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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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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广州变迁,洋货成消费主流

广州山大王 发表于 2015-12-23 |1条回复 |1036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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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州商铺  

    在历史上,广东人以会做生意出名,“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广州是千年商都,除了战乱时代,商业一直很繁荣。以前广州的商品集散地,都叫“栏口”,俗称“九八行”。清代有所谓“七十二行”的货栏,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里,“七十二行”所指略有不同。

  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栏口”这种贸易形式,一直岿然不动,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直到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民初,广州到底有多少人靠做生意维生?根据广东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有2。7524万家,那时广州人口约为60万,假设一家店铺养活六口人(东家与店员的家庭加起来,往往不止六口),那么,便养活了近17万人,接近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还没把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和穿州过省的行商算进去。然而,尽管传统小商业有着深厚的基础,但其经营规模与手法,在20世纪已愈来愈显得落后了,受到一些新兴商业模式的挑战。

  追求洋货成消费主流

  1907年,是广州商业新纪元的开始。《七十二行商报》创刊,粤商自治会成立。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在十八甫开业,首创分柜式售货。1910年,真光公司也在十八甫开业,标志着广州的商业,正式迈过了现代化的门槛。

  辛亥革命以后,民风丕变,追求洋货成了消费主流,人们剪掉辫子,梳起了小分头;脱掉马褂,穿起了洋服。因此,泊来的商品、观念、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大行其道。清末民初的高第街,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服装店泾渭分明地分成唐装和西装两大阵营,各出奇谋,争夺顾客。

  高第街一向以经营鞋帽、布匹和“苏杭杂货”著称,人称“苏杭街”,也有不少卖广东土布、香云纱,加工唐装、丝棉衣的商铺,鳞次而列,十分繁华。唐装店的丝棉衣每年秋冬两季,都是销售旺季,裁缝师傅日夜加班,忘饥失食,从中秋一直做到大年三十。

  但1900年以后,唐装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从日本学习裁缝回来的潘礼、潘伯良两人,在高第街开设专做洋服的“元发店”,由于手工精致,大受顾客欢迎,“洋服状元”的外号,红透了半边天,许多经营洋服的店铺,也纷纷搬到街内。民国以后,经营洋服的店铺愈来愈多,生意大大胜于唐装。不独服装如此,衣食住行各种日用商品,只要有洋货进来,几乎都会压倒国货。在洋货的冲击下,国货节节退却。

  民国初年有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土布人家有织梭,女工岁月讵蹉跎;年来一事尤堪慰,丝袜通行国货多。”还加了一道注释:“丝袜本始西洋,粤人多喜丝袜,近日省垣丝袜厂纷起,半是女工。女子职业有当焉。”头脑灵活的广州商人利用洋人的技术,通过模仿洋货款式,为国货打开一条出路。这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高第街小商贩自己缝制“港式服装”销售的情形,十分相似。

  唐装生意也不是死路一条,他们在国内市场斗不过洋货,就把唐装卖到海外去。中国人喜欢洋货,洋人却喜欢中国货。这种“隔篱饭香”的现象,在民初的竹枝词中也有反映:“东方人好饰西方,绸缎绫罗似滞场。厌旧喜新同一慨(概),美洲士女又唐装。”注释有云:“美洲士女好玩麻雀,在家又好穿中国服装,广州西关新衣店办此货出口者颇兴旺。”

  一些原本经营国货的商店,为了自救,也开始兼营洋货了。像著名的“九同章”,原来在惠爱路,以经营绸缎为主。民国初年,随着洋服大兴,绸缎式微,“九同章”的生意一落千丈,几乎濒临倒闭。后来,几位归侨把店承顶下来,迁到高第街,除绸缎外也兼营洋服和礼服出租,直接移植国外百货公司的经营手法,比如把传统的百子柜改成玻璃饰柜,在店门口安排迎宾导购员,用印有广告宣传资料的纸袋给顾客装商品,还在店里搞酬宾抽奖活动,才把这家老字号,从病榻上起死回生。

  大百货公司的出现令传统店铺难以生存

  大百货公司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前后商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1914年,澳洲华侨马应彪投资港币100万元,在长堤开办“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附设了化妆品、汽水、服装、鞋帽等十个加工厂,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它首创的不二价的营销方式,对百货零售业影响巨大。以前栏口、商铺买卖,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先施公司实行明码实价,令顾客感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在经营手法方面,先施公司还有很多了不起的创举,它在店内首设招待员导购、24小时内送货上门、质量问题可凭发票交涉等,都是开先河的,至今仍被百货业所采用。先施还有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就是首次聘用女售货员。为了顺利推行这一改革,马应彪夫人霍庆堂女士甚至亲自到柜台做售货员。这种经营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16年,澳洲归侨蔡兴、蔡昌兄弟,独具慧眼,相中了原广州府衙与藩司之间的一片土地,认为这里将是广州未来的黄金地段。清代的中山四路叫惠爱大街,中山五、六路叫惠爱街,属于城内的街道,民国后拆城筑路,中山四路改称惠爱东路,中山五路改称惠爱中路,中山六路改称惠爱西路。

  清代的惠爱(大)街两侧,是官署衙门最密集的地方,商业不算很昌盛。革命后,民国政府不愿进驻清政府的官衙办公,另觅地方去了。新政府把惠爱街规划成一条60米宽的标准商业大道。蔡氏兄弟购下地皮后,兴建了一座五层高的大厦———“大新公司支店”(他们之前在香港已开了一家“大新百货公司”),除了经营百货外,还有天台游艺场,可以演大戏,也能放电影,并设有酒业部、饮冰室、浴室等,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后来他们又在西堤开了第二家大新支店(今南方大厦),广州人习惯把它称为“城外大新”,而把惠爱中的支店称为“城内大新”。

  “城内大新”建起后,蔡氏兄弟又把大楼旁的空地,辟成内街,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昌兴街,后来发展成著名的洋服街。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拥护西装”、“打倒长衫马褂”、“眼镜精神不死”、“皮包万岁”,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谁喊得响亮,谁就是新派人物。洋服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

  大新公司的磁铁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永汉路、惠爱路、新民路、广卫路一带,冒出了一大片专做新款洋装,包括西装、礼服和各式时装、制服的市场。以“新派人士”自居的军人、政客、文化界人士、学生等,最爱逛惠爱路,广州人把逛大商场,称作“逛公司”,就是从这时叫开的。这里除了洋服,还有各种书店、文具店、皮鞋店、钟表店、西餐厅、照相馆、西式百货公司,足可以配齐一个“新派人士”的全副行头。

  当时人们习惯把大百货公司称为“文档”,中小百货店为“武档”。广州的文档,以先施、大新、真光、光商为四大巨头,占据了大半江山,财大气粗,令许多传统店铺难以生存,即使经营洋货,也竞争不过文档。有一首竹枝词描写他们的困境:“货物铺排任品题,偶经扬巷铺东西。疋头生意真难做,门口拉人似野鸡。”注释云:“西关扬巷为洋货疋头聚处,年来生意半为先施、大新、真光各公司吸引,扬巷各疋头店均用少年三五人,遇过客即招之入店求照顾,生意艰难,此其一斑。”

  传统饮食业的革新

  说到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不能不说饮食业。


  传统饮食业,以茶楼为老大。最为广州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所谓“九鱼(如)齐出”,即珠玑路的“多如楼”、三角市的“东如楼”、海珠路的“三如楼”、惠福路的“南如楼”、卖麻街的“福如楼”、长堤的“瑞如楼”、河南的“天如楼”、一德路的“宝如楼”、同兴街的“九如楼”,每条“鱼”都有自己的一班忠实茶客。

  其实广州茶楼不止“九如”,惠爱路的“惠如楼”开业于1875年,是广州数一数二的大茶楼,楼高四层,不仅“茶靓水滚”,而且以“问位点茶”,即使同一桌的茶客,也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口味分壶冲茶,为广州茶客所称道。

  茶楼的特点就是“泡”。一盅两件,可以泡上大半天,特别是西门口一带茶楼,辛亥革命前,不少无所事事的满汉旗人,每天天刚亮便带着自己的雀鸟上茶楼,这边给鹌鹑洗澡,那边逗画眉唱歌,吱吱喳喳,吵耳吵鼻,往往一坐就一个上午。直到民国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消失。

  晚清十年,广州已经度过了鸦片战争的阴影,日子过得相对太平,酒家开始兴起,与茶楼一争高下。茶楼讲究随意小酌,兼营饼业;而酒家则以大型宴席为主。长堤的“东亚大酒店”,创于1914年,是先施公司的附属企业,以豪华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号称“百粤之冠”:“大三元酒家”创于1919年,与南园、北园、泮溪,并称“广州四大酒家”。

  酒家就好比饮食界的“文档”,茶楼就好比“武档”。在一般市民的印象中,文档代表着豪华、高级、西化,上酒家是身份的象征。民初竹枝词以夸耀的语气写道:“大东东亚又西濠,酒店趋时竞俊髦。建筑谁家夸第一,层楼还让大新高。”注释云:“大东、东亚、西濠均酒店名,大新公司(指城外大新)高十二层,当时为最高楼房。”

  1919年初,广州如庐诗钟社以《羊城竹枝词》命题征集作品,各地作者纷纷投稿,其中一首是写“东亚大酒店”的:“东亚宴开胜大东,佛兰地白樱桃红。五洲一室成佳话,纽约伦敦一壁通。”当时酒店房间,均以欧美城市命名,纽约厅与伦敦厅只隔一墙。短短几句诗,便出现好几个翻译词,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社会心态与文化的嬗变。

(出处:西陆中国军事 作者:小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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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qijing 发表于 2015-12-23 23:20:45 (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 )
我细时就经常去多如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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