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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探秘:讲古佬带你品味隐藏于羊城老街巷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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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礼和乐,把一个动物性的人训练成文明的人”

四季虫 发表于 2015-12-2 |0条回复 |1013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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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云边雁 于 2015-12-2 18:49 编辑

在中国大陆文化教育的全面反传统和 “批林批孔” 近一百年后,自21世纪始,掀起一波儿童读经风潮。以诵读经典和弘扬国学为目标的私塾和书院迅速涌现。践行者们相信在经历了三代文化断层的中国,读经活动可“再造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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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的学生们在论语堂朗诵论语诗篇。摄:Wu Hao/端传媒

等人高的孔子像供奉堂前,台下,孩子们着蓝布斜襟汉服,排排端坐长桌前。这是2015乙未年秋冬学期一日,四海书院的午餐时间。这里,用餐也担负着教育使命的一种。

餐前,孩童齐声诵曰:“感谢父母赐给我宝贵的生命,感谢天地赐给我生存的空间,感谢老师为我开启智慧,感谢同学伴我健康成长,感谢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席间止语——“食不言,寝不语”,出自《论语∙乡党》。“做每一件事情要专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食物上,感受天生万物,食物和土地的功德,与之共情、同心,”餐后,书院院长冯哲向端传媒记者解释道。

这天的食物是清炒时蔬配大豆蛋白、南瓜粥和馒头。书院讲求素食、素心、素行,一来出于健康考虑,“吃太多靠激素、添加剂养大的鸡鸭鱼肉,孩子会早熟,以至昏沉、无明、贪婪、暴力”;二来,“儒家讲仁爱,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人皆有恻隐之心,君子远庖厨”。

书院早中晚三餐实行的“行堂”制度,乃是沿袭古代大家庭的用餐形式,学生礼仪精确到如何以“龙含珠”的手势持碗进食、如何伸右手恭请馒头半个。朱熹在《小学》中讲“持敬”从事,便是这般要将恭敬之心落于生活细微处。

击磬三声,收碗。

1. 书生革命,“换药不换汤”

四海孔子书院在北京市海淀区郊野,香山北坡,远离尘嚣。这是书院创始人冯哲追求的桃花源之境。窗前粉色月季一株,种下的柿子树若干,冯哲一身中式盘扣上衣,布鞋、围巾、眼镜,在书房接受端传媒记者的访问。他语气很轻,不乏顿挫,在古语和白话文间任意切换。

原本他意图书生革命,“钻到体制内,搞一块试验田,相当于小岗村”。那时他三十多岁,在全中国推广“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多年,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积累了良好的人脉。他说服了一位在海淀区某公立小学担任校长的朋友,开辟一“国学实验班”,进行了一次“换药不换汤”的改造——课表还是那张课表,但语文课改读《论语》,体育变成武术,生理卫生课变成读《黄帝内经》。

冯哲先把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放进了实验班,再发动了周边朋友的孩子,拼成一个15人的小班。老师也是另找来的,因为体制内的老师总放不下教学进度和参考书。 正豪情万丈试验着,消息传到海淀区教委耳朵里。结果:学校被点名批评,校长赶紧申请退休,实验班关门。

之后,冯哲主动走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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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的创办人冯哲在论语堂看望正在练习书法的学生。摄:Wu Hao/端传媒

四海书院建于2006年,第一批招了40个孩子,从4岁到13岁不等,全封闭教学。那时全民的国学复兴热不断升温,但官方对于书院教育的态度仍是暧昧不清。这一年在上海,书院教育遭遇了一次重创——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厅下发报告勒令已小有名气的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关停,明令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不过时至今日,孟母堂生生不灭,越办越大。

在北京,冯哲顺利拿到了海淀教委颁发的培训类执照。书院的导师和理事名单上,重量级学者的名单拉得长长——任继愈(前国家图书馆馆长,2009年病逝)、王财贵(台湾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祥龙(北京大学教授)、李岩(前中华书局总编辑)……拥有这般学术资源的培训类书院在中国并不多见,现今散落于中国各地的3000-5000家以私塾为主的国学教育机构,常以个人力量办学为主。当然冯哲也不得不面对的缺憾是,该执照为非学历制学校,这就意味着,就读书院的孩子们没有学籍也没有学历。

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对于是否让孩子来书院读书,夫妻俩意见不统一,爷爷奶奶站爸爸那边,外公外婆站妈妈那边,两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大打出手。现在书院每录取一个学生,必须家长认可书院理念,对书院的作息、饮食、读经安排通通达成高度共识并签字,签完才能收。

在儒家学者智囊团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下,冯哲完成了四海书院的组织架构和课程设置。按完整的学制设计,书院分为童子园(3-7岁)、蒙学馆(8-12岁)、弘毅堂(13-17岁)、文德轩(18-22岁,未建设)、研经阁(22岁以上,未建设)五个学部。书院“以诸子经学为核心,注重德育和生活教育,兼修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办院宗旨之一是,“汇通中西,培养现代中国的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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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论语堂内练习书法。摄:Wu Hao/端传媒

2. “靠礼和乐,把一个动物性的人训练成文明的人”

21世纪以来,大陆土壤上掀起的这波儿童读经风潮,很大程度上由台湾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王财贵引领。2001年,王财贵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儿童经典导读的讲座。当时创建了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的冯哲,把这次演讲刻录了几十万张光盘,在中国200多个城市免费赠送。在端传媒记者接触到的新教育践行者中,多数人认为这场讲座对自己“触动很大”。

冯哲认为,在经历了文化断层的中国,读经活动可谓“再造一个中国”。

儿童经典诵读构成了书院教育的核心。其基本理念有一条,“儿童是‘读经’的最适当的年龄:十三岁以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儿童语言文字学习的最佳时期,更是儿童文化素养、高尚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读经以孩子自学为主。第一个阶段是全时段读经,《大学》、《中庸》等等都要读一千遍,读到不思而得;第二个阶段是读史,经史合参,史学是对经学最好的注释;第三步是博览群书,比如《四库全书》。

为孩子选择了读经教育的家长也需要参与到诵读活动之中。按校方要求,家长要各读《论语》、《大学》、《中庸》一百遍,黄帝内经第一章、《学记》这样讲教育的书最好会背,以为孩子形成一个好的氛围。

此种读经方式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少儿读经”的大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必须修炼的童子功;反对者认为,死记硬背是对儿童的一种伤害。各地私塾的问题也正逐渐浮现。《南方周末》曾在2014年报道,在繁衍了三四十家私塾的深圳梧桐山“读经村”,有读了五六年经的孩子,连识字都成问题,背诵的经书也一路忘光了。

冯哲的态度是:读经好,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件事当成全部。

在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课程安排里,除了经典诵读,修身课也是重头戏。这门课程从衣食住行入手,具体到寄宿制日常生活的——怎么洗手、怎么喝水、怎么叠被子、怎么排队、怎么打饭,见到长者要问好、鞠躬、表达敬意,同学间要友爱,别人遇到困难要提供帮助……

“儒家的修身,完全是靠礼和乐把一个动物性的人训练成文明的人,”冯哲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中国文化要考虑群大于己、责任大于自由,为人付出、替人着想。在书院是集体生活,那就由不得个人,为他人服务是一种价值和尊严,必须植根到每个老师和学生心中。

“书院有一句话,观功念恩,观察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别人背后的用心,还常常要升起感恩、感念的心。群体生活就会变得比较温暖。每个人天生都是一个挑错的专家,不习而得。发现别人的美,这需要常常练习。”

儒家讲敬业乐群,讲君子成人之美,养善隐恶、见贤思齐,如何落到实处?

放假或周末时,书院会给学生布置作业:

发现一百美——你要仔细观察,从家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弟弟妹妹,每个人身上发现一百种美;

习劳——你给妈妈做一顿饭,打扫卫生,做菜,洗衣服;

惜福——不浪费粮食,不多买玩具,把衣服磨破了就补补再穿,一定要物尽其用。

身为家长,也得克己复礼。“家长的身教,对孩子影响最大,”评论起“一心当猪,却想让儿女成龙”的家长,冯哲毫不客气,“自己看电视却让孩子进屋学习,自己大鱼大肉却让孩子吃素,孩子周末六点钟起床,自己在睡懒觉。终于周末有时间在一起,为什么不能早起跟孩子一起做运动、做饭、晨读呢?”

3. 唯有儿童可教可救

冯哲的儒家情结由来已久。

1971年,他生在河南一个非常传统的农耕家庭,这构成了他的生命底色。对老、对长、对同辈,不许巧言令色、不许以下犯上,家教严格。在冯哲眼里,爷爷是一个乡士,虽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却是一个“行动的儒家”,中国民间传统中的理念:“孝亲尊师”、“兄友弟恭”、“敦亲睦邻”、“守望相助”,在爷爷身上是活的;父亲是兽医,从小习得《本草纲目》、《唐本草》、《千金方》,在簿子上写工整的繁体字。“儒家在中国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能够真正把这些义理活到身心血肉里去。”

成年后冯哲离开家乡,成为北京一名出版商,哲学、商业、教辅类书籍均有涉猎。因为策划选题,他结识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南怀瑾、任继愈、季羡林、赵朴初、汤一介……钱挣得不少,但他内心隐隐觉得,找不到人生目标。

1999年,冯哲去香港寻找出版机会。在南怀瑾位于香港坚尼地道36B的寓所里,当冯哲一如既往搬出“出版即教育、出版即文化”论时,南先生给了他当头棒喝:以盲导盲,这叫文化投机!尤其大规模编辑出版教辅类图书,无疑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

随后,冯哲读到了包括赵朴初、谢冰心、曹禺、启功等9位全国政协委员于1995年递交的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老人们写道:“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文化罪人。”

于是,冯哲叫来好几辆卡车,把仓库里已经找好销售渠道的一批教辅材料全当废纸卖掉,彻底离开了出版行业投奔教育,因为“唯有儿童可教可救”。

但中国人势必长时间面临一个困境:有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但未必有学术背景,而传统书院从前是求学问道的学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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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论语堂内练习书法。摄:Wu Hao/端传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主任赵法生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中国人反传统反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三代人不懂国学,我们小时候都是批孔过来的。可以说,老师和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很容易把死记硬背教条化。”

在现代化的传统书院,师资是最大的问题。

乘着国学热的东风,书院一面培训老师一面培训学生,至今有教师一百人许,学生两百人,师生比远高于同行。每个班极限15人,配有日常老师是3位。书院的家长们大多数是中产阶层:政界人士、高校教授、企业高管、媒体从业者、家族企业继承人和海外华人,不乏“大领导的孩子”。不认同学校教育,中途撤出来的也有。

相比散落在全国各地近乎孤军作战的同僚,四海书院显得天时地利人和:一来它坐落在教育资源高密度集中的北京海淀区,二来院长冯哲几乎的师友圈几乎涵盖了中国最优质的儒家学者,“几百个文史哲学者,也算是观各路风光了”。

随着十八大以来中G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一再强调,体制内逐渐向四海书院伸来橄榄枝——冯哲承担起朝阳区教委关于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的课题;北师大在筹备建一个针对体制外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国学专业;管辖书院的温泉镇政府多次到访,又是挂牌又是奖励。

“这比较罕见,获得了基层政府的表彰,”冯哲对端传媒记者说,“这是十年前不可想象。”

但他清楚长路漫漫:“中国18岁以下有2.75亿青少年,建校的时候我算过,读私塾的比例大概10万比1,现在私塾多了,也不过1万比1。走私塾这条路的,是极少数家庭。”
(端传媒记者 周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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