担任副组长,下设上市联合工作组,内部包括了综合、业务、财务、法律、后勤部门的人员;外部包括了美国高盛、中金公司、香港毕马威等专业机构。从邮电部到广东、浙江两省,相关部门最多时抽调3000人,境内境外聘请的专业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多达300人,在1997年的炎炎夏日里,他们一个个像旋转的陀螺一样紧张地忙碌着。  

    在上市准备工作中,除了按照国际标准完成厚达四五百页的企业尽职报告和海量的财务分析报告外,最难的当数资产重组和剥离的工作。所谓资产重组,就是将原来与固定电话网搅在一处的移动通信资产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产权清晰的独立的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对于一个新建公司,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过日子的邮电企业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很多企业,设备共用一个机房,供电共用一个系统,办公生产用房没有房产证,基站用地没有土地证。这些都不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为了与国际管理制度接轨,将人财物与邮电大网分离清楚,邮电部与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国务院职能部门倾力合作,当时几乎在每一个相关审批部门都有邮电部的工作人员现场“蹲守”,有问题第一时间反馈,没问题就帮着打打水、做做卫生,就这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补齐了所需的证明。广东、浙江两省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调兵遣将,全力以赴,那段时间里,管局领导、移动局的同志和相关人员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建账本的、办手续的、撰写尽职报告的,各负其责,各尽其力。

    招股书是路演推介中的重要文件,是保证股票发行价格及市场认可度的关键,既需要将上市公司的优点讲解清楚,也不能遗漏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风险。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招股书起草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精雕细刻,将自认为满意的招股书呈给了吴基传部长。吴基传深知招股书的重要性,亲自操刀,用两天时间对招股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终,招股书经过15次易稿,才经律师和上市企业认可签字,进行发布。

    招股定价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股票定价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股票发行的成败,股价定高了,战略投资者不买账,上市后还有可能跌破发行价,影响上市公司形象,也不利于今后扩股;股价定低了,贱卖了国有资产,又会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损失。邮电部召集各方专家深入分析了企业内在价值,分析资本市场运作规律,参考其他上市公司定价机制和运作规律,最终以市盈率18至23.3倍为参照,将股价暂定在了7.75港元至10港元,并决定视路演情况确定最后价格。

    上市工作得到了各级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局、国务院港澳办、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部委、单位一律“绿灯”开放,特事特办。在原定审批时间的最后一个小时,中国证监会负责人在正式发文已经来不及的情况下,亲自给香港联交所打电话,通知对方中国政府已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上市的所有批文审核通过,请香港联交所按相关流程做好上市准备。

    1997年9月17日,根据我国加入WTO的部署和要求,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正式批复邮电部,同意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及海外发行股票并上市,从而揭开了中国电信企业正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序幕。

    路演归来重定价

    1997年9月3日,邮电部在广东深圳隆重举行分析员推介会,介绍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的上市情况,充分听取了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此次会议被投资银行界誉为最为成功的推介会之一。

    9月29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举行了首场推介会,随后至10月15日,在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邮电部组团横跨亚欧美三大洲,在全球10多个国家的16个城市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路演,包括新加坡、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和伦敦等地,其间,举办17次早午餐推介会,先后67次与意向投资人进行了单独会谈,会见了2200多位投资者。

    经过路演交流,对于当时中国最大的红筹股扬帆出海,海外投资者逐步认清:改革开放的中国大步前进,中国电信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前景;移动通信方兴未艾,市场潜力不可小觑;认购中国电信红筹股,就是认购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是认购中国电信事业的美好未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路演走到伦敦,国际投资机构认购相当踊跃,大面积超额申购。加之此前,香港股市发生了“北控事件”,北京控股由于定价偏低,开盘就涨两倍多,中纪委、香港廉政公署曾就此事展开调查。吴基传与王岐山半夜通过电话沟通,共同商定为了保持国有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中国电信红筹股的发行价,将中国电信(香港)的股票定价提高至每股9.95港元至12.6港元之间,提价26%。10月13日,吴基传向吴邦国、朱基两位副总理递交了《关于中国电信(香港)上市定价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将广东、浙江两个移动通信公司的资产注入。经国有资产管理局评估,最终价值为190.46亿元人民币。公司确定股数为120亿股,每股定价区段为9.49~12.61港元。预计上市将按最高定价挂牌,即12.61港元。”

    由于提价方案根据充分,价位稳健合理,邮电部决定提价的消息发布后,各方反应依然强烈,第二天香港《信报》发表社论《中国电信提价,偏高合理,垄断终需打破》,社论高度称赞中国电信高明的市场化运作策略,根据市场供需决定发行价格,堵塞了发行漏洞,打击了国际炒家,确保了中国电信健康上市。

    路演结束后,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10月16日13时,统计结果出来了,国际配售部分超额认购逾20倍,香港公开发行部分超额认购达30倍。上市挂牌时间最终确定为10月23日。

    *      *      *
    路演的成功让邮电部和中国电信(香港)信心倍增,资本市场的牛刀小试赢得了良好的反响,上市之路可谓顺风顺水。然而谁能想到山雨欲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就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猝不及防地降临了。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来源:人民邮电报    编辑:李静)



http://www.cnii.com.cn/wlkb/rmyd ... content_1036824.htm


          逆市而上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之十二                
                                                   2013-01-01 09:22                           
                                      
    解析0941.HK上市始末

    中国电信业第一股、央企海外上市第一股——0941.HK,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回归与金融风暴的双重风云里?其上市前后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邮电部长力挽人心


    几个月前,香港股市还是艳阳高照,牛气冲天。1997年7月1日,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给了香港市民以极大信心,香港股市持续攀升,由12000多点升至16800多点。7月,恒指更是11次创出历史新高,香港出现“全民皆股”的狂热。

    然而,1997年7月2日,一条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随即狂跌20%。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把泰国经济一下子砸到了谷底。泰铢大幅贬值犹如巨石击水,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掀起了滔天巨浪。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在4次加息无效的情况下,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大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大幅贬值。紧接着,印度尼西亚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令吉的努力。8月14日,印尼中央银行宣布取消卢比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卢比汇率就如同开闸之水,狂泄到历史最低点。

    0941.HK筹备上市之时,着眼香港的稳定与发展,也考虑让香港商界精英与中国电信同舟共济,共谋发展,经国务院批准,邮电部决定在香港区针对策略投资者配售19.6亿美元,约占10%的股份,并先后在香港与包括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巨商在内的十位战略投资者达成一致,每人配售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限售期半年。

    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让曾经坚定的策略投资者也产生了动摇。本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投资信条,除李嘉诚之外,另外九个香港投资者均提出异议,普遍认为股票定价太高,有的甚至提出要退出。邮电部相关领导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投资者不是缺钱,是对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还缺乏了解、缺乏信心。于是,吴基传部长亲赴深圳,在五洲宾馆召集香港投资人进行座谈,详细介绍了中国移动通信业务的发展情况,描绘了中国移动通信事业发展的美好业绩前景。吴基传部长自信地说道:“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买前景,中国移动通信将呈现爆炸式增长。况且,现在上市的仅仅是两个省的移动通信资产,还有近三十个省的资产等待时机成熟后逐一注入,这样的公司不值得投资吗?还有什么好担忧的,暂时的一点危机又算得了什么?”同时,吴基传还充满自信地表示,“如果各位认为认购有困难,放弃认购,我们也没有任何意见。”

    吴基传的话给在场的香港投资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消除了疑虑,纷纷表示继续全力支持。

    沉稳运作股价不让

    1997年10月21日,是中国电信(香港)股票上市首发价格的最后定价日。

    面对香港股市连日暴跌,承销商对定价提出了异议。高盛代表提出“遇上了百年难见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此之时,股票首发,第一考虑的就是投资人的利益。否则,股票定价过高,首日发行就跌破发行价,不但有损公司形象,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更主要的是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在资本市场失去了商誉,这种无形损失是万万不能出现的”。基于这一考虑,高盛提议将每股发行价降至10元。高盛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根据他们的数据0941.HK当时的认购率仅为130%, 这一认购率对于一支新股而言是非常低的。


    当时,吴基传、王岐山及张立贵等坐镇深圳,在深圳鸿波酒店531房间与在香港的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的人员、承销商美国高盛及中金公司代表“隔空”讨论定价。之所以坐镇深圳而不是亲赴香港,是国务院的深思熟虑。当时,国务院分管港台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要求吴基传不能到香港,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国电信的主管机构领导,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依然选择留守内地,是对“港人治港”的最大尊重。

    邮电部部长吴基传与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鸿波酒店531房间紧急召集会议研究高盛公司提出的降价发行的问题。经过认真分析与考虑,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首先,中国移动通信业务是朝阳产业,每年正以翻倍的速度在增长。而且目前内地的移动电话市场普及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有着巨大而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二,这次上市的仅仅是广东和浙江两省,下一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还将整合其他省市的移动通信资产,陆续上市,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都会有几何级的增长;第三,照目前香港股市的情况,即使我们降了价,按10元的价格首发,同样不能避免跌破发行价的厄运。与其这样,还不如按质定价。因此,邮电部坚决主张按此次招股价的上限12.6元首发。

    消息传回到香港,一时间,邮电部代表与承销方代表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难以形成定论,陷入僵局。这时,陈兆滨悄悄离开了会议室,根据他的经验,香港股民认购股票往往是向银行短期借贷,虽然当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认购率的准确数字,但是却可以根据几大银行的当天贷款数据来了解端倪。陈兆滨迅速跟几大银行香港分行取得了联系,结果跟他判断的一样,贷款的数据远远高出高盛给出的数据。回到会议室,陈兆滨要求高盛重新统计最新认购率。


    半个小时后,高盛的小伙子捧着最新的数据走了进来,小伙子瞄一眼手上的纸,又瞄一眼自己的主管领导,面色尴尬吞吞吐吐地不知道从何说起。当时谈判小组成员、现任中国移动财务总监的朱敏,眼疾手快一把将数据抢过来,迅速地看了一眼,随即兴奋地宣布:最新数据显示认购率超过300%。

    这一情况及时地汇报到深圳,为了尽快解决争议,吴基传在电话中坚定地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指挥部在深圳,指挥部做出最后决定,最终招股价定为每股11.8港元!”吴基传坚定的话音一落,一屋子辛苦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中国电信(香港)的招股价最终确定了,逆市中的中国红筹第一股即将直面最终的考验。1997年10月23日,0941.HK将正式挂牌,0941.HK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敬请关注下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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