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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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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云边雁 于 2016-5-13 11: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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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閱罷馮學榮之『方言爲甚麼正在死亡』一文。文內觀點甚謬,直是爲強行推普保駕護航而作,恐其惑亂讀者,遂就此拙文以釐清事實。馮先生認爲,因爲人口流動,故中國人需要一種單一的語言來交流,而用普通話成本最低;其次中國人是一個見利忘義的民族,爲了利益可輕易放棄對家鄉的感情。其更認爲官方強行推廣只起了助力的作用,而不是問題本源,吾遂追本溯源。

    對此我不敢苟同。

    我是廣東人,也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此對比一下兩地。在廣東,由於統戰的關係,除了欣賞到香港兩個電視臺之外,還有若干廣東省級以及地級市粵語電視臺和粵語電臺廣播,還有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和地鐵)都會以粵語廣播。在上海,地鐵僅第十六號線有以上海話廣播,且祇是極其簡短地報以「某個站到了」。公交就只有偏遠郊區有一點點上海話廣播。電視節目方面,僅上海新闻臺、上海星尚频道、上海新娱乐频道這三個臺有零星上海話,一天也就是一個多小時。上海的90後幾已不用上海話交流了,而廣東的90後仍是以粵語交流爲主。由此可見媒體的作用至關重要。

    國家語言通用文字法規定,學校只許普通話教學,上海的學校尤不允許學生在校園說上海話。正是如此政府的政策豈止助力作用?近年來廣東的00後說粵語的也日以減少了,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學校。而馮先生竟然說出方言消亡是大勢所趨,竝勸人主動放棄方言,實在居心叵測。

    馮先生更表示自己曾在一家德資跨國公司工作,而公司明文規定工作語言是英語,竝非德語,雖兩德籍員工互發電郵,亦無例外。恐這祇可看作個案。何況是一間跨國公司,倘若這家公司位於德國本土呢?他還會採用英文嗎?我還聽過德國一句話,不會說德語的人,永遠交不到真正的德國朋友。每一個外來者,主動學習當地語言或方言,是願意融入當地的最眞誠之表現。我一個朋友曾遊歷德國半月,據其陳述,德國上下對英語都極不友好;德國絕大多數的公共汽車,地鐵站連英語報站甚至標識都沒有,博物館亦然。按照馮先生說灋德國大學是否須用英語授課?那怎麼又會有外國學生來德國留學?

    其文章中還說了香港開埠以前客家話、蜑家話和鹤佬話作爲香港的本土語言,因爲其語言不同所以採取了廣州口音的粵語作爲交流工具。須知道香港開埠以後大批廣州商人在香港市區貿易定居,而香港市區說的是廣州口音的粵語,而作爲客家话、蜑家话和鹤佬话的使用人羣來到市區工作,則要入鄉隨俗,主動去學粵語了。按照馮學榮所說因爲語言的不同就要採用最低成本的語言,最容易學的普通話,那麼爲何香港又不是如此呢?

    關於馮學榮所舉的新加坡的例子更加可以引證方言的死亡是由於政府的問題。新加坡華人主体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廣東福建沿海以及海南被賣豬仔去新加坡的人組成,本身就不會說普通話,又何來取最大公約數普通話呢?新加坡上世紀沒有推行華語的時候,華人場合主要說廣東話或者閩南話亦可以交流了。而正是李光耀政府把普通話定爲第二語言(第一是英語),取消了方言電視廣播,致使新加坡年輕一代始不會說方言了。而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由於馬來西亞政府並沒有打壓當地語言。故在馬來亞的華人:如吉隆坡等城的通用語言是粵語,當地有著大量粵語華人聚居;而在閩南語華人聚居的地區就說閩南語。而馬來亞的華人往往都能懂馬來西亞語、英語、閩南語、粵語等。由此可見,政府的干預在其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以曾經香港及澳門的政府爲例,他們曾被殖民一百多年了,粵語竝沒有爲其宗主國的語言取代,反而許多英國,葡萄牙高官主動學習粵語融入當地社會。而粵語文化最璀璨的時期是在香港殖民時代中的八、九十年代,其時香港粵語流行曲與粵語電影廣氾流傳到全球華人地區。反觀大陸則方言被打壓,貶低方言的校園標語隨處可見,所謂「講普通話做文明人」更是比比皆是,以此排斥方言。

    我們可以借鑑臺灣地區。自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後,實行國語化運動,強制關閉閩南語電影、電視和廣播等,竝漸以國語作爲電影、電視和廣播。在校園裏必須說國語,有說方言的輒被罰錢和掛胸牌,必須捉到下一個說方言的同學方以接棒。正因如此打壓,臺灣年輕人原本以閩南語作主要交流語言的局面,日漸轉爲偏向於使用國語交流了。所幸臺灣的民主化使臺灣恢復了方言電視廣播,以及爲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提供教材和課程,而且公務員必須會其中一門方言以此服務大衆,纔使臺灣方言免過一劫。

    此外,深圳在開發之初,全國各地的人涌嚮深圳,爲了和香港人交易,爭先參加培訓班學習粵語。於是在深圳二代的學生,也會粵語。若非政府之打壓,強迫校園使用普通話,深圳會是一個普通話城市嗎?非也!人口流動就必須要說普通話了嗎?非也!何以未在強制推普之前,大量人口來廣東,往往已識入鄉隨俗學好粵語了!究竟馮先生是怎麼忖量的呢?臆斷嗎?對比推普之後,粵語文化成爲不少人眼中的瑕疵,想方設法貶低其地位,令一衆不明就裡的人惑於奸人之口,日令本土語言文化趨於萎靡。所以馮先生到底是否居心叵測呢?何以企圖用他那篇文章令人們對方言的感情割裂?使人認爲放棄方言的使用也是天經地義的呢?

    此名居心叵測之人企圖用他那篇文章令人們對方言的感情割裂.令人們認爲放棄方言的使用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此之人.則爲人所詬病.  所以我們作爲中國人,講家鄉話,要爲自己的家鄉爲榮,要守護自己的方言!

    在此本人藉以此篇文章呼籲政府及早回頭是岸,借鑑臺灣之手法爲各地語言實行母語教學.恢復方言媒體廣播,停止對母語的打壓.以此爭取人心.鞏固政權.各位家長應端正自己心態,陪伴孩子時應教其母語.培養其熱愛家鄉文化的情結.愛家鄉文化的根比起揭發對方醜惡的嘴臉和險惡用心,我們更要呼籲年輕人不要以說方言爲恥.國家國家,爲何不光叫"國".而叫"國家"?一個人連家鄉都不要了,連鄉音到改了,連母語都放棄了,還談甚麼愛國?

(作者:楊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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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冯学荣之『方言为什么正在死亡』

[导语]尽管笔者和读者一样对于方言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却无法对抗经济规律。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是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的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流动人口使用普通话其交易成本最低、获利最大,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方言的命运。

最近回了一趟家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亲戚家念三四年级的几个小朋友平时使用普通话交流、很少讲家乡方言了,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恐怕家乡的方言也许已经走上了式微之路。有点惆怅,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大势所趋。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家乡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来,造成本地小学的生源多了许多外省孩子,连老师也从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鸡同鸭讲,无法交流,谁也不愿学谁,结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普通话。孩子们在学校讲普通话习惯了,就将习惯带回家里来了。

方言式微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那么方言为什么会式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方言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时候会离开土地呢?通常只有这几件事:赶集、告状、赶考。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

在农耕社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人口的流动性极弱,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封闭的环境里,方言得以形成。所以我们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为什么是“十里”?因为古代中国人赶集所能走的最远路程,早出晚归,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对封闭,语言就会发生变异。

说到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就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工业化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是大部分不流动,而现在是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动,基本上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在城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你不用学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学你的方言,大家都说普通话,人人都能懂,将彼此学习语言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马上开展交易。为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经济常识去解释,普通话流行的根本原因就水落石出了:因为大家都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这是经济的解释。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并不是人们被迫的结果,而恰恰是人们自发的结果,人们都趋利避害,说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所以大家都选它。

据媒体的朋友说,不少电视台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是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在这里我首先声明: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不赞成强迫任何人说或不说一种语言,但是就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这件事上而言,我认为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根本。

从根本上而言,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就算官方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其根本原因就如上述所说:因为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家德资跨国公司工作,外人也许想不到,德资跨国公司明文规定:本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不是德语,而是英语。哪怕是两个德籍员工之间的电子邮件,都是写的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德资跨国公司也是跨国公司,邮件在不同肤色的员工之间来往,必须是英文,你可以要求所有非德籍员工都学习德语,但那样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好员工都跳槽了、不跟你干了。

所以一家德资跨国公司,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强制它,它自发制订了通用英语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使用英语交易成本最低。一个是交易成本高的方案,一个是交易成本低的方案,是个正常人都会选后者。

同理,以前中国人用“里”来描述距离,但是现在都用“公里”了,为什么呢?因为“公里”是“国际公认的里程”,用“公里”来说事,在国际之间交流就很方便。同理,经常出差国外的朋友都有一个“万国转换器”,为什么呢?因为各国的用电插头不一样,我不需要购买所有国家的转换器,我只需要买一个“万国转换器”,就可以周游列国了。

同理,从前世界贸易都用白银结算,后来则统一用美元计算,为什么不可以我用人民币、你用欧元,各算各的呢?因为那样是做不成生意的,因为那样的话,交易成本太高了。

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蜑家话和鹤佬话。客家村与蜑家村、鹤佬村之间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都出城了,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说哪一种话呢?如果说客家话,则意味着蜑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客家话;如果说蜑家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蜑家话;如果说鹤佬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蜑家人要重新学习鹤佬话。太麻烦,交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索性取公约数,大家都讲广东话,这个大家都会讲,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香港后来通用广东话,而客家话、蜑家话和鹤佬话作为本土语言,反而式微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呢?都讲闽南语吧,广东人和客家人说我没那工夫学;都讲广东话吧,闽南人和客家人说我才不学呢;都讲客家话吧,闽南人和广东人也不同意。

最后怎么办呢?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华语),华语大家都会讲一点,就用这个了,交易成本最低。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成为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历史也是如此,深圳开发之初,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话,各不相让,谁也不愿意学谁(时间就是金钱,谁也没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现成的办法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深圳逐渐演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有不少朋友说,方言是文化遗产,需要保护,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相关工作就留给文化人士去做。

我要重申一次:我并不赞同禁止电视台使用方言的行为,但是如果将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归罪于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则明显是把错了脉。

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操不同方言的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沟通工具。普通话作为成本最低的选择,自然得以胜出。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由谁的意志所决定的。

(作者: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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