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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金宇澄:母语永远生机勃勃,随时更新!

可乐鸡翅 发表于 2015-12-8 |0条回复 |620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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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云边雁 于 2015-12-8 21:03 编辑

这就是母语含有的时间表征——它生机勃勃,永远随时更新。方言是一种自然生成,永远那么动人,是最重要的文学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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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语,是吴方言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沪语。

在《海上花列传》时期,小说人物如何讲话,作者都可以照录——即胡适先生所言“我手写我口”,当时作者和读者对方言的掌握和理解,有十二分的自由,辨识度和听力也比当代人灵敏得多。

历史的种种震荡,吴方言表达逐渐式微,至40年代张爱玲时期,即用官话译《海上花》,到1950年代全面推行“北京方言为基础”普通话——出自同一语系,北方作者仍可顺畅表达母语,上海话只能在小说里偶尔闪现,成为点缀。

然而方言是一种自然生成,永远那么动人,是最重要的文学源泉,在国民习惯普通话规范的今日,用《繁花》的母语思维通融一种微弱的沪语表述,会是怎样?


你小说的每一页,满眼是“侬”“伊”“阿拉”“伊拉”……你的方言魅力,外人就会拒绝,因此《繁花》里没有这些人称,都转换了

先贤有言:“不得其详,故从其略,吴人详吴而纪吴,越人详越而纪越,恶在其为略而不能详。”母语是一种详细表达的指标,全方位沪语思维和写作,体现地域魅力,我认为句型、韵脚和滋味都与标准普通话有别,比如两字短句——不响。买账。乱讲。瞎讲。做啥。有啥。为啥。吃酸。吃进。吃瘪。笑笑。穷笑。穷哭。穷叫。穷喊。寻死,死腔。死开……通文直截,弹性十足,人人能懂……是因为明白,所以生动。

不容忽视的是沪语有书写局限,纯沪语叙事,历史上没有顺达的文本,可让一般读者接受——例如“沪语粉丝”喜欢把“味道”写成“米道”的流行做法,即使真正的上海人来读,每一句基本是靠猜,非沪语读者更是如读天书;如上海话的“你”,是“侬”。“他”——“伊”。“我们”——“阿拉”。“他们”——“伊拉”——你小说的每一页,满眼是“侬”“伊”“阿拉”“伊拉”……你的方言魅力,外人就会拒绝,因此《繁花》里没有这些人称,都转换了,“豆瓣”上只有一个读者发觉,这么都直呼对方名字——上海人喜欢直呼其名。

与北方语释义相背的词,比如“窝心”,台湾“国语”是通的,意思是“开心”,“舒服”,“窃喜”,北方话意思却是“郁闷”,词义相反,就不该用,需要转换。

上海话“剩”这个字是“挺”, “剩下来” 就是“挺下来”,非上海读者不会明白,需要转换——改用“剩”,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说呀。“快一眼”意思是“快一点”,外人不明白,需要改用后者,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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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是一种详细表达的指标,全方位沪语思维和写作,体现地域魅力,我认为句型、韵脚和滋味都与标准普通话有别,但不容忽视的是沪语有书写局限。”

“邪气”,沪语意思是“非常”。邪气好,即“非常好”。30年代海派文人常用词,但非沪语读者、包括我这个真正老上海,仍然觉得刺目——邪即邪恶、歪风邪气,以“邪气漂亮”形容女人,单从字眼看,只适合描绘“太妹”,因此我改为“霞气”,沪音相同,女人形容为“霞气漂亮”,字面有色彩——方言字,需要灵活取舍,需要改换,处处“火烛小心”,不能炫耀,需要通文。

再比如上海话“急吼吼”,字面给人感觉是急了便吼,大叫大喊之态,准确意思却接近北方话的“死乞白咧”,如——三姐夫发问:为啥急吼吼?其实三姐夫是轻声轻气,很安宁,蚊子叫一样轻微吐出这三字的,但字面仍然夸张,青筋暴突之感,因此慎用。设问,“急吼吼”要等到什么场面才用?我答,恐怕只能等到三姐夫真正光火的阶段了,否则是用字不当,不准确,理解上不符合。


《繁花》使用改良沪语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让非上海读者也能感受语态与环境

施康强先生曾经设问《繁花》的一千多个“不响”,按上海字标准,应是“勿响”。我答先生:是截自于标准的汉字成语“一声不响”、“闷声不响”而来的,接近“不言”,“无言”,“无语”,外人才可以明白。

说这些例子是表明,《繁花》是小说,不是推广上海话的读本,不是变相《上海话辞典》——在这类方言字典里,收有大量早已经死亡的语词——我们知道,上海话同所有的方言一样,一直在变,上一辈很多的用词,这一代已经不用了——这就是母语含有的时间表征——它生机勃勃,永远随时更新,如你离开母语地区十年,你讲的口音就带有过去时的痕迹,这是文字魅力所在。

《繁花》使用改良沪语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让非上海读者也能感受语态与环境,即使如此,习惯了常规小说的读者,初识《繁花》会产生阅读不适,包括其他一些接近传统的举措,都是我有意的显示,显示一部小说的个性特征,需要把握的“度”,不设置方言障碍,尽量保留母语滋味,拒绝拟音字,冷僻字,因此《繁花》的语气拿捏取舍,时时剔除生冷词汇,使之达意易懂的效果,得到了更多南北读者的注意。

金宇澄,原名金舒澄,中国内地作家。1988年起任职于《上海文学》杂志。 2012年发表沪语长篇小说《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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