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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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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陶杰是否欠崔健一个道歉

可乐鸡翅 发表于 2015-12-17 |0条回复 |587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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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云边雁 于 2015-12-17 14:1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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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们迎合了浮躁、焦虑乃至恐慌的公众心理,原本在理的事,在受迫害妄想症的驱动下,变成在一锅浆糊里狂吐唾沫,而公众转移浮躁、焦虑乃至恐慌心理的出口,往往就是通过娱乐口水。

香港大文人陶杰近日威风凛凛令旗一挥:“中港决裂,不但足球,连演艺娱乐也全面宣战。”

一看又有好戏可看,我赶紧搬了小板凳过来围观。可惜没看着青龙偃月刀或丈二长矛,却见到陶生精心捏造了一个小泥偶,自顾在泥偶上一根接一根戳针,为了让战况更酷烈,还端了一碗鸡血洒到泥偶身上。

陶杰在《苹果日报》的这篇文章劈头引述了一段“崔健言论”:

大陆前辈“摇滚乐歌手”崔健忽然炮轰香港,接受专访,声称:“我听不懂粤语,也讨厌香港人只懂拿‘海阔天空’等老歌自我陶醉一番。老是缅怀过去,老是浸淫在二三十年前的文化,说明香港的可悲。香港近二十年,完全没有诞生和输出任何优秀文化。”

这段所谓“崔健炮轰香港”的言论,显然是《中国之星》节目播出后引发的所谓“崔健炮轰许志安”的一个升级版。好几位香港作家朋友给我发短信或微信,质问崔健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这才进一步认识到陶杰先生在香港是如此一言九鼎,如此具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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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在节目中评许志安演唱的《怎么舍得你》


崔健的原话,从进入传播的开始就是被阉割的,《中国之星》第二期节目播出时经过了剪辑,而经过从电视台到网络媒体的层层剪辑,总是越来越断章取义,最终自然是标题党胜利一统天下。我特意找来围绕“许志安事件”,未经剪辑的原始录音记录,以下还原的,是崔健和林忆莲在点评许志安时的完整对话:

崔健:谢谢,我真的是对这首歌实在是不太了解,我也没有听懂,我再仔细看这个歌词。所以我特别想说,上次跟你聊天以后,在休息室最后等结果的时候,我第一个跟你说话的,我觉得你特别宽容,因为我觉得我上次有点不礼貌,上来就问歌词谁写的,好像你当时也没回答出来,因为我当时我只是想找一个沟通的桥梁。因为我确实对陌生的一个歌曲和一个世界,我希望找一些依据找一些通道,当然你特别宽容,你说你一点不介意,谢谢你。下边我想跟阿莲聊一聊,你为什么想选择安排这样的歌曲?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不知道,咱们这一台晚会,大部分的歌曲都有点雷同?都是有点慢的情歌。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不会让杨乐刚才唱那首慢的歌,我希望让杨乐唱一首快的歌。

林忆莲:第一,我觉得我会尊重歌手他自己本身他要唱什么样的歌,他对这个歌的情感。《怎么舍得你》这首歌,其实在香港,是很多很多朋友心目中被打动的一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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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忆莲发言


崔健:可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2015年,我知道这首歌是上一个世纪的歌对吧?所以你唱,让现在的观众,年轻人听一个老歌,而且用广东话唱,你的寓意是什么?我想大家是否也渴望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回答?好不好?

林忆莲:我觉得第一他是代表香港的歌手,他其实也需要很多的勇气,在中国的舞台上面,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来跟大家沟通,来唱这首歌。其实音乐是一个大家共通语言,最重要的是音乐里面表达的感情情绪,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安仔的投入跟表达这首歌的感觉。

观众:能。

林忆莲:对吧?

崔健:可是我觉得一个真正代表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不光是一个语言,应该有他的精神,应该有他的独到之处,甚至有他的坚持。可是我更渴望听到来自香港的,代表他们香港本地人声音的一些音乐。当然听流行歌曲,也许很多人会认为,20年以前的香港的情歌已经足够代表香港了,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没有更现代更年轻一点的香港人,来登到大陆舞台上,去表现他们自己的声音?让我们大陆人也多了解一些香港人好不好?不要再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新闻,让我们去错误地认为,香港人是这么看大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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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者许志安


林忆莲:这一点,我绝对同意,我绝对也支持在香港应该有更新的音乐的创作。安仔他拿了他心中很重要的一首香港的歌曲,用他现在在2015年,用他的表现的方式,全新的编曲,去把这首歌呈现给大家。

我上网查找陶杰引用的“崔健采访”出处,甚至发动香港媒体记者朋友帮我找,但至今没找到,搜到的唯一源头是陶杰本人。我又致电崔健,他表示在该期节目录制之后,就该话题他未接受过任何采访,发表过任何言论。

那么就只好请教陶杰先生了:阁下引用的崔健“接受采访”的言论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都很不愿意相信您是一位造谣者。陶杰告诫:“请崔健脱下蒙着眼睛的那条红丝带:不要装瞎,也不要装傻。”我倒是忍不住脑补了一下陶杰用红丝带蒙住眼睛的光辉形象。言论自由必须捍卫,见解不妨剑拔弩张,但不说谎不造谣,总是底线吧。

崔健言论的重点是:“当然听流行歌曲,也许很多人会认为,20年以前的香港的情歌已经足够代表香港了,但是我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没有更现代更年轻一点的香港人,来登到大陆舞台上,去表现他们自己的声音?”

而陶杰以莫须有的信息为根据,跟风车斗得天昏地暗不亦乐乎:

首先,崔健以“我听不懂粤语”来宣示他的“大中华式傲慢”。既然你听不懂,又何来知道香港二十年前有“文化”……

陶杰这样在梦里左右手互博,还没把自己掐醒吗?

受错误的信息误导,原本颇有价值的关于香港流行音乐文化的一场讨论,迅速演变为陶杰酷爱的陆港大战。有位论者Josef L更断言:“只要在网上找找,我们都知道崔健一贯鄙视香港文化。”但他没有提供论据,估计是把批评香港商业娱乐机制,和“鄙视香港文化”混为一谈了。有关崔健和香港文艺的关系,就不提20多年前和Beyond、张国荣等人的交集了,只说近的,例如崔健一直喜欢达明一派,他看过达明一派2012年红磡演唱会的影碟,赞不绝口,在那场演唱会上,达明一派率领一群青少年以崔健《一块红布》的经典造型——用红布蒙住双眼——来翻唱平克·弗洛伊德的《Another Brick On The Wall》,而几个月后,崔健在深圳演唱会上也向达明一派遥相致意。并且黄耀明和崔健还曾相约找机会合作;不管是大懒堂的主脑MC仁,还是张曼玉,他们在北京的音乐节上演出,崔健都专门去看。他承认自己不太了解香港新一代音乐,但他了解何韵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音乐会,何韵诗还在音乐会现场和他连线对话;据说最近他还听了My Little Airport和卢凯彤。跟香港其他艺术领域崔健也不乏深度合作,前有曹诚渊,后有杜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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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明以“一块红布”造型翻唱崔健《一无所有》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张庆祝香港回归的唱片合辑《生于七月一日》中,崔健曾一反国族主义主流论述写了一首《超越那一天》,这也是该专辑唯一挑战主流论述的歌曲,对此我有专文论及(参见《崔健的“香港妹妹”》)。香港词人与学者周耀辉,2000年也曾和荷兰学者Jeroen De Kloet一起撰写论文对此歌加以解读分析。可惜,类似作品至今难以得到普遍理解,这其中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例如1994年崔健在香港第一次演《超越那一天》时,有香港乐评文章写成《抽烟那一天》;但更要命的是,艺术白痴的脑子似乎总喜欢专供政治复印机蹂躏,哪怕只是稍微复杂一点点的艺术表达,都是其智商无法承受的,例如崔健2001年在香港与香港现代舞团合作音乐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演《宽容》这首歌时,为了方便观众理解,先朗诵了一段歌词:

我不再爱你,我也没有恨你,虽然你还是你,我没有力气,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你,我在背后反复地骂着你:我就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里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当时的CNN记者唐路,在报道中居然说崔健骂现场观众!时隔14年,他在一篇受陶杰雄文启发的炮轰崔健的檄文中毫不知耻地翻出旧账。建议诸位空腹阅读唐路这篇奇文,该文血泪淋漓地控诉极权主义,但其文风恰恰是一篇极权主义八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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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生于七月一日》


谁说极权主义一定是专属于某一制度和社会的?极权主义思维可以无所不在,而且最有趣的是,有时候恰恰不以阁下的政治思想立场为转移。极权主义思维通常有几个特征:以偏概全,热爱全称判断;道德绑架,己所不欲,专施于人;泛政治化,随时随地复制粘贴同一个政治姿势来理解和解释一切;最直观的特征,是使用和敌人高度相似的语言,乃至复制其语言方式;最不堪的特征,则是使用和敌人同样的下三滥手段,以毒攻毒,以谣制谣,为了坚定的立场和崇高的使命而不择手段——最终与其敌人同穿一条裤子,酷帅坏合体。

极权主义在消费主义社会还拥有一副娱乐至死的面具。越来越多媒体惯于将政治娱乐化,此次所谓“崔健炮轰香港”风波,壹周Plus等媒体当然不会闲着,但这本是其例牌,而陶杰这样的香港文胆也跳将出来争抢头牌,才是这场大戏不同凡响之处。为何香江大才子会堕落成一个政治八婆?为何这么多耳聪目明的文化人会如此乐于复制粘贴转发,信谣传谣?为何在陆港矛盾加剧之时,这些香港知识分子和媒体人非但不能起到缓冲和解的作用,反而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失去理性?有些貌似激进派人士,已经长得越来越像他们要反对的敌人,快要相拥合体了(当然,即便有人自觉不妥,也容易将之归罪于敌人)。国内不少自媒体和媒体毫无底线地造香港文艺人士的谣(如彭浩翔、黄秋生),乱扣“港独”帽子,而现在有些香港媒体和文化人回击所谓“强国人”的方式,也是造谣。

他们迎合了浮躁、焦虑乃至恐慌的公众心理,原本在理的事,在受迫害妄想症的驱动下,变成在一锅浆糊里狂吐唾沫,而公众转移浮躁、焦虑乃至恐慌心理的出口,往往就是通过娱乐口水。激进论者泛政治化的态度和言论,有时候造成的却是非政治化的后果——也就是说,娱乐的起哄和宣泄,取代了严肃的政治议题。这是另一种洗脑。

“强国人”这个称呼,原本只是用以讥讽爱国主义暴发户,不失生动幽默,但如今逐渐被扩大化,则透着一股暴戾之气,不分青红皂白批判“强国人”的人,自然也与“强国人”逻辑合体,共同完成夸大和扩大地域族群矛盾的大业。

正所谓相杀相爱,相杀相生。

陶杰眼里只有“国”,没有人,只有“优秀文化输出”,没有个体的自由和创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更极端的爱“国”者。

如果说崔健的言论有什么问题,恐怕他有时过度地把一个歌手和一个国族或地域、以及一个时代绑在一起了,而其实,正如崔健不必非要去代表中国摇滚,许志安或任何一个香港歌手,也不必非要代表香港音乐乃至香港文化,虽说《中国之星》是一档竞赛选秀节目,但音乐毕竟不是竞技体育,不必有国家队和地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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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红布蒙眼的经典造型


何妨少点苦大仇深忧国忧民,先回到个体的对话,回到个人的底线。比如,请问陶杰是否欠崔健一个道歉?

但不管道不道歉,这样的“陆港矛盾”媒体生产机制已然形成,陶杰这类文人不过是这个政治娱乐流水线上的勤力工人,他们随时等待下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煽风点火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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